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与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的比较分析

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经济能力、社会保障和个体差异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并针对研究对象的特点,扩展分析了家庭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消费行为的作用机制,同时与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行为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子女数量和受教育年限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情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是否是新生代农民工、样本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收入水平及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消费具有显著作用。此外,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和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母亲受教育年限及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消费具有重要影响。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本文依据江苏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分析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收入水平、社会资本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在城市融入程度的不同分布水平上,受教育水平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差异更大,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作用更大。因此,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必须考虑两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影响因素上的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缘何进行地位消费?——基于城市认同视角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受城市和农村双重生活环境与文化的影响,在消费形式上呈现出与自我身份"不匹配"的现象,他们更倾向于关注城市群体的消费趋势,以期通过地位消费获取市民的认同,融入城市群体。本文以城市融入意愿为中介变量,社会比较信息关注度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与地位消费意愿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城市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在城市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社会比较信息关注度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与地位消费意愿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认同、归属与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重庆市的调研数据

本文利用重庆市主城区659份新生代农民工样本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身份认同、城市归属感、发展预期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身份认同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归属感因素中的城市满意度和与本地人交往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发展预期因素中,职业发展预期和社会保障预期的提高均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要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应着力破解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障碍,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     

认同、归属与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重庆市的调研数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重庆市主城区659份新生代农民工样本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身份认同、城市归属感、发展预期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身份认同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归属感因素中的城市满意度和与本地人交往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发展预期因素中,职业发展预期和社会保障预期的提高均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要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应着力破解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障碍,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影响因素的最优尺度分析——以沈阳市为例

本文运用2011年针对辽宁省沈阳市964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利用最优尺度分析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就业前接受培训情况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显著因素.同时,不同年龄、不同学历水平、不同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差异,需要区别对待.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务工收入的逆向作用机制分析——基于全国31省份4268份调查问卷

现有研究对收入和消费的关注多停留在收入影响消费的单向逻辑上,鲜有研究认识到消费对收入的逆向作用。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利用4268份调查数据,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拓展性人力资本与务工收入状态间的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其务工收入状态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相对于基础性人力资本,拓展性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状态的正向作用更大;拓展性人力资本在教育型文化消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状态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本文提出政府要加强文化消费市场建设,重视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的开发,大众传媒要广泛传播教育型文化消费的重要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要将文化消费的重点放在教育型消费支出上等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对珠江三角洲961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扩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多种人力资本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培训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最主要因素,接受1个月以上的培训会使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增长11.2%;工作经验每增加1年,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增长8.9%;工作经验的平方与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呈倒U型曲线关系;受教育年限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每增加1年的正规教育,仅使其非农收入增长2.1%;业余文化支出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很小。本文研究结论解释了现阶段广大农村对基础教育不够重视的根本原因。     

个人工资水平、家庭迁移特征与农民工城市消费--留城意愿的调节和中介作用分析

农民工城市消费受到个人与家庭决策两方面的影响。本研究构建了包括个人工资水平、家庭迁移特征与留城意愿的农民工城市消费理论框架,结合5省3524名农民工的专项调研数据,探讨个人与家庭特征对农民工个人城市消费的影响,并深入探讨两类特征对农民工个人城市消费的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对其城市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尤其是发展与享受型消费;第二,留城意愿对农民工城市消费水平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迁移家庭完整度对其消费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留城意愿间接地促进农民工的城市消费;第三,留城意愿在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与其城市消费之间起着正向调节作用,即农民工留城意愿越强,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正向促进作用越大。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农民意愿研究——基于个人特征、外出务工特征的分析

本文利用调查数据和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意愿进行了考察,并对影响其意愿的个体特征和外出务工特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28.6%的新生代农民工有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对其职业农民意愿选择影响整体不明显,只有性别因素影响显著;从外出务工特征看,职业类别、收入、城市社会关系网、流动迁移模式均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做职业农民意愿相关,具体而言,务工职业层次和职业声望低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比例相对较高,务工收入水平越低者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意愿越强,在城市业缘关系和朋友关系广者倾向留城发展,举家外出务工者更倾向留城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适应状况研究

在进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适应状况调查的基础上,运用二元正态l ogi t模型,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生活环境和自我认同状况对城市文化适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渴望获得劳动报酬、人品被认可、生活方式被认可、缺乏基本保障、认可自己与城市人一样,以及对城市文化适应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十分显著,相比较而言,模仿城市人的行为、与城市人经常相处、工作被认可、感觉经济困难和向往城市生活的影响则并不显著。分析了各种影响农民工对城市文化适应的因素,并对农民工的城市文化适应和发展方向作出了合理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缘何不愿回乡务农——来自长三角农民工的调查实证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返乡务农关系到我国农业劳动力队伍的稳定和未来粮食安全。课题组通过长三角1327位新生代农民工访谈调研发现,他们绝大多数不愿回乡从事农业。针对这一选择行为,文章运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予以了剖析,结果发现:年龄和务农经历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务农选择的首要因素;他们不愿意回乡务农更多看重的是在城市收入和将来子女教育;另外,城市融入度认知及被歧视状况对其选择也具有显著影响。     

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江苏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对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目前江苏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总体上已经达到"半"市民化以上的水平,但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Gfilds分解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内部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受教育水平、收入、社会资本和外出务工目的;进一步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89.03%应归结为禀赋差异,系数差异所导致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仅占10.94%。     

城市规模、人力资本积累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

本研究运用得分倾向值匹配(PSM)方法,分析了不同城市规模下人力资本积累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中小城市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但是在大城市这种影响并不显著。而且,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中小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具有显著正影响。在运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测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后,本文运用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QTEs),分析了不同城市融入程度下人力资本积累对城市融入决定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城市融入意愿不足时,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会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决定,而且在大城市这种影响要高于在中小城市。相应的政策含义是,在放开中小城市户籍限制后,如果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中小城市,采取多方人力资本投入机制,增强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手段。     

重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农民意愿研究

基于重庆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当职业农民的问卷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当职业农民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男性农民工更加愿意当职业农民,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越高,当职业农民的意愿越强。城市务工地离家越远,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当职业农民的意愿就越强;亲属具有政治关系时,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当职业农民的意愿就越强。家人价值观念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当职业农民有显著影响,家人赞成时,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当职业农民的意愿越强。务工收入越高,新生代农民工当职业农民的意愿就越弱;在土地已出租或被征收时,新生代农民工当职业农民的意愿也较弱。     

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温州的调查

本文通过分析温州农民工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的定居地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多数农民工选择回老家的城市定居,城市化意愿强烈,县城和地级市等中等规模城市是农民工选择定居的主要城市类型;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婚姻状况、社会融入程度、来源地与定居地距离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定居地选择意愿;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举家外出打工、婚姻状况以及来源地发展程度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工定居地的城乡选择意愿以及城市类型选择意愿。本文还发现,外出打工时间对农民工的定居地选择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学历、工作经验、能力和收入等个人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民化进程,并且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产生了较大阻力。优化新生代农民工个人条件和完善社会制度对促进其市民化具有重要意义。论述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提出了相关建议,以供参考。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辽宁省三类城市的考察

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辽宁省三类城市的656名在城务工新生代农民的创业选择意愿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与其人口学特征、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社会网络状况、务工经历中的人力资本提升等4个方面相关。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耕地面积、外出务工的朋友个数、有亲朋好友担任公务员、教师、医生以及与当地人的融洽相处等变量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正相关;新生代农民工不同年龄阶段、是否拥有技能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培训、月工资收入水平与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负相关;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型就业意愿存在性别差异。     

大城市农民工消费状况的实证分析——基于武汉588份调查问卷

生活、工作在大城市的农民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他们为所在的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研究该群体的消费状况,无论从我国城镇化战略的角度还是从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角度,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588份对武汉市农民工消费状况调研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农民工的各方面消费情况,包括他们的收入状况、日常消费、教育消费、品牌商品消费等等。并且分析了收入水平与教育、年龄以及职业类型间的关系,总消费水平与收入、教育、年龄及职业类型的关系。以及消费品牌衣服的状况和影响因素。最后,笔者从城市政府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措施:加大对青年农民工的培训;优先接纳自主创业型的农民工城市居民;特别关注20-39岁的群体,他们是消费主力。     

教育人力资本、互联网使用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

本文基于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MLogit模型,将职业选择划分为职业类型和就业身份两个指标,分析教育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途径。研究发现:第一,较高的教育人力资本能够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能力,这些职业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及商业和服务人员;第二,不同教育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身份影响存在差异,表现在初中教育程度对自营劳动者身份具有显著影响,高中学历对雇主身份的影响概率更大,而专科及以上学历则对受雇职业身份具有显著影响;第三,进一步探讨发现,互联网使用是教育人力资本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的作用途径,即教育人力资本可以通过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互联网使用率来增加其选择更高层次职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