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住房现状研究

随着近年来全国房价飞速上涨,我国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住房难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从住房支出和住房类型两个角度出发,对江苏省范围内农民工居住现状的影响因素采用列联分析和最优尺度分析表明,年龄和买房打算呈负相关,越年轻越倾向于住房支出多;有买房打算的住房支出相对较低;未婚群体住房支出略高于已婚群体;子女的数量和住房支出呈正向关系;文化程度越高、来城年数越长,对住房的支出越高;月收入越高则住房支出越高;农民工所在企业的性质和行业的不同也影响选择偏好。     

新生代农民工缘何进行地位消费?——基于城市认同视角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受城市和农村双重生活环境与文化的影响,在消费形式上呈现出与自我身份"不匹配"的现象,他们更倾向于关注城市群体的消费趋势,以期通过地位消费获取市民的认同,融入城市群体。本文以城市融入意愿为中介变量,社会比较信息关注度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与地位消费意愿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城市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在城市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社会比较信息关注度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与地位消费意愿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农民工流动与城市定居意愿分析——基于沈阳市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职业流动是否对其城市定居产生影响?本文基于辽宁省沈阳市农民工的微观数据,构建了一个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农民工职业流动与其城市定居意愿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显示,职业稳定性、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居住状况、老家离打工城市距离和务工城市中是否有亲戚都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农民工职业流动因素中职业稳定性与定居意愿呈显著正向关系,即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期间其每份工作的时间越长,其城市定居意愿越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率和职业流动的类型对定居意愿影响不显著。     

就业类型、职工养老保险与农民工城市消费

农民工的就业、消费与社会保险是其城市生活的重要方面。本文利用国家卫计委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估计了不同就业形态下,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对单位就业农民工,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提高了其对未来持久收入的预期,有促进消费的作用,且在有城市定居意愿的群体中,这种促进作用更大;而通过年龄分组发现,养老保险的消费效应仅存在于45岁以下群体中。对个体就业农民工,养老保险对其城市消费有两种相反的作用,且这两种作用互相抵消,表现为有无养老保险者在消费水平上无显著差异。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背景下农民工超时工作问题探析

保障农民工休息休假权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作者基于对全国13个省份农民工的调查,构建ologit回归模型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本工作工龄、工作需否培训、有无工伤保险、劳动合同类型、行业类型、职业类型、单位类型是影响农民工超时工作的显著因素;再利用边际效应对显著因素的实际作用大小进行计算发现:教育程度、劳动合同类型和单位类型是影响农民工超时工作的最重要的因素。文中最后提出需要从法律规制、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及构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角度保障农民工的休息休假权。     

就业地、社会融合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总体、分职业和分收入的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2014年农民工调研数据,从就业地和社会融合两个角度分析了农民工定居意愿的选择。基于logit模型、通过基准回归研究发现,就业地和社会融合对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显著,在小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更偏好于在城市定居,农民工社会融合度越高越偏好于在城市定居;通过分职业、分收入和外出与否回归发现,高端职业、高收入和外出农民工比低端职业、低收入和本地农民工更偏好于在城市定居。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务工收入的逆向作用机制分析——基于全国31省份4268份调查问卷

现有研究对收入和消费的关注多停留在收入影响消费的单向逻辑上,鲜有研究认识到消费对收入的逆向作用。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利用4268份调查数据,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拓展性人力资本与务工收入状态间的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其务工收入状态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相对于基础性人力资本,拓展性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状态的正向作用更大;拓展性人力资本在教育型文化消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状态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本文提出政府要加强文化消费市场建设,重视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的开发,大众传媒要广泛传播教育型文化消费的重要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要将文化消费的重点放在教育型消费支出上等政策建议。     

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温州的调查

本文通过分析温州农民工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的定居地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多数农民工选择回老家的城市定居,城市化意愿强烈,县城和地级市等中等规模城市是农民工选择定居的主要城市类型;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婚姻状况、社会融入程度、来源地与定居地距离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定居地选择意愿;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举家外出打工、婚姻状况以及来源地发展程度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工定居地的城乡选择意愿以及城市类型选择意愿。本文还发现,外出打工时间对农民工的定居地选择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缘何不愿回乡务农——来自长三角农民工的调查实证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返乡务农关系到我国农业劳动力队伍的稳定和未来粮食安全。课题组通过长三角1327位新生代农民工访谈调研发现,他们绝大多数不愿回乡从事农业。针对这一选择行为,文章运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予以了剖析,结果发现:年龄和务农经历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务农选择的首要因素;他们不愿意回乡务农更多看重的是在城市收入和将来子女教育;另外,城市融入度认知及被歧视状况对其选择也具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匹配及其工资效应——基于城市规模视角

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匹配状况对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增加劳动供给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2011~2016年微观数据,基于城市规模视角分析了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匹配状况对工资效应的差别。研究发现: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错配比例越高;中小城市农民工教育过度对工资的影响呈现工资嘉赏效应,大城市农民工教育过度对工资的影响以工资惩罚为主;而教育不足对农民工工资则普遍存在负向影响。农民工教育与职业不匹配对工资影响的理论机制表明,中小城市支持人力资本理论模型,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则支持分配理论模型。这意味着,农民工在中小城市表现出学历越高人力资本回报越高的特点;而在大城市,教育与职业适配则更为重要。因此,改善城市层面的教育-职业的适配性,让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流动和工作转换,进一步增强城市间劳动力资源的流动是相关政策调节的重点。     

基于农民工需求的基础设施投资与扩大内需

我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生产者群体消费不足,上亿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严重短缺.加快城市化步伐,改善进城农民工所需的居住、交通、教育、医疗、休闲、文化等方面的基础设施,进而促进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提高农民工的消费能力,是我国当期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     

自雇就业促进还是抑制农民工的消费

本文基于国家卫生计生委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模型分析自雇就业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自雇农民工的消费收入弹性比受雇农民工高0.06;自雇就业对农民工的消费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自雇农民工与反事实的受雇情形相比,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增加39.93%～44.33%,消费率提高17.42～18.21个百分点;按消费结构来看,食品消费支出增加14.85%～15.84%,住房消费支出增加123.21%～136.67%;自雇就业促进消费的结论在模型设定上以及不同特征农民工群体中都具有稳健性;农民工的自雇就业是基于比较优势的选择,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提升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意愿,从而促进了消费的提升。     

基于分层视角的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农民工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大多忽略了不同分层农民工的市民化需求差异.本文在回顾农民工分层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基于区域分层、职业或收入分层和城市适应性分层的不同农民工市民化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了简短结论与建议.     

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全国106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在流入地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收入对其住房消费影响较大,在老家的收入对其住房消费影响不显著,但农民工在老家有住房对其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费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代表人口规模、住房价格等地域因素的流入地城市行政级别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较大;农民工家庭食品消费、子女教育等非住房支出对其住房消费影响较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显著但作用有限。本文认为,解决中国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农民工家庭的住房支付能力,增加农民工收入,完善包括养老、教育、医疗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有助于农民工家庭住房支付能力的提高;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统筹城乡,并针对不同区域实行差异化的政策。     

贵州省“背篼军”的收入状况的实证分析

进城务工是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在对贵州“背篼军”这一较为典型的农民工群体的调研的基础上,对其在城市中的收入状况以及制约收入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阐述。研究结果表明,“背篼军”收入水平总体偏低,不同的个人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技能及兼业状况等)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都会对其收入产生影响。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较低的人力资本存量以及缺乏有效的组织保护是制约“背篼军”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会因素及个人因素综述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最有可能实现从农民转为市民的群体,相较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比有更强的留城意愿,但其城市融入水平受到诸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状况、子女受教育机会等社会因素及年龄、受教育程度、原生家庭经济水平等个人因素影响。     

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土地流转行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但是我国土地流转规模远远滞后于农村劳动力非农流转规模,具体表现就是农民工即在城市中工作,又在农忙时返乡从事农业生产。本文通过分析农民工家庭的消费偏好与消费地点的关系来探讨农民工转移土地的影响因素,并验证一代农民工与二代农民工土地流转行为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是否转移土地基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人力资本越高的农民工,更具有转移土地的倾向;二代农民工其留有土地的概率要低于一代农民工,并且随着收入提高,更具有转移土地的倾向;此外,进城务工时间长短也会影响农民工土地流转倾向。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农民意愿研究——基于个人特征、外出务工特征的分析

本文利用调查数据和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意愿进行了考察,并对影响其意愿的个体特征和外出务工特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28.6%的新生代农民工有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对其职业农民意愿选择影响整体不明显,只有性别因素影响显著;从外出务工特征看,职业类别、收入、城市社会关系网、流动迁移模式均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做职业农民意愿相关,具体而言,务工职业层次和职业声望低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比例相对较高,务工收入水平越低者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意愿越强,在城市业缘关系和朋友关系广者倾向留城发展,举家外出务工者更倾向留城发展。     

收入分布、户籍地差异与城镇居民牛肉消费——基于广义双栏模型的实证研究

[目的]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已进入追求高质量增长模式的新时代,以牛肉为代表的优质畜产品逐渐成为城镇居民餐桌上的新宠,文章重点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牛肉消费的收入阶层异质性和户籍地差异特征,并模拟分析了收入分布变化对不同户籍类型家庭牛肉消费的影响。[方法]运用广义双栏模型,基于国家统计局的6省区城镇住户微观调查数据,识别了牛肉消费的影响因素并估计了不同收入阶层的牛肉需求的收入弹性,最后基于收入弹性和收入增长率模拟分析收入分布变化的影响效果。[结果]随着我国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畜产品消费结构的升级,未来牛肉需求将会不断扩大;户籍地差异会对居民牛肉消费产生显著影响,户籍制度限制了居民的牛肉消费需求,但收入的增长可弥补部分户籍制度带来的福利差异;缩小收入差距,提升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的增长模式能够显著增加居民牛肉需求,尤其是提升农民工群体的收入。[结论]未来需要继续通过供给侧改革来应对牛肉需求的激增,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重视农民工群体的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     

家庭化与非家庭化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家庭化与非家庭化流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化与非家庭化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存在显著差异,与非家庭化流动相比,家庭化流动有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家庭化农民工在工作强度维度的融入程度最高,其次是身份认同和心理融入维度,在经济整合和社会参与维度的融入程度较低;年龄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具有消极影响,农民工自身的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所从事的职业、社会网络对其城市融入也具有一定影响,而是否有稳定的住所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