制造业企业智能化转型影响企业业绩实证研究

基于制造业企业实证检验证实：制造业企业智能化转型通过竞争战略对企业业绩产生影响。笔者以2013—2019年中国大陆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研究样本的有效数据，在构建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动态面板模型及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制造业企业智能化转型对包含每股收益、总资产收益率在内的企业业绩的影响及竞争战略、内部控制在其中的作用。检验结果证实：制造业企业智能化转型提高了企业业绩；差异化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均中介了制造业企业智能化转型对企业业绩的正向影响；内部控制在制造业企业智能化转型通过差异化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对企业业绩的积极影响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本研究通过实证检验智能化转型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业绩，揭示了智能化转型与企业业绩内在联系的机理，所得结论拓展了现有关于智能化转型、企业业绩方面的学术探讨边际，为企业通过智能化转型提升业绩提供了理论依据。     

资本市场开放与公司费用黏性——基于中华通背景的实证研究

资本市场开放作为影响信息环境的重要指标,对公司费用黏性具有深远影响。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华通标的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中华通政策实施后其对内地标的公司费用黏性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华通开放与公司费用黏性显著负相关,即中华通开放明显抑制了公司费用黏性;中介机制表明,中华通开放主要通过降低管理费用率而抑制了公司费用黏性。上述结果表明,中华通政策实施改善了公司信息环境以及对治理机制具有倒逼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内部控制有效性弱、国企以及外部审计质量差的样本中,中华通开放对公司费用黏性抑制程度更强,进而表明中华通的开放对上述公司样本成本管理效率的提升起到替代性治理效用,其倒逼效果更为显著。这一研究在为中华通影响公司费用黏性提供经验证据的同时,有助于分析资本市场开放之于微观企业的经济后果,亦可更好地理解资本市场对公司行为的影响。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制造业碳排放——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视角

以2012—2020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制造业直接碳排放、间接碳排放和总体碳排放，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数字金融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非国有企业和大企业中数字金融降低制造业碳排放的效应更强；第三，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来降低制造业碳排放，该影响机制在替换数字化转型的指标后依然存在。进一步分析发现，现阶段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主要来源于数字技术进步，数字技术实践应用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研究为数字金融降低制造业碳排放提供了新视角，对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

文章以数字化发展为背景,就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进行机理分析,并通过我国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内生性问题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效应对于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提升风险管控能力、降低代理成本。因此,企业应深入将数字化转型应用于内部控制;政府需要制定和完善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同时,在推动国有企业、非制造业企业以及低融资约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时也要关注制度环境,多举措协调推进。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数字技术正在全面融入经济社会的各领域和全过程，企业经营管理的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本文以2013—2020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降低融资成本两条作用路径提升企业价值。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具有更明显的价值提升效应，而对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则效果不明显。本文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有助于鼓励企业主动推进数字化转型，并为政府部门出台促进数字化建设、努力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企业所得税税负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不同要素密集型企业的分类研究

本文基于制造业各行业受要素驱动的差异性特征,使用2008—2019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税收负担对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制造业的企业所得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从直接效应来看,对制造业企业而言,降低所得税税负并不是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措施;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而言,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研发投入强度在所得税税负影响其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发挥着遮掩效应,降低所得税税负水平有利于促使企业扩大研发投入,并通过该路径显著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而言,降低所得税税负有利于促使企业扩大固定资产投入,进而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     

高管变更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13-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变更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变更显著增加了审计费用，路径分析表明该影响是由新任高管更为强烈的盈余管理行为所致，内部控制可以削弱高管变更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自愿与强制变更都会导致审计费用显著增加，内部控制也仍然可发挥负向调节作用，但盈余管理的中介作用主要体现在强制变更的高管群体中。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变更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更显著。与真实盈余管理相比，新任高管的负向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更大。     

环境不确定性影响了公司费用黏性吗?

本文以2008—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例,基于权变理论与代理理论从费用黏性视角探究环境不确定性与公司成本决策互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情况下管理层不仅倾向保持原有投资,而且制定差异化战略决策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开支,加之不确定环境下管理层与股东间信息不对称加剧导致的管理层自利行为与帝国构建动机增强,使得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费用黏性水平更高。结合高管薪酬激励制度与盈余管理动机发现,较高薪酬业绩敏感性及较强向上盈余管理动机会弱化环境不确定性对费用黏性的正向影响。进一步检验发现,我国费用黏性具有企业价值提升效应,但该效应随企业代理问题的加剧有所弱化。本文理清了环境不确定性下费用黏性的形成过程与内在机理,有助于客观评价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成本决策管理的影响,为提升不确定环境下企业成本管理的有效性提供方向。     

稳定业务关系、会计信息质量与审计费用

稳定的业务关系对于企业防范外部冲击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供应链上的稳定业务关系既可能带来“收益效应”也可能带来“风险效应”,企业的关系特征如何影响审计师审计成本和审计风险值得关注。研究发现,稳定的客户、供应商均能降低审计费用,机制检验发现会计信息质量在稳定业务关系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即稳定业务关系通过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进而降低审计费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在客户/供应商交易占比较高、处于非耐用品行业以及物流成本较高时,稳定业务关系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更显著。研究从供应链视角丰富了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为企业维护稳定供应关系、发挥供应链的监督治理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对实体经济投资的影响研究

数字化转型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实体经济投资,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抑制企业金融化、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和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从而促进企业实体经济投资。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化转型对处于成熟期企业的实体经济投资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在实体经济中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诉讼风险与异常审计费用

本文以2012至2021年国内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风险导向审计理念，研究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水平与异常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并从诉讼风险角度探究了内部控制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越高，异常审计费用越低，并且该关系在会计师事务所为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时更为显著。此外，本文还发现诉讼风险在内部控制与异常审计费用的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因此，企业不断加强内部控制建设不仅能够降低诉讼风险，还有助于降低审计人员对风险的感知。     

数字金融、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基于中国280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本文采用2011—2018年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引入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金融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且在城镇地区更为明显;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抑制了居民消费,且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收入差距在数字金融影响居民消费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在中部地区更为显著.     

内部控制、产权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内部控制的实施约束了经理人的自利行为,从而有助于提升公司的业绩,那么理性的经理人必然会要求将其薪酬与公司的业绩挂钩,从而实现自身报酬的弥补。鉴于此,本文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公司,其管理层薪酬业绩的敏感度也越高,而且,相对于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和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协同性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显示,随着时间的推进,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关系更为密切,说明内控的质量在不断提高。     

超额在职消费、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媒体监督——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界定和计量超额在职消费的基础上,检验了超额在职消费对高管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进而验证了媒体监督对此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会显著削弱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媒体监督能够对此进行有效缓解,且此削弱及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旨在为完善企业在职消费的计量与规范、提升薪酬激励契约有效性提供新的思路。     

垂直专业化分工深化提升制造业效率的路径研究——基于成本路径的中介效应检验北大核心CSSCI

以生产成本、管理成本、交易成本、市场规模为中介变量,探讨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制造业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深化对提升制造业效率的传导途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嵌入"型路径假设下的生产成本变量没有通过中介效应检验。管理成本、市场规模和交易成本是垂直专业化分工提升制造业效率的中介变量。说明当下中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深化并非以"技术嵌入"模式通过降低生产成本的路径提升制造业效率,而是以降低企业管理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扩大制造业市场规模的路径提升制造业效率。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不但直接扩大了制造业的市场需求,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管理和文化嵌入"路径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管理水平,实现了"内部润滑",节约了管理成本;通过"社会制度嵌入"路径促进了市场化进程,实现了"外部润滑",节约了交易成本,整体提升了效率水平。     

财政补贴、企业家信心与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北大核心

本文采用2007年-2020年深沪A股实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心理学视角探讨了财政补贴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补贴显著提振了企业家信心、抑制了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企业家信心在财政补贴与过度金融化之间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深入三者内在的作用机理发现,财政补贴通过提高主业业绩、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激励企业家信心,企业家信心的提升会促使企业增加实体资产投资和创新投入,对金融资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进而有效抑制了过度金融化。考虑产权性质、创新依赖性以及财政补贴类型的异质性,发现企业家信心在财政补贴与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中介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非高技术企业中具有显著性,仅有创新类财政补贴通过激励企业家信心显著抑制了过度金融化。本文对优化宏观经济政策、治理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股票错误定价的机制研究

利用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角度考察了股票错误定价的纠偏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股票错误定价,主要表现为矫正股价低估的定价偏误;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抑制盈余管理以及改善信息披露质量等途径降低股票错误定价;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降低股票错误定价的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投资者异质信念较大以及环境不确定性较强的企业中更显著。     

提高供应商集中度可以抑制股价崩盘风险吗?--基于关系契约治理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2~2020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关系契约理论,考察提高供应商集中度是否有助于企业抑制股价崩盘风险。在控制个体效应、时间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后回归发现:企业提高供应商集中度可以有效抑制股价崩盘风险。考虑内生性问题和更换解释变量后的回归分析保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地,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当企业面临外部事件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时,提高供应商集中度可以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效果更为明显。以上研究发现说明关系契约治理在供应商集中度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的研究为企业如何调整供应商集中度和维护股价稳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企业的财务可持续？——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新发展阶段背景下,实现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可持续对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的颁布为准自然实验,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对制造业企业财务可持续的影响,并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样本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财务可持续,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这一结果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增加信贷资源获取促进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可持续;异质性检验发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财务可持续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成长期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企业所属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财务可持续的促进作用更有效。研究结论为有序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助力制造业企业财务可持续提供参考。     

高管超额薪酬能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吗？

以2010-2021年沪深A股所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企业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以及风险承担对二者间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研发投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符合高管薪酬的有效契约理论，并发现受到超额薪酬激励的管理者会弱化其风险规避行为，提升企业研发投入。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承担在技术密集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存在中介作用，在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与国有企业中未发挥中介作用，甚至在部分行业出现遮掩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