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研究——以燃煤电厂为例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以市场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为导向,集中各方优势助力环境治理。而在第三方治理的实际推进中,存在污染企业骗补和第三方企业治理不严等问题。鉴于此,以燃煤电厂为研究对象,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分析了燃煤电厂、第三方企业和政府的污染治理问题,讨论了不同情景下各主体的行为策略选择。经研究发现,政府监管强度、补贴标准、罚款力度和环境税征收额度等环境规制政策的引导与激励对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的推广有重要意义。提高政府监管强度可以强化罚款政策效率,促进第三方企业严格治理;专项补贴和监管强度的配合增强了政府监管下专项补贴制度的弹性,监管强度、环境税、专项补贴的策略组合比单一政策的实施更有效。     

环境规制背景下绿色产品技术创新多主体演化博弈分析

环境规制背景下,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生产绿色产品是降低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在考虑政府激励、惩罚、监管成本及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本等多因素的基础上,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绿色产品市场企业、政府和消费者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策略演化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补贴、技术创新成本、消费者绿色消费效用等影响企业的策略选择。政府对企业绿色补贴存在最优值,补贴低于最优值时,随政府补贴额度的增加激励效率提高,企业积极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成本的降低、消费者绿色消费心理效用的提高可以刺激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中国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博弈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博弈模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企业、居民、政府三方的利益博弈中探讨中国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策略.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府环境规制政策设计——基于博弈论的视角

传统的环境规制理论视为规制者的政府与被规制的企业之间的信息是对称的,但现实却是不对称的。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府与排污企业之间会进行一系列的博弈,博弈的结果是降低了政府环境规制的效用。为此,政府应进行规制政策创新,激励企业公开污染信息,以提高规制效率。     

考虑公众参与和规制俘获的央地企环境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在环境压力日益增大的情境中,有效的环境治理不仅是提升生态质量的关键,也是确保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基于演化博弈理论,结合规制俘获并引入公众参与作为主要参数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三方博弈模型,探究了各博弈主体的策略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并分析了系统均衡点的稳定性。结论表明：企业选择绿色转型主要取决于转型的成本和收益,在缺乏各级政府监管情况下企业转型收益的提高有利于企业主动转型;中央政府的策略选择受到成本收益的制约,公众环境关注度的增加可以有效推动中央政府选择监督策略;地方政府是否被规制俘获的关键在于其监督成本的高低和对经济的偏好程度。     

企业、银行和政府三方还贷博弈研究

预算软约束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阻碍因素,并影响经济转型期的政企、银企关系,而政府对于债务的软预算约束是企业信贷违约的原因之一,根据企业还贷过程中相关利益者的相互博弈,建立一个企业、银行、政府之间三方博弈模型来分析它们之间的行为及其目标差异对企业信贷违约的影响。模型分析表明：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通过补贴银行和企业来实施对企业还贷的软预算约束,而银行在衡量了政府补贴和清算得失之后有可能对企业再贷款。解决预算软约束和企业信贷违约的关键在于＂政府、银行、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企业完全按市场化运作,建立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让政府从企业中逐步退出,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环境,从而降低企业的信贷违约的概率。     

创业补贴下农民工寻租行为的博弈分析

在政府利好政策和创业补贴驱动下,理性的农民工创业者作为信息优势的一方,是否谎报或寻租会考虑自身的成本与效益。本文首先分析了农民工创业者和政府执行部门寻租的成本效益,接着构建了农民工创业者之间的博弈模型、农民工创业者与执行部门的双边寻租博弈模型以及加上领导监管部门的三方非合作博弈模型,然后通过农民工创业者的实证调查对研究结论进行了补充,最后提出了规范创业补贴分配秩序方面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当独立的两个农民工创业者进行"一级密封价格拍卖"的博弈时,如果他们都选择寻租,优惠政策和补贴将在双方之间随机地分配,最终单独的任意个农民工创业者寻租的贿金成本是寻租带来价值的一半。在没有第三方监督的情况下,不管农民工创业者以多少的概率选择谎报和寻租,政府执行部门都会接受寻租并发放补贴。当越多的农民工创业者参与寻租的行列中,政府执行部门因为接受寻租而得到更高的收益。为了维持资源的合理分配,领导监管部门进行监督时,农民工创业者和执行部门会以一定的概率选择是否寻租或设租,而加大惩罚力度会减少寻租行为的发生。     

环保创新补贴和环境税约束下的企业自主创新行为

进行环境技术创新、实施清洁生产,是企业突破环境限制、应对环境规制、履行社会责任、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基于环境税和环保技术创新补贴相结合的环境规制制度,建立了环境规制约束下的企业三阶段自主创新模型,运用逆向归纳法,分析了企业自主创新行为。结果发现：以技术创新为手段化解环境规制,可以提高企业市场份额,在两企业都进行环保技术创新的情况下,最优环境税总是小于排污对环境的边际损害;对环保技术创新既可以进行补贴,也可以进行征税,这主要依赖于污染对环境边际损害的大小。因此,谁率先实施环保技术创新,谁就可以优先于竞争者在市场中获得更多的“货币投票”,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加强环境规制来刺激企业进行环保技术创新。     

自愿型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生存？

作为传统环境规制的重要补充，自愿型环境规制旨在鼓励企业在政府强制要求之外承担额外的环境责任。不同于以往的短期效果研究，本文从企业生存的长期视角讨论了自愿型环境规制的治理效果。基于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披露的绿色认证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了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有显著提升作用；自愿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增加政府补贴和改善政企关系提升企业生存能力；自愿型环境规制更有助于提升非国有企业和高污染企业生存能力，且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越大，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的提升作用越强。以上结论不仅为自愿型环境规制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政策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还能为政府优化环境规制体系设计提供重要依据。     

碳交易机制下政府监管和企业排放的博弈研究

本文构建了碳交易机制下政府和企业的动态博弈模型,基于各自的预期效用研究不同参数的变化对企业违规排放和政府核查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碳交易机制下企业获取的初始配额会影响企业违规排放的概率,同时,过低的碳排放配额价格不利于提高企业的交易积极性,进而降低企业违规排放的动机;政府环境规制部门一方面要加大对违规排放企业的执法力度,另一方面也要放大不违规排放企业的效用.     

企业的环境责任与环境绩效评估

企业相关的利益团体越来越重视企业的环境责任。环境绩效评估系统可以通过企业经营者、投资人与政府等相。关利益团体的不同角度,以系统的和整体的方法体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架构。本文探讨了环境绩效评估的意义和方法,分析了环境绩效评估对企业环境责任实施的作用。     

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识别系统中的环境形象设计

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社会市场营销观念的指导下,企业必须自觉、主动地关注环境问题,遵循环境道德伦理,履行应尽的环境责任,并融入、体现在企业识别系统设计中,塑造良好的企业环境形象,才能赢得市场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企业环保投入与环境绩效——机理与实证分析

基于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检验企业环保支出是否有效提高了企业环境绩效.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环保投入与环境绩效正相关,但相关性不显著.环保投入对公司环境绩效的作用受公司规模的影响,公司规模较大的企业能够通过规模效应提高企业环保投入的环境治理绩效,而规模较小的公司受限于自身资源条件,未能充分发挥环保投入的环境治理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内控显著提高了环保投入对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而外部治理强度对环保投入与环境绩效的影响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有利于企业因地制宜,提高企业的环保投入治理水平.     

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环境战略选择分析

企业要综合权衡比较环境规制与企业内外部因素对成本和差异化的影响,进而选择适当的企业环境战略,来缓解企业成本增加的压力,提高产品的差异化能力,最终提高企业竞争力。随着环境规制的类型、强度和实施情况等环境规制政策的变化,企业环境战略的选择也会发生转型和升级。     

基于循环经济的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研究

面对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研究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文章将循环经济的理论应用于企业环境成本控制中,分析了循环经济与环境成本控制的关系,论证了循环经济能促进环境成本内生化,是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方法基础.论文针对当前我国企业环境成本管理中存在的管理体制不健全、成本收益不匹配及信息披露不充分等问题,从循环经济的视角出发,提出了提高自然资源初始价格和污染物排放成本、开征环境保护税等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改进措施.     

基于环境规制视阈的企业环境责任缺失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伴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也越来越突出。企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者,这是企业典型的负外部性行为。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和企业典型的经济理性,使得企业并不会有效内化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外部成本。这是企业环境责任缺失的表现,也是市场失灵的结果。这需要政府的介入,实施环境规制。但政府并非是完美的,在环境规制过程中出现企业与政府的互动和政府行为的外部性等现象,这也是地方放政府“经济理性”的表现。其互动结果使得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所谓的“利益集团”．地方政府成为企业环境污染的保护伞,这是企业环境责任缺失的深层次原因,从而进一步造成环境责任的缺失。     

环境规制、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基于"波特假说"和双元理论,以双元创新为中介变量,以环境动态性为调节变量,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内在影响机理,通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1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支持了"波特假说";(2)探索式创新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开发式创新在两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未得到显著性体现;(3)环境动态性不仅增强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强化了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分别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     

地理位置、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转型

关注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波特假说越来越受到我国政府和学者的重视.文章将地理位置纳入波特假说的分析框架中,从融资约束和市场需求的角度考察了不同地理位置的公司在环境规制下的创新转型行为.研究发现,环境规制越严厉,越有助于提升污染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进而促进企业转型;与地处中心城市的企业相比,处于偏远地理位置的企业创新投入水平较低,环境规制对偏远地区企业创新转型的积极作用较弱.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通过政府财政补贴的方式可以缓解偏远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和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促使其在环境规制背景下顺利实现创新转型.文章的研究有助于深刻认识全面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战略所面临的阻力,而且为我国的“城市圈”扩容建设以及财政补贴资金向偏远地区倾斜提供了微观证据支持.     

知识管理企业环境支持条件分析

本文分析探讨了知识管理的企业环境支持条件,并对知识管理的具体运作环境建设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基于环境管理的企业绿色营销对策

环境管理与绿色营销是企业的新经营理念，其主要针对两个方面：一是防止生产经营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二是在经营活动中保护生产经营资源。企业环境管理与绿色营销的基本对策是建立环境管理监控体系，采取开发绿色产品、提供绿色服务、争取绿色标志等环境管理和绿色营销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