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汇款与主观幸福感:基于CHIPS2008的微观数据

文章运用2009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数据(CHIPS2008),对我国农民工汇款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使用一年中农民工在外出务工经商地生活月数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可能的内生性偏误,结论通过了较为严格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农民工绝对汇款额与其主观幸福感负相关,小幅降低了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绝对汇款额对幸福感的边际效应高于收入带来的边际效用,即使控制了人均汇款额和相对汇款额,汇款依然降低了主观幸福感水平。     

农业补贴、非农就业与粮食生产——基于黑龙江、吉林、河南和山东四省的调研数据

为了深入分析国家农业补贴和农民非农就业对农户粮食生产的影响,本文利用黑龙江、吉林、河南和山东等四省的调研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和分位数回归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业补贴和外出务工对粮食生产的影响随着粮食生产规模的扩大由积极影响转变为消极影响,而本地务工则相反,农业补贴在不同规模条件下的影响较务工更大;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本地工资和自营工商收入以及土地流入对农户粮食生产在不同规模下的影响基本一致,家庭农业劳动力和土地流入对粮食生产具有正向作用,本地工资性收入和自营收入则基本为负影响。建议国家粮食补贴应针对生产规模分层次、分标准实施,惠农政策多向小规模农户倾斜;积极出台鼓励本地务工和农村土地流转政策。     

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玉溪325户农村居民为例

本文以玉溪325户农村居民为样本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定量分析了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普遍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个人特征、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相对于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影响更为显著,性别、婚姻、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影响为负;绝对收入的影响为负,贫富差距满意度的影响为正;农村居民个人生存环境变量的影响主要为正。     

宗教信仰、经济收入与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

本文对"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24个省份截面数据运用OrderL ogit模型检验发现,宗教信仰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农村居民而言,宗教信仰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显著;宗教信仰弱化了收入和学历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而对农村居民并没有显著影响。收入和学历正向显著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总体来说,虽然城市物质生活水平要远高于农村,如教育、医疗、公园和各种社会基础福利设施,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平均水平要高于城市居民,参照点理论能够很好解释这个结果。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差异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呈现缩小的趋势。     

“同途殊归”: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

本文利用2016年在山东省和河南省开展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调查"所获数据,分析了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外出务工会使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概率显著降低0.161。运用工具变量的CMP估计法和稳健性检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外出务工的负向影响仍然显著。进一步地,通过区分农户是否以务农收入为主和务工距离的不同,分析不同兼业程度下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本文间接验证了外出务工的影响包括积累能力的积极作用和改变从业重心的消极作用两个方面,并发现:从对不同兼业程度农户影响的差异看,外出务工的负向影响的主要作用人群是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而对于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劳动力外出务工会促进其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因此,促进农业生产要素流动,释放要素生产潜力,帮助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农户积累能力,是推广和普及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有效途径。     

收入质量、社会地位与农户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省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陕西省686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OLS回归与Bootstrap方法实证分析收入质量及其分维度对农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检验社会地位在收入质量影响农户主观幸福感路径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收入质量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分维度中收入充足性、成长性与知识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其中，收入成长性正向影响效应最强，收入成本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负向影响，收入结构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社会地位在收入质量与农户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多在30%以上；个体特征中年龄、婚姻、学历、农户是否为村干部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家庭特征中人口规模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文章从提高农户收入质量与社会地位两个角度为相关部门增强农户主观幸福感提供政策借鉴。     

绝对收入、社会比较与农民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两个整村农户的实证考察

本文用陕西两个村庄苹果户的调研数据,分析绝对收入、社会比较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采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解析村庄间农民主观幸福感差异及其成因。研究发现,样本村农民的绝对收入及农民间绝对收入的社会比较,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具有促进作用,其中农民的社会比较方式具有上行比较特征,并导致社会比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同化效应;农民以绝对收入进行的社会比较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村庄因素对农民主观幸福感有重要影响,村庄间农民主观幸福感差异来源于村庄间特征效应的差异,其中绝对收入对村庄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度贡献度最大,社会比较次之;系数效应能有效缩小村庄间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     

家庭资产、社会互动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

目的 通过探究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方法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OLS估计和有序Probit模型考察了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社会互动在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结果 随着家庭资产中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非风险金融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升，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是正向显著影响。并且，较高程度的社会互动不仅能显著提高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非风险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还能有效缓解风险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负向作用，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结论 除风险金融资产，其他家庭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升，均能提升农村居民感觉“非常幸福”的概率；社会互动在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中起到正向显著的调节作用；东部地区或西部地区、家庭年收入中等和老一代农村居民，家庭资产的增加更容易提高其主观幸福感。由此，保障农村居民的住房资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并支持农村居民创业等是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多维透视:1989—2009

本文利用1989—2009年CHNS调研数据,从多维度的视角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进行分析发现:除了2000—2004年,中国农村居民相对收入流动性呈现出不断下降且趋于稳定的态势,这意味着当前农村居民改善自身收入地位的机会大不如前,农村社会的收入分层结构日趋僵化稳定;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绝对流动性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特征;收入流动性对农村居民的长期收入分配起到了改善作用,同时这一作用具有全局性,而不仅体现在特定类型的农户群组中;不同类型农户家庭群组的收入流动性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非农业户、沿海地区的农户群组的收入流动性相对较低。因此,要为农村居民营造公平正义的发展机会和环境,形成自由顺畅的相对收入流动机制,逐步改善收入分配关系。     

不同兼业程度下的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研究——基于浙江的调查与实证

本文运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不同兼业程度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予以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兼业程度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存在显著差异,纯农户流入意愿和二兼农户流出意愿相对较强;户主年龄和社会养老保险是影响兼业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决定性因素,其并没有因兼业水平不同而表现差异;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兼业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但不同兼业程度农户注重的服务项目有所差异;家庭土地经营规模和被雇务农收入对纯农户流转意愿具有一定影响,而兼业用工量所占比重则对一兼农户意愿影响显著;影响二兼农户流转意愿的因素相对较多,主要包括婚姻、农用固定资产存量、年生活开销、土地流转制度规定及被雇务农收入。     

转移支付对农村不同阶层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运用2002—2012年按收入高低分层的农户消费数据,统计不同收入阶层农户消费结构,并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微观基础建立模型,接入平滑转移函数作为分层函数,讨论转移支付项目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贡献和不同阶层的消费差异。研究发现,不同阶层在不同项目的消费额和消费比重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的转移支付项目对不同阶层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且各转移支付项目对不同阶层的消费结构产生的影响也各有差异。     

广东幸福农村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

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广东省农村居民仍占较大比重。本文在“幸福广东”建设大背景下,基于广东幸福农村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及典型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调查,分析了当前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因素及具体表现,旨在为政府制定出台相关政策、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提供相关参考。     

教育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效应及机制

当前农村居民家庭在负担较高的教育支出甚至发生"因教致贫"后,对教育的功能与效用产生了一定的质疑。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采用有序响应probit模型半参数估计,实证检验了教育对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农村居民幸福感更高。检验发现,受教育程度的提升确实能够增进农村居民幸福感。通过提高收入水平、购买住房和改善健康状况是教育增进居民幸福感的主要渠道。分区域研究发现,虽然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对不同区域农村居民幸福感提升都具有促进作用,但中西部教育增进幸福感的主要作用机制体现在教育的收入效应上,而东部地区这种影响机制更主要表现在教育带来的健康状况改善和住房偏好满足。     

信息获取媒介对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3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策略的多样化是有效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自主创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所在。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运用无序多项选择模型探讨了信息获取媒介对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的影响,进一步为了克服变量间互为因果关系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两个工具变量并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了内生性分析。研究表明:(1)相对于务农主导型,传统媒介使用频率与现代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兼农型或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并对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相对于兼农型,现代媒介使用频率高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2)不同类型的媒介使用对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杂志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兼农型与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电视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小;报纸媒介、互联网媒介(包括手机上网)和手机定制消息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农村居民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普通话能力及家庭经济水平等对农村居民生计选择也具有显著影响。(3)在纠正了内生性问题后,现代媒介使用频率依然促进农村居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研究

生活富裕是实施乡村振兴的根本落脚点,促进农户生计多元发展、实现收入可持续增长是实现农户生活富裕的关键。本文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Fractional Probi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存在一定的生计多样化行为,但整体多样化程度不高;数字金融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户生计多样化水平。从作用机制看,促进生计多样化的原因在于数字金融使用提高了农户从事非农就业积极性,并且改变了家庭收入结构,其中收入结构的变动体现在农户自营工商业收入占比的增加,以及种植业收入贡献度的下降;数字金融使用不会影响农户的林业收入、畜牧业收入以及务工收入比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为落实"六稳""六保"任务增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仍需大力支持农村数字金融的发展。     

农村分配不公的问题应引起重视

当前,农村分配不公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一般收入水平的农户和富裕阶层的农民收入之间差别悬殊,合法差别与非法差别、合理差别与不合理差别并存。当前农村收入差别主要体现在务农的农民与从事工商业、私营企业的农民的行业区别上。如常德市的农民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的收入与以务农为主的一般农户相比,少则高出几     

农村居民幸福感与绿色炊事能源消费选择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 目前关于幸福感的文献,多以研究产生幸福感的前置因素为主,但是对幸福感的逆向效应的研究常常被忽视。幸福感和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作用。文章通过对中国农村居民炊事能源消费的微观数据调查和分析,探讨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对绿色炊事能源消费选择因素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农村居民绿色炊事能源消费背后的驱动因素,以期对农村绿色能源消费引导政策提供指导。方法 该文基于2016年CFPS的数据,运用描述分析和Binary Logistic 回归,并采用变异系数赋权法对个人幸福感的主观幸福感和客观幸福感进行赋权分析,重点分析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和客观幸福感对绿色炊事能源消费选择的影响。结果 （1）农村居民的主观、客观幸福感在选择绿色炊事能源消费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2）客观幸福感对男性组和女性组选择绿色炊事能源消费均表现出显著正效应。而主观幸福感只对女性组选择绿色炊事消费有显著正效应。（3）幸福感对农村居民预测绿色炊事能源消费有显著的地域差异。主观幸福感只对东北地区的农村居民绿色炊事消费有显著正效应。（4）年龄小的女性群体更容易实施绿色炊事消费行为。结论 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的提升对于预测绿色炊事能源消费有显著的影响。     

河北省农村居民贫富差距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影响河北省农村居民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以期为缩小河北省的农村居民贫富差距提供借鉴。[方法]文章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构建河北省农村居民贫富差距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计算各指标权重,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农民家庭根据自身状况对各指标重要性的打分值(分值范围为1~10),并根据权重值和打分值的乘积对各指标因素进行重要性排序,以此来分析造成河北省农村居民贫富差距的因素。[结果]在指标体系中,非农收入的权重最高,其次是家庭状况,农业收入最低。在家庭状况中,外出务工人员比例的权重值最高,农业种植技术掌握状况的权重值最低;在农业收入中,土地附加值的权重值最大,作为家庭支出的一项土地投入状况权重值最小;在非农收入中,外出务工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权重值最大,最小的是家庭成员工资收入。对农村居民贫富差距影响较大的前5个因素依次是:外出务工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家庭经营性收入、土地承包收入、外出务工人员比例和家庭劳动力数量。[结论]河北省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处于警戒线以下。非农务工收入是造成河北省农村居民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各种因素对不同农户间贫富差距的影响作用不同,贫富差距是多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     

新冠疫情背景下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疫情的冲击为农户的生计发展带来了诸多风险,了解当前农户生计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对于提升农户生活质量,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陕西省杨凌区及其周边农户调研数据,将主客观恢复力结合,构建了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和心理感知4个维度的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体系,运用综合指数法和障碍度诊断模型,测度新冠疫情冲击下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现状并识别其影响因素。结果 （1）新冠疫情冲击下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整体偏低,从高到低依次为综合生计型、兼业主导型、务农主导型、务工主导型,各维度水平均偏低且分布呈现一定差异;（2）主观恢复力指标对各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影响较大,主观恢复力对农户总体生计恢复力的影响不容忽视;（3）不同生计类型农户障碍因子差异较小,技能培训参与程度、个人风险认知感受、个人风险认知能力、家庭存款、社会网络支持度等对农户生计恢复力产生影响。结论 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及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基于此,可为不同生计类型农户提出差异化的生计恢复力提升建议。     

农户兼业化程度对农业保险偏好的影响机理与实证分析

目的 随着农业结构调整深入推进,农户的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文章通过研究农户兼业化程度对不同类型农业保险偏好的影响,为针对性推广农业保险提供依据和参考。方法 以湖北、湖南、河南3省粮食主产区的732份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Logit模型和多元Logit模型分析农户兼业化程度对保险种类偏好的影响,讨论种植规模在务农收入占比和保险种类选择之间的调节效应,以是否有固定非农工作将农户分为不同类型的兼业农户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 （1）务农收入占比高的农户偏好传统的物化成本保险,务农收入占比低的农户更喜欢新型指数保险。（2）兼业化程度相同的情况下,大规模农户比小规模农户更愿意保成本、保产量。（3）不同类型的兼业农户保险偏好存在差异,有固定非农工作的兼业农户比没有固定工作的兼业农户更愿意选择新型指数保险。结论 有必要在务农收入占比高、种植规模大、没有固定非农收入的农户中推广传统的物化成本保险;在务农收入占比低、种植规模小、有固定非农收入的农户中推广新型指数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