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家庭的收入流动与不平等

本文利用1995年、2002年和2007~2009年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缓慢,整体收入流动性不强;2000年以来,随着政府对"三农"问题重视的加强,农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在2007~2009年有了明显的上升。非农就业、教育等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日益突出,而农村家庭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趋势不利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1993~1995年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归功于代表绝对流动的收入增长累进性部分超过了代表相对流动的收入再排序部分;2000~2002年和2007~2009年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是由于收入增长的累进性部分不足以抵消收入再排序的流动性部分。     

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及传递机制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1年的数据,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趋势及传递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1989~2011年间,农村居民代际收入弹性总体较高,表明代际收入流动性整体较低;尽管如此,高收入的子代受父代收入的影响却比较小。第二,从代际收入弹性这20多年的变化趋势看,1997年达到峰值后,代际收入弹性缓慢下降,然而在2011年时,代际收入弹性有所反弹。第三,以子代受教育年限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确实是解释农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因素,而以子代职业类型代表的社会资本投资则在农村居民代际收入传递机制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要提高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政府需要进一步增加对农村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以保证各个阶层子代拥有公平受教育的机会。此外,政府还需要不断提高劳动力就业市场的规范程度,努力打破劳动力就业市场中的"双轨制"。     

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分析——来自浙江省4县(市)的证据

本文以浙江省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基于实地调查数据,通过构建ologit计量模型,重点分析了不同收入类别(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不同阶层状况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较强,超过80%的被访者对当前生活状况表示幸福或较幸福;尽管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边际效应随着相对收入水平的提高有所下降,但绝对收入仍然是影响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不同阶层(职业类别)农户主观幸福感,以及相对收入对不同阶层农户主观幸福感的边际影响效应存在差异。与转移支付型农户相比,自营工商型、务农型和务工型农户的主观幸福感较强;同时,相对收入对务工型农户的边际效应最高,其次是自营工商型农户和务农型农户。     

广东农村居民收入存在问题及增收对策--兼论资产结构与农村居民收入

一、广东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特征1.按收入水平分组的农村收入由相对集中变为多层次,收入差距拉开。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分组情况看,1980年农村居民主要集中在1500元以下,1000元以下的占99.8%,1000-1500元占0.2%。1990年农村居民收入主要在1000元以下、1000-1500元、1500-2000元,分别占农户比重的56.6%、25.7%、10.3%、7.4%。2001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已经呈现出多层次,最高的达到15000元以上,最低的1000元以下,但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对集中在2000-3000元、3000-4000元、4000-5000元,占农户的比重分别为27.6%、22.7%、13.4%,三项合计为63.7%…     

惠农政策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的影响——基于贵州3个行政村农户的追踪调查分析

本文利用贵州省3个行政村的农户跟踪调查数据,分析了惠农政策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比较强,其中,低收入组农村居民有较大的机会移动到中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实施的惠农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低收入组居民向上流动,从而减少长期贫困和促进长期平等。目前惠农政策对收入流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直接增加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帮助低收入组居民向上流动,而间接影响比较有限,即通过增加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进而实现向上流动的影响比较小。尽管贫困地区低收入居民有较大的向上流动机会,但他们的收入彳艮不稳定,容易从中收入组和高收入组重新回落到低收入组。政府应采取更多稳定居民收入的政策措施,例如增加本地就业机会和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非农就业技能等。     

外出从业收入核算方式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及收入分配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7年CHIP住户调查数据,根据农村家庭外出从业成员的不同界定方式,讨论了不同的外出从业收入核算方式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纯收入核算实践过程中,各地对农户成员外出从业收入的核算方式并不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尤其是外出户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将核算方式统一调整后,收入差距的估计结果也会发生变化。具体而言,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略有上升,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及全国收入差距有所下降。因此,在农户成员外出从业收入核算中,需要选择统一而合理的核算口径。这对于准确估算农村居民收入和分析收入分配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前后农户收入流动性研究*——以江汉平原和鄂西南山区部分县市为例

[目的]考察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的收入流动性,并分析不同模式的农地整治对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差异。[方法]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不同农地整治模式下农户收入流动性差异。[结果](1)农地整治对农户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实施农地整治后农户收入有明显的"上升"流动趋势;(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的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农户家庭劳动力规模、农地经营面积和非农收入占比对农户收入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收入初始位置对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结论]农地整治可增加农户收入,促进农户收入向上流动;相对于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对农户收入的提升作用更大。因此,应进一步推进农地整治,深化改革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管理体制,大力创新农地整治模式,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农地整治,为稳步提升农户收入创造条件。     

农村居民消费、流动性约束和消费信贷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78-200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对农村居民消费和流动性约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受流动性约束的程度明显偏高；而自从我国大力发展居民个人消费信贷业以来，流动性约束水平有所下降，消费信贷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今后在我国农村地区进一步建立健全面向广大农民的消费信贷业务，对于缓解流动性约束，推动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增长具有积极的意义。     

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农户消费行为——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本文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非正规金融在社会网络消费效应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网络主要通过促进农户非正规金融的获得性,也即缓解农户面临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进一步地,在不同消费条件分布上,社会网络对不同收入农户消费存在明显的"组群效应",且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发育和成熟,社会网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支撑作用将被不断削弱。研究结论将为新常态背景下,从社会网络视角建立健全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提供重要启示。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新变化

本文利用最新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分析2013—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新状况,使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讨论农村收入差距变化的主要原因。研究发现,2013—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显著增长,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呈现一定的扩大趋势。市场化收入贡献率下降是农村内部差距上升的主要原因,低收入群体市场化收入增速下降、高收入群体要素回报率上升,导致这一时期农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本文建议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稳定农产品市场价格,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稳定增长。要充分发挥农村高收入群体的作用,带动低收入农民致富增收,并有效缩小农村收入差距。     

农业病虫害防治外包的农户增收效应研究——基于湖南、安徽和浙江三省的农户调查

基于3省521户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SR)实证分析农业病虫害防治外包对农户家庭收入及收入结构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群组差异。研究发现:(1)农业病虫害防治外包有助于农户增收。在反事实假设下,选择农业病虫害防治外包的农户若未选择外包,其家庭年人均收入和家庭年人均工资性收入将分别下降8.7%和9.9%。(2)从群组差异来看,农业病虫害防治外包对工资性收入占比较低和耕地面积较大农户的增收效应更明显。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研究——以甘肃省贫困县为例

本文从收入流动视角研究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个体动态收入特征,运用收入流动矩阵法测量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情况;研究结果显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长期贫困程度小于年度贫困,收入流动减缓了长期贫困程度,但贫困户即使脱离贫困,但脆弱性较强,返贫概率较大,其未来几年的平均收入仍较低;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的风险更大,收入缺乏稳定性,贫困地区贫困农户收入向上流动的概率较高,有利于贫困人口相对收入位置上升,有利于贫困户脱贫。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农村居民总体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农村内部收入差距问题日益严峻.影响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因素很多,农村金融作为直接关系到农户生产的外在资本工具,其规模和运行效率与这种内部差距可能存在某种关系.本文试图使用中国2000-2008年分省面板数据对这一关系进行验证.通过面板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农...     

基于流动性视角的失地农户收入变化分析——来自襄阳和昆明的证据

本文利用湖北襄阳和云南昆明农户调查数据,考察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户的收入流动性,并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从家庭禀赋和风险冲击视角,分析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不同类型的家庭禀赋因素对失地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越低,收入向下流动的可能性越大;初始收入位置越高,收入向下流动的概率越大;经济支持户数越多,农户收入越可能向上流动。第二,征地后农户经济风险和健康风险对农户收入流动性具有明显的冲击。从风险防范因素来看,参加"土地换社保"项目的失地农户收入更容易发生向上流动。因此,应该增强失地农户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防范农户经济风险和健康风险,降低农户异质性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及其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1997—2006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运用二维Logit模型分析了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状况的地区差异及其决定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状况总体呈下降趋势,地区差异明显,妇女健康状况较差,中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下降,中学教育对提高健康水平作用明显,收入增加和家庭环境卫生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健康水平。医疗费用的上涨抑制了健康水平的提高。文章认为,应该从加强农村居民的能力建设促进农民增收,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资,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展针对妇女和中老年人的医疗保健服务,从改善落后地区的医疗保健条件和环境卫生状况等方面入手改善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促进健康公平。     

农村居民收入和收入差距对健康的影响分析——基于医疗服务配置与利用视角

本文利用1991—2008年的统计数据,以医疗服务配置与利用为视角,通过构造联立方程模型,分析了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会通过农村医疗服务来改善农村居民健康状况,但改善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均会对农村居民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更多影响的是农村医疗服务的利用,而城乡收入差距更多影响的是农村医疗服务的配置;目前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农村居民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的正面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环境卫生设施与农村居民健康

本文运用Grossman模型,阐释了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农户环境卫生设施影响中国农村居民健康的中介效应,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该中介效应进行了依次检验和Sobel检验。研究表明,存在以农户环境卫生设施为中介变量的显著正向中介效应;对于社会经济地位各个维度,农户环境卫生设施影响健康的中介效应在不同性别及收入群体间存在差异;男性和低收入群体,存在收入通过环境卫生设施影响健康的中介效应,而女性和高收入群体存在家庭经营范围通过环境卫生设施影响健康的中介效应;相对男性和高收入群体而言,教育通过环境卫生设施影响女性和低收入群体健康的中介效应更为明显。通过改善农户环境卫生设施提升农村健康人力资本,应根据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实施差异化政策。     

风险冲击对农村居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 试图从微观农户层面研究风险冲击对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路径,以期为增强农村居民家庭风险抵御能力、缓解相对贫困提供实证支撑。方法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面板probit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风险冲击对农村居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用异质性分析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讨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村居民家庭风险应对方式差异。结果 （1）风险冲击会增加农村居民家庭相对贫困的可能。其中,灾害冲击是导致农村居民家庭相对贫困的首要原因,其次是教育冲击和婚丧嫁娶、孩子出生等重大事件冲击,失业冲击和健康冲击的影响相对较小。（2）不同收入水平农村居民家庭的风险应对机制差异是导致相对贫困家庭无法摆脱相对贫困的重要原因。与高收入的农村居民家庭相比,低收入的农村居民家庭遭受风险冲击时会减少更多的农业生产投资,增加更少的人力资本投资,导致家庭现有的资源配置无法提升家庭未来的收入能力,使其囿于相对贫困无法脱离。结论 政府应构建更具韧性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具弹性的社会帮扶体系,在此基础上提高农村居民家庭的可持续生计能力,从而减少农村居民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研究

生活富裕是实施乡村振兴的根本落脚点,促进农户生计多元发展、实现收入可持续增长是实现农户生活富裕的关键。本文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Fractional Probi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存在一定的生计多样化行为,但整体多样化程度不高;数字金融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户生计多样化水平。从作用机制看,促进生计多样化的原因在于数字金融使用提高了农户从事非农就业积极性,并且改变了家庭收入结构,其中收入结构的变动体现在农户自营工商业收入占比的增加,以及种植业收入贡献度的下降;数字金融使用不会影响农户的林业收入、畜牧业收入以及务工收入比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为落实"六稳""六保"任务增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仍需大力支持农村数字金融的发展。     

不同收入阶层农村居民的膳食质量演变:1997—2018年

了解不同收入阶层农村居民膳食质量分布的变动状况，明晰收入对农村家庭膳食质量的影响程度，有助于政府相关部门制定营养干预政策。本文基于1997—2011年中国营养健康调查数据与2015—2018年全国农村微观经济数据，采用随机优势法测算了中国不同收入阶层农村家庭膳食质量分布的变化情况，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收入增长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家庭膳食质量改善的影响，并重点关注了收入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研究发现：(1)1997—2018年，不同收入阶层农村家庭膳食质量在不同分位数处均显著改善，但总体来看，农村居民的膳食质量水平仍然偏低；(2)低收入群体总体改善程度较高，高收入群体改善程度较低，不同阶层膳食质量差异呈现缩小趋势，其中，高收入组的膳食质量改善主要发生于1997—2006年，低收入组的膳食质量改善则主要发生于2011—2018年；(3)农村家庭膳食质量评分的收入弹性仅在0.2左右，并随膳食质量评分的提升而下降；家庭人口特征变量、食物价格、食物消费习惯及食物环境等因素均会影响农村家庭膳食质量的改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