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控制策略——基于现金股利分配机制的实证研究

现金股利分配政策作为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越来越多的受到了监管层面和投资者的重视,现金股利政策可以通过降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资源来降低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代理成本问题。本文基于代理成本理论和我国现金股利分配现状,通过实证的方法检验了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控制与现金股利分配机制之间的关系,为解释代理成本的抑制措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家族控制、双重委托代理冲突与现金股利政策——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家族控制所衍生的双重委托代理冲突为公司治理研究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角。本文以2004～2008年1378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家族控制、双重委托代理冲突对于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家族上市公司具有相对消极的现金股利政策,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家族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要比非家族上市公司低35%以上:(2)在我国两类代理冲突都会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产生显著负向影响;(3)家族上市公司具有相对消极现金股利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家族控制加剧了第一类代理冲突而非第二类代理冲突并进而降低了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     

半强制分红政策、再融资动机与经典股利理论——基于股利代理理论与信号理论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实证检验了中国独特的半强制分红政策对有再融资动机的上市公司分红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半强制分红政策背景下股利代理理论和信号理论这两种经典股利理论的解释力。研究发现:(1)半强制分红政策显著提高了有再融资动机的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2)上市公司派现可以有效降低两类代理成本,而现金股利变动(尤其是现金股利增加)则可以有效传递公司未来盈利变动的信号;(3)相比而言,有再融资动机的上市公司通过派现降低两类代理成本、发送股利信号的作用显著更弱。可见,虽然股利代理理论和信号理论总体上能够解释中国上市公司分红行为,但在半强制分红政策背景下,有再融资动机的上市公司分红行为受到了明显干预,这使得两种经典股利理论的解释力有所削弱。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基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视角,深入考察机构投资者的监督治理效应、投资行为偏好,以及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之间是否存在异质性。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发现:(1)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上市公司具有显著更高的现金股利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表明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发挥了积极的监督效应;(2)高派现上市公司吸引了更高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显示机构投资者将现金股利视为其构建投资组合的关键要素,遵循了"谨慎人规则";(3)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在现金股利的监督效应、股利偏好方面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揭示着我国各类机构投资者可能存在趋同的投资风格;(4)我国机构投资者倾向于将现金股利政策视为上市公司传递的一种"信号"而非解决传统代理冲突的治理机制。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会计信息质量——兼议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2007～201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经验证据表明:董责险可以显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强化董责险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地,区分高管盈余操控动机、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方向和变化程度后发现:高管面临的业绩压力会弱化董责险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而高管薪酬激励以及分析师跟踪则均会强化董责险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董责险仅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以及变化程度更大的样本中才能显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渠道测试显示,董责险可以通过吸引和留住优秀的CEO、抑制高管的短视行为以及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降低代理成本等路径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公司信息披露与高管减持

资本市场频现的减持可能出于高管自利性动机从而破坏市场公平交易，因而迫切需研究其治理机制。本文基于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发现，公司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简称“董责险”)能显著抑制高管减持，该结论经PSM、工具变量等检验后保持稳健。进一步分析表明，第一，信息披露机制厘清了董责险能有效减弱高管的相对信息优势并抑制其出于自利性动机的减持行为；第二，董责险会增加高管减持成本并降低其自利倾向；第三，董责险抑制高管减持的作用在外部审计和法律监督较弱时更为显著，表明董责险是对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效替代；第四，安慰剂检验显示，董责险能抑制高管而非大股东的减持，《证券法》修订和股份解禁的制度性冲击也表明，董责险主要针对高管自利性动机减持而非流动性管理动机减持发挥治理作用。基于保险机构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视角，本文揭示了高管减持的制约机制，并有助于增进对董责险治理效应的认识。     

交叉上市、股权性质与企业现金股利政策——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的分析

基于捆绑效应的视角,结合我国交叉上市公司发展前景优良但境外融资困难的特殊背景,本文分析了交叉上市对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检验了在不同市场交叉上市与企业现金股利政策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交叉上市公司分配的现金股利更少,表现为与非交叉上市公司相比,A+B股与A+H股交叉上市公司的股利发放水平更低;而与其他A+H股交叉上市公司相比,A+H+N股交叉上市公司亦倾向于发放更少的现金股利。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股权性质能显著弱化交叉上市与现金股利政策间的负向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提升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与经验依据。     

融资约束、股权结构和股利平稳性

稳定的分红对现金流要求较高,融资约束的存在可能会加剧企业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影响现金股利的发放。不同股权结构下代理成本差异很大,现金股利分配可以通过减少自由现金流来降低代理成本,因此股权结构对融资约束与股利平稳性关系的调节作用值得研究。从代理成本的视角,以我国2012—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对融资约束、股权结构和股利平稳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抑制了股利平稳性,股权结构在二者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国有控股、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均能够削弱融资约束对股利平稳性的负向影响。因此,加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治理以及解决企业当前的融资困境对促进现金股利的平稳性尤为重要。     

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悖论现象成因分析

本文应用代理成本理论和信号理论分析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通过分析发现,中国上市公司代理成本高,现金股利发放不具有连续性,也使得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信号作用无法发挥。解决这些问题,应该改变目前不合理的股权结构,实现股票的全流通。     

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方式选择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广泛存在的两类代理问题,然后运用代理成本理论定性分析这两种代理问题会导致上市公司选择怎样的股利支付形式,再利用2000—2005年间持续经营的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从而给出股利支付形式选择的合理解释,并提出规范我国股利政策的针对性建议。     

卖空机制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抉择影响

本文以2007—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可卖空公司在现金股利政策和"高送转"分配方案之间的抉择问题。研究发现,卖空机制促进了可融券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意愿和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同时降低了其选取"高送转"分配的可能性。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影响通过治理机制发挥作用,且融资约束削弱了卖空机制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治理效应。     

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方式选择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广泛存在的两类代理问题,然后运用代理成本理论定性分析这两种代理问题会导致上市公司选择怎样的股利支付形式,再利用2000—2005年间持续经营的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从而给出股利支付形式选择的合理解释,并提出规范我国股利政策的针对性建议。     

公司治理模式和股利模式政策的国际比较

筹资决策、投资决策和股利政策是现代股份公司三个最重要的财务决策。随着证券市场的日益规范,投资者的日益成熟,股利政策的研究显得愈来愈重要。因此,本章基于对英美公司治理模式和德日公司治理模式两种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对比,比较研究了两种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下的现金股利政策,以及不同治理模式现金股利政策治理效应的区别,最后得出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启示。     

自由现金流、现金股利与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

处于经理人控制之下的自由现金流有可能被投入到损害公司价值的非盈利项目上，从而导致过度投资。股利代理成本理论认为，较高的股利支付水平可以迫使经理人“吐出”自由现金流，从而降低企业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但本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无关。其原因在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受到监管层政策驱动因素的影响，造成股利政策扭曲，并被“异化”为大股东“利益输送”的一种手段。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权益资本成本——基于信息披露质量与高管风险偏好渠道

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究了公司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行为与其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主检验相关结果显示，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将随着公司购买董责险行为的发生而降低。使用PSM和IV估计进行稳健性检验，排除样本选择性偏误等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后结论依然成立。通过中介效应分析了董责险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路径，证实了信息披露质量是董责险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一种途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严监管环境更有利于董责险“外部监管者”职能的发挥。     

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农业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以我国沪深两市在2010~2014年发行的A类农业类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研究影响农业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水平的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每股收益、主营业务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增长率、市盈率和经济发展速度对农业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有显著影响,最后从农业上市公司自身角度对规范证券市场现金股利分配秩序提出相关建议。     

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探讨

本文从投资机会和融资能力、股权结构和代理成本、盈利稳定性、股东因素以及信号传递角度对现金股利政策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同时也对我国上市公司实施现金股利政策提出了建议。     

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探讨

本文从投资机会和融资能力、股权结构和代理成本、盈利稳定性、股东因素以及信号传递角度对现金股利政策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同时也对我国上市公司实施现金股利政策提出了建议。     

股利政策对公司股票收益的影响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的三种不同股利政策对股票超额收益率的影响。得出结论:我国上市公司实行的股票股利政策和混合股利政策对股票超额收益率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现金股利的效应则表现的很微弱。     

机构投资者、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

本文实证研究了2001—2004年间中国证券市场中机构投资者持股、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针对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制度背景下,现金股利政策的两种理论观点——“自由现金流假说“和“利益输送假说“以及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呈现的“恶意派现“现象,实证检验了我国机构投资者是否能够发挥治理、监督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在2001—2004年间,机构投资者持股公司的每股现金股利发放水平显著地高于非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公司的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显著地高于不发放现金股利公司,公司现金股利发放水平成为投资者构建投资组合的重要标准;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不会对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产生影响,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近年来出现的“恶意派现“现象,机构投资者发挥了其监督治理职能,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发生“恶意派现“的可能性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