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背景下现代企业的社会责任研究--基于环境资本依赖视角

中国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企业应承担主要责任，正是由于污染负外部性使企业依赖环境资本获得超级收益。文章从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的角度出发，首先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模型，分析了环境资本对企业最高收益的影响，发现加入环境资本的三重路径依赖与传统双重路径依赖的资源最优化配置存在差异。其次文章依据污染强度区分行业异质性，运用DEA方法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发现考虑了环境资本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普遍下降，进一步印证了环境资本对企业发展的额外贡献。研究发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克服典型的经济理性，内化环境污染成本，转变为“环境经济人”。同时政府需要实施环境规制，并防止企业发生寻租行为，从体制政策和市场调节多方面入手，提高现代企业主动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的自觉性，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异质性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如何影响碳排放？

中国式分权治理的制度背景下,环境规制成为地区间流动性资源争夺的博弈手段,明晰异质性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效应是解释环境规制非完全执行现象的关键所在。论文将环境规制策略互动与碳排放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就区域间环境规制的策略性行为及其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规范性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省域间异质性环境规制存在显著的空间策略互动,市场型和环保型环境规制呈现互补性策略互动,而行政型、公众型和技术型环境规制则表现为替代性策略互动;纯粹的环境规制整体上具有碳排放抑制效应,而异质性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对碳排放的影响则存在明显差异,“以邻为壑”现象普遍存在;地方政府竞争参与进一步诱发环境规制策略互动的“逐底效应”和“绿色悖论”难题,最终表现出显著的碳排放促增效果。论文据此提出,中国在破解环境规制绿色悖论的过程中,需要匡正地方政府无序竞争行为并改革中国分权激励机制,建立区域协同治理模式,同时强化异质性环境规制的多元化实施路径,加速区域协同治理进程。     

地方环境规制中的代际公平问题研究

代际公平问题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福利和资源分配问题,是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标准之一。在地方层面,由于代际市场的缺失以及代内决策者的有限理性,环境规制很难避免代际外部性和代际利益冲突的产生。结合我国转轨时期的现实背景,对地方环境规制中的代际公平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     

企业社会责任与政府规制问题研究

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企业、政府发挥着各不相同但又不可或缺的作用,现阶段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现象严重,同时,政府在规制企业行为过程中存在着不作为现象,其结果是和谐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断裂.本文认为,要矫正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必须诉求于政府规制,但同时也要对政府行为进行必要规制,减少规制失灵现象,提高规制效率,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     

合法性视域下企业社会责任促进策略研究

目前,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多以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经济理性为基础,忽视了企业所处的社会情境、多元价值观社会体系以及制度环境对企业的规制、规范和认知作用。制度环境中的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认知压力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感知企业社会责任合法性对企业社会责任作用过程也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合法性压力-合法性观察者-企业行为这一制度理性作用路径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内在价值,并据此提出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安排。     

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综述

近年来我国环境问题虽得到较大改善,但也暴露出很多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已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企业是环境治理的主体,其绿色发展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尤为关键。环境规制作为政府进行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文章将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有利于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高社会效益。     

企业环境行为的经济分析

企业既是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也是环境保护的主战场.如何激励企业采取合理的环境行为来认知和承担自身造成的"负外部性",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对企业面对来自政府、公众、市场等方面的压力时采取的环境行为进行了经济学分析,识别影响企业改善环境行为的关键因素,为政府制订有效的环境政策提供决策支持.     

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

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各界学者开始探索造成企业环境污染的因素,试图通过技术改进减少污染。尤其自1991年“波特假说”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以“波特假说”为理论背景,基于中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以研发人员数量为控制变量,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激励作用;在增加控制变量后,环境规制强度对于提高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可见,“波特假说”适用于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最后,根据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现状,提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和产业研发投入相关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随环境污染表现出多因性、跨界性、时滞性、复杂性和破坏性特征,环境规制也呈现规制主体多元化、规制手段综合化及规制强度扩大化等特点。本文以企业成长周期理论为依据,从研发及生产、环境治理投入、污染治理措施及企业环境战略决策等方面分析不同发展阶段环境规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地方政府“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减排效应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策略的调节效应

加强环境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协同治理，是“双碳”目标下实现企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以2013—2020年高碳企业为样本，采用多期差分模型考察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碳交易制度对企业碳排放的协同治理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在碳排放权交易与环境规制的双重影响下，高碳企业的碳排放量显著下降。调节效应分析显示，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策略会导致企业碳排放量增大，而碳交易制度在环境规制策略与企业碳排放量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碳交易市场机制的建立能够有效缓解环境规制执行中的策略选择缺陷。空间杜宾模型的研究显示，环境规制与碳交易制度的减排作用具有负向的空间相关性，地方政府规制策略对企业碳排放的消极影响具有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在这种空间相关性下，碳交易制度的负向溢出效应依然可以纠正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给企业减排带来的不利影响。     

政治关联、利益交换与地方政府环境业绩评价

由于政治关联的存在,地方政府与部分具有政治关联的被规制企业易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损害第三方居民的利益,甚至引发环境事件。建立地方政府的环境业绩评价体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式之一。分析地方政府、被规制企业与居民三者之间利益交换关系,从生态权益、环境质量与环境治理三个维度构建的地方政府环境业绩评价体系,可以全面反映地区生态环境情况,从而提高地方环境管理业绩,改善地方环境,并为评价地方政府环境业绩提供了有效参考。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污染产业转移视角下FDI环境外部性的跨界效应

通过FDI方式的污染产业转移会产生环境负外部性,在空间上存在跨界效应.这体现在承接污染产业会直接带来环境污染,从而引起居民福利的大量损失,而且还会因为自然因素导致跨界污染.目前,FDI的环境影响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但有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许多地方政府为吸引FDI而进行的环境竞争,对这种跨界效应会起到相当的放大作用.因而需要采取调整政府人员业绩考核机制、鼓励地方政府增加环境投资、中西部地区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划要求制定分类的FDI环境管理政策、实行跨区域联合治理等措施,尽可能减少甚至消除FDI环境外部性的跨界效应.     

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公众关注度和市场进程的调节作用

“波特假说”有效性一直是学术界颇具争议的话题，然而现有文献对于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讨论较少，也缺乏对其作用情景因素的关注。基于2011—2019年730家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我国上市企业在市场化进程影响下，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公众关注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公众关注度在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公众关注度和市场化进程交互项结果表明，企业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时，公众关注度对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结论不仅丰富了“波特假说”相关研究，还为我国企业提高信息共享意识以及政府优化市场环境提供了微观证据。     

CEO学术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环境注意力配置与产学研合作赋能双重视角

从高阶理论出发,结合注意力基础观和资源基础观,围绕CEO学术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驱动效应及其具体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与不具备学术经历的CEO相比,具备学术经历的CEO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当CEO在学术经历中取得较高职称、具有工科背景、任职于高层次学术机构时,这种效应更加显著;公司所在地较高的社会信任水平、儒家文化氛围能够增强CEO学术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效应。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具有学术经历的CEO能够在企业绿色创新中发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双重作用,并通过提高环境注意力,促进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结论可为企业从高管选聘视角提高绿色创新水平提供参考。     

中国环境税制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实施环境税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本文介绍了环境税的理论基础,分析了中国环境税制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认为中国现行有关环境保护的税费政策,由于存在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现有涉及环保的税种中有关环保的规定不健全、考虑环境保护因素的税收优惠单一等问题,其力度和系统性不足以形成对环境的保护。并对中国环境税制度建设对策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在将部分排污费改为环境污染税,征水污染税、二氧化硫税和垃圾税,使其成为中国环境税的主体税种的基础上,调整现行资源税和消费税,构建中国环境税收体系的对策。     

排污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环保行为的传导机制研究

从企业的目标函数和生产函数两个角度出发,分析了排污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环保行为的影响机理,并讨论了排污权交易政策下企业的环保行为选择。研究发现：排污权交易政策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本要素分配,从而影响企业环境资源的使用成本,进而影响企业的生产和环保行为决策;在排污权交易政策的作用下,企业主要采取不同的污染治理投资策略来满足该政策的规制。基于此,政府应制定配套政策和措施,引导企业沿着“政策遵从—环保投资策略—新环保技术采纳”的行为选择路径进行行为决策,以实现排污权交易政策的目标。     

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动态博弈分析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保护环境的激励政策和相关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人口的压力,资源的短缺,环境的胁迫,生态的危机,这一系列的世界性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急需考虑并解决的问题。为了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保护环境的激励政策和相关措施,但由于外部性和公共产品属性等因素的存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市场失灵。为了探求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本文利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进一步考虑财政补贴、税收、罚金等系数对企业支付函效的影响,在更为一般的条件下分别建立政府监管部门和企业的完全信息条件下静态博弈模型和无限阶段重复博弈模型,并且讨论了多种因素对局中人的影响,并导出企业的最优策略和纳什均衡解,以揭示环境治理政策设计的经济机理和提出优化我国节能减排政府政策设计的一系列政策建议,旨在为提高我国节能减排政府政策设计的效果提供理论论证和现实见解。     

企业所有制结构与区域工业污染——基于我国2003～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

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法,选取我国2003～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商港澳台企业与区域工业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商港澳台企业的环境污染效应均为正,这三类企业的发展均会导致环境状况恶化;征收排污税可以改善环境,而工业污染源治理资金的投入却并未带来相应的环保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