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装备制造业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产业集聚的调节作用

京津冀产业政策对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具有重要影响, 产业集聚作为产业结构特征, 会对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绩效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本文选取了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 对产业政策、产业集聚、技术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研究发现, 税收优惠、创新补贴对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负向影响; 专业化集聚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具有“倒U型” 关系, 多样化集聚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正U型” 关系; 专业化集聚对税收优惠、创新补贴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多样化集聚的调节作用则不显著。     

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对制造业“清洁化”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的验证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在实现高速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为了应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各国普遍对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实施了环境规制。那么,严格的环境规制真的能促进制造业的“清洁化”吗？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9～2013年的制造业数据,对中国制造业“清洁化”高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并通过构建GM（1,1）模型进行预测,并得到结论：环境规制是影响制造业“清洁化”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但是,环境规制强度与制造业“清洁化”高度呈“剪刀差”现象。     

中部6省制造业“新型化”比较与评价

本文在制造业“新型化”五维评价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多种均值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偏好比率法,信息熵组合赋权和灰色关联投影法综合评价模型,对中部6省制造业“新型化”水平和制造业的经济创造能力、科技创新能力、资源节约能力、环境保护能力、社会服务能力做全面的比较和评价。结果显示,从纵向看,“十二五”期间,中部6省制造业“新型化”程度稳中有增;从横向来看,中部6省制造业“新型化”水平呈阶梯状分布,省域之间差异较大,且制造业“新型化”五维层面统筹不协调。最后,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制造业产品质量供需结构及供给效率演化研究

在质量供需结构失衡的背景下,本文基于质量内生决定模型,引用海关贸易数据测度2005～2019年制造业产品质量需求水平和质量供给能力,综合评估制造业产品质量供需结构,并运用SBM模型测算制造业产品质量供给效率。研究发现：质量需求水平和质量供给能力逐年提升并呈现联动式的周期波动,质量供需结构呈现“需求拉动－供给推动－供需均衡”螺旋式上升态势,现阶段属于高需求拉动型结构。质量供给效率与质量供需结构发展阶段存在关联性：供给效率呈现“供给推动阶段＞供需亚均衡阶段＞供需均衡阶段＞需求拉动阶段”。政府需通过产业政策和财税政策进行外部刺激,鼓励企业释放质量供给提升潜力,用“高质量”换取“高效益”。     

基于 SBM-Tobit 模型的贸易技术溢出对我国制造业的影响分析

我国制造业始终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亟待通过技术创新进行转型升级,而“走出去,引进来”贸易战略下的技术溢出是驱动技术创新的动力源。针对此,本文将双向贸易技术溢出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内,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为基础,从进出口两个层面阐释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传导路径,及其对制造业的影响机制;同时,选定2009～2019年我国制造业时间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利用超效率DEA－SBM测度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并在此基础上,采用 Tobit 模型实证分析了贸易技术溢出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显著影响,以此为国际贸易政策的优化设计提供有效支撑。     

环境规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东北老工业基地波特效应再检验

“既要青山绿水， 也要金山银山”， 要求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做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在环境规制日渐严格的压力下， 对资源严重依赖型的东北老工业基地， “波特假说” 还能否成立？ 本文运用 DEA－SBM－Malmquist 模型评估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分析环境规制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创新效率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推动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与创新效率的提高， 对经济发展具有助推的潜力， 环境规制通过直接作用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与创新效率， 进而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 “波特假说”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可以成立。     

我国汽车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路径分析

“十三五” 时期是我国增长、 转型和改革高度融合的新阶段, 创新驱动是我国汽车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 本文利用我国汽车制造业沪深上市公司 2013～2015 年的数据, 运用相关模型和方法对其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路径以及技术创新产出的中介模型进行分析。 通过研究发现：R&D 投入、 技术人员投入对经济绩效有滞后2 年的影响; 技术创新产出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提升创新绩效的最佳路径是增加技术创新投入, 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路径明显, 潜力绩效不显著。 文章最后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制造业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模式选择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东道国的视角分析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并采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国家的市场潜力越大、基础设施情况越好、自然资源禀赋越丰裕,中国制造业企业越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模式;而“一带一路”国家的技术水平越高,中国制造业企业越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模式。政府应提高海外投资信息服务水平,为企业深入了解东道国环境从而做出正确的投资模式提供便利。     

环境规制、FDI 与技术创新——基于空间计量学的经验分析

在幅员辽阔、省域差异明显的中国,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省域环境规制、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本文构建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面板模型,选取2006~2015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3）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作用,但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呈现正“U”型动态变化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加强省域间环境规制的空间联动和环境污染监督,提高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门槛”,对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融资结构与中国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

本文以 “一带一路” 形成的准自然实验为切入点, 运用2011～2017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年度微观数据并采用DID和PSM-DID模型探究其对中国上市企业TFP的影响, 分析了二者之间作用系的机制效应。 研究发现： （1） “一带一路” 倡议促进了中国沿线省域上市企业的TFP; （2） 相比外资企业而言, “一带一路” 倡议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TFP的影响更为明显; 相比中小微企业而言, “一带一路” 倡议对大规模企业TFP激励效应更大; （3） 当内源融资与股权融资不足以支撑企业经营发展时, “一带一路” 倡议会通过挤出银行贷款来增加商业信用融资, 从而影响企业TFP。     

制药企业环境绩效的统计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首先运用 DEA-Malmquist 方法分析“十二五”期间制药业企业的环境绩效,再引入Bootstrap-DEA 方法进行纠偏并给出置信区间,并选用分位数回归对制药业企业环境绩效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得出结论：“十二五”期间制药业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主要是技术进步的作用。分位数回归显示企业的经济规模、企业技术成熟度、企业的环保意识及公共压力都会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且分位数回归全面展示了各因素的作用属性,所得到的结论更符合现实。     

开放经济视角下国家创新效率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创新效率研究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一大主题, 本文从 “瑞典悖论” 出发, 探究 “金砖国家” 是否存在 “瑞典悖论” 现象, 并试图从开放经济视角对部分国家存在的产出与投入不相匹配的现象进行解答。 本文根据 36 个国家 2013～2017 年的数据, 构造了创新效率评价的投入产出体系, 用超效率 DEA 方法, 分别计算出这些国家5 年内的技术创新效率、 经济创新效率和综合创新效率, 并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其它 “金砖国家” 的差异。 将计算出来的效率值与相关影响因素进行 Tobit 回归分析, 找出了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 并通过构建交叉项的方法, 区分了发达大国、 发达小国和 “金砖国家” 的不同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的经济创新效率连续几年表现良好, 在2017 年居于首位, 而技术创新效率稍有不足, 原因在于科技论文产出成果还不能与快速发展的GDP 水平相匹配。 研究通过创新效率计算和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发现部分国家存在着高投入和相对低产出的问题, 印证了 “瑞典悖论”的存在, 并根据研究经济开放性与创新活动的相关性, 对创新效率测量及创新模式进行反思。     

工业机器人对中国制造业的就业效应

从2013年起, 我国已经连续5 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 在促进我国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 “机器换人” 引发的制造业劳动力失业问题也引起广泛的争论。 本文运用我国 2012～2017 年工业机器人进出口数据, 依据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等理论分析了工业机器人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 研究发现, 在我国各省份地区, 工业机器人对整体制造业就业有显著的破坏效应, 在沿海省份地区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非技术劳动就业的破坏效应尤为突出。 并且, 在我国要素扭曲度较高的省份地区, 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就业的破坏效应相对更大。 因此, 为了缓解这种破坏效应, 本文认为我国应该加快制造业劳动力结构转型升级, 提升制造业非技能劳动力技能水平, 提高要素市场化发展水平。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启示——基于Meta回归技术的多重误设定偏差分析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促进说”、“抑制说 ”和“不确定说”均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本文运用定量文献研究中的Meta回归技术,以 28篇重要文献中的100个观测样本为研究对象,多层面、多角度地探讨了导致不同研究结论 的原因。通过对影响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关系的误设定偏差分析及10个相关假设的检验,从 样本、方法、变量和文献发表特征4个方面获取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调节因素。研究认为,由 于纳入文献中的调节因素不同、调节因素的作用不同,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差异。这一发现有 助于理解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为今后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参考。     

“一带一路” 国家交通基础设施质量与我国机械制造业出口研究——基于随机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探讨 “一带一路” 国家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我国机械制造业出口的影响。 利用 UNCTAD 数据库2011～2017 年我国机械制造业出口的面板数据, 构建引入交通基础设施变量的扩展引力模型, 探究沿线国家交通基础设施质量改善能否促进我国机械制造业出口, 经 Hausman 检验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实证结果表明： （1） 总体而言, “一带一路” 国家交通基础设施质量改善能够促进我国机械制造业对其出 口; （2） 沿线国家海港和铁路基础设施质量改善对我国机械制造业出口起显著推动作用, 航空和公路基础设施质量改善会抑制我国机械制造业对其出口, 但抑制作用不显著; （3） 西亚和中东欧地区交通基础设施质量改善对我国机械制造业出口影响并不显著。 南亚和独联体地区海港和铁路交通基础设施质量改善能显著提升我国机械制造业出口, 航空和公路基础设施质量改善则产生负向影响。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走出去”的能力评价实证研究

《中国制造2025》中，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带动相关产业协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国家重点发展产业。本文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走出去” 的发展目标为出发点， 通过梳理文献， 选择“走出去” 能力的评价指标并构建模型进行计算， 得出技术创新能力是“走出去” 的决定性因素， 创新能力越强， “走出去” 的能力越强的结论， 并提出了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各重点领域应建立战略联盟、投资建厂、依附工业出口、国际平台推广， 也应吸引国际人才， 建设品牌， 提升“ 走出去” 的能力的对策建议。     

外部知识源异质性对企业工艺和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 中国正处于由 “中国制造” 向 “中国智造” 的转型关口。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通过获取外部知识, 提高自身的工艺和产品创新水平。 然而, 鲜有研究讨论不同知识源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工艺创新绩效和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异同。 因此,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所提供的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 基于 Pavitt 产业部门分类法, 运用双变量 Probit 模型, 分别考察企业工艺和产品创新绩效与供应商、 用户、 同行、 大学及科研机构这4 种外部知识源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 由于制造业企业上游供应商企业创新能力低下, 仅用户、 同行、 大学及科研机构这3 种知识源对企业工艺和产品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其中, 规模集约部门企业利用同行的技术知识, 以及时刻关注竞争对手的创新动态, 对企业工艺创新有着正向促进作用; 专业供应商部门企业通过与用户密切合作加速创新成果商业转化, 促进企业产品创新。     

“互联网＋”与金融结构变迁——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大数据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互联网＋” 计划指明了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进行深度融合的产业调整发展方向， 故探索 “互联网＋” 对我国金融结构变迁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利用中国 31 个省 （市、 自治区） 2005～2016 年的面板数据， 采用 SYS－GMM 计量分析方法， 研究 “互联网＋” 对我国金融结构变迁的作用。 得出结论如下： 从全国层面来看， “互联网＋” 对金融结构的变迁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从区域层面来看， 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 “互联网＋” 对金融结构的变迁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中部地区的 “互联网＋” 对金融结构的变迁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最后， 依据实证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基于“十二五”时期国企改革的效果评价

“十二五”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走出去”进程加快,国有企业以及作为“精锐部队”的中央企业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增加,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力已不可同日而语。深化国企改革,既是中国国有企业自身的战略需要,更是国家发展大战略的客观要求。本文基于中央企业在2011～2015年间的财务数据,构建了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四维评价体系,并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33家中央企业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探析“十二五”期间国企改革的进展和成效。     

中国制造业就业动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以企业层面就业创造、损失和再配置为核心的就业动态是分析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和宏观就业变化的一个微观基础。本文使用中国1998—2008年工业企业数据计量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就业动态的特征及其背后的逻辑。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就业再配置率为27.2%,新成立企业就业创造率为5.1%,消亡企业的就业损失率为2.3%,就业创造比就业损失有更快的市场反应,显示了就业动态的良性特征;制造业不同行业之间的就业再配置率为23.6%,就业动态70%以上属于行业内的就业再配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克服薄面板数据截面相依性的问题,本文强调了就业动态的影响机制,出口对就业创造的贡献最大,并且主要影响行业之间的就业动态;企业平均规模越小的行业,就业创造、损失及再配置的变动更大;劳动生产率虽然对短期的就业创造有负向影响,但长期看提高了产出,增加了新的就业岗位需求。就业动态的特征及影响因素显示经济增长及运行的变化对企业就业需求的影响得到了快速体现,劳动力市场机制的政策调整必须考虑企业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