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大股东结构下第二大股东的制衡动因分析

随着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不断提高,当第一大股东攫取私利时,第二大股东成为能与第一大股东抗衡的重要主体。本研究首先通过构建博弈矩阵,表明第二大股东监督制衡的必要性;其次具体分析第二大股东的制衡动因,具体来说,现金流权、投资者法律保护、股权性质影响第二大股东的制衡意愿,股权比例影响第二大股东的制衡能力。最后本文合理解释在多个大股东结构的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为什么要去制衡第一大股东的私利行为。结论为化解当前上市公司大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提供了必要的借鉴     

大股东控制程度与盈余管理——来自A股上市公司2002年至2006年的证据

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现象,本文选择大股东控制程度与盈余管理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研究,进而了解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以我国A股市场2002—2006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分别从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独立董事制衡度三个方面衡量大股东控制程度。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股权制衡度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小;没有发现独立董事的制衡与盈余管理之间在统计意义上的相关关系。     

大股东控制程度与盈余管理——来自A股上市公司2002年至2006年的证据

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现象,本文选择大股东控制程度与盈余管理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研究,进而了解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以我国A股市场2002-2006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分别从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独立董事制衡度三个方面衡量大股东控制程度。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股权制衡度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小;没有发现独立董事的制衡与盈余管理之间在统计意义上的相关关系。     

股权制衡与现金股利政策

采用我国上市公司2009—2011年相关数据,通过实证的方法,研究股权制衡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现金股利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第二,股权制衡度与现金股利呈倒U型关系,当股权制衡度∈(0,0.90),其他大股东会与第一大股东合谋,倾向现金股利分配,当股权制衡度∈(0.90,4),会对第一大股东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抑制其利用现金股利进行利益攫取的行为。     

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大股东勤勉度与大股东激励——基于掏空行为的视角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能体现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程度。当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低于一个临界值时,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极度分离使控股股东会有强烈的动机进行掏空行为;当股权集中度高于这一临界值时,控股股东就会因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统一而勤勉工作。文章构建能够激励大股东勤勉工作的股权集中度模型。发现大股东勤勉条件与公司资产回报率、控股股东投资回报率、掏空被发现概率以及罚金有关。文章的结论一方面有助中小投资者判断公司控股股东掏空动机是否强烈,从而规避投资风险;另一方面监管层可通过改变大股东勤勉度的决定因素来影响该临界值,在对大股东激励的同时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股改后上市公司大股东对公司投资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对股改后大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化进行分析,指出股改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值由45．58％下降到36．92％,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控股权,使得各大股东之间的持股比例差距缩小,可能形成多个大股东相互制衡的局面。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对大股东持股比例降低是否会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受现金流的影响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投资一现金流敏感度存在显著的促进影响,股改后大股东持股比例降低,相关性小于股改前;2.投资对现金流敏感的原因是普遍存在自由现金流量假说下的过度投资行为,股改后虽然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下降,但是这种变化趋势却加剧了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3．股改使得前五大股东之间的持股比例范围趋于缩小,股改后股权制衡缓解过度投资的水平比股改前提高,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     

股改后上市公司大股东对公司投资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对股改后大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化进行分析,指出股改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值由45.58%下降到36.92%,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控股权,使得各大股东之间的持股比例差距缩小,可能形成多个大股东相互制衡的局面。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对大股东持股比例降低是否会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受现金流的影响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存在显著的促进影响,股改后大股东持股比例降低,相关性小于股改前;2.投资对现金流敏感的原因是普遍存在自由现金流量假说下的过度投资行为,股改后虽然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下降,但是这种变化趋势却加剧了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3.股改使得前五大股东之间的持股比例范围趋于缩小,股改后股权制衡缓解过度投资的水平比股改前提高,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     

掏空、合谋与股权制衡——基于博弈的分析视角

通过构建第一大股东与其他大股东之间的博弈模型,考察大股东之间的掏空、合谋与股权制衡关系,研究发现：提高其他大股东的监督效率、降低监督成本有利于抑制第一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加大对第一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惩罚力度有助于强化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股权制衡;法律对中小股东保护的程度越强,其他大股东越有可能选择监督行为,第一大股东实施掏空行为被发现的概率也越高。     

股权分置改革下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2家上市公司3年的面板数据,对股权分置改革下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通过因子分析确定公司绩效指标,接着分别从股权构成、股权集中度及股权制衡度3个方面考查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司绩效与国有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显著的U型关系,与流通股比例负相关,与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正相关。     

大股东减持与公司绩效:基于控制权的分析

控股股东与非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不一致。研究表明,大股东减持行为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与大股东减持幅度有关,在减持幅度较大时,大股东减持行为与公司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与公司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在减持幅度较小时,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对经营绩效有正面影响。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大股东减持幅度及控股股东减持与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但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这种关系并不显著。非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与股权集中度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本文建议从会计监管的角度来规范和引导大股东减持幅度及国有控股公司的控股股东减持行为,以降低大股东减持行为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     

利润操纵、股权再融资与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本文研究了资本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与利润操纵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效应。大股东通过操纵报告盈余来改变会计盈余的时间分布和误导投资者,从而攫取更多的隐性收益,造成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的降低。研究结果表明:(1)大股东通过利润操纵在股权再融资过程中可以获得中小股东无法得到的隐性收益;(2)大股东的收益随着利润操纵程度的增加而提升,中小股东的财富随着利润操纵程度的增加而降低;(3)利润操纵程度的增加将降低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价值。     

为什么大股东选择侵占而不是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

本文针对我国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权益的普遍现象,通过建立一个理论框架,对大股东与经理合谋共同侵占少数股东权益的机制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大股东的选择机制进行了计量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大股东确实通过牟取控制权收益而侵害了少数股东的权益,对经理的监督和激励存在非对称性;公司内部治理状况、监督程度和信息披露水平对大股东和经理的行为模式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从股权结构特征对控股股东掠夺问题的影响研究

控股股东对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掠夺已经成为公司治理的突出问题。产权理论认为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不对称是造成利益侵占问题的根本原因。包括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控制方式和股权制衡状况等内容的所有权结构特征,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控股股东的掠夺行为。据此提出了完善股权治理的对策。     

CFO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股权激励是解决公司代理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CFO角度探讨股权激励的公司治理效应,对于完善我国公司的治理结构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本文以2005年-2008年间1336-157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CFO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内在关系,结果发现,CFO权益薪酬占总薪酬比例与公司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公司的资产净收益率和资产报酬率均在通过股权激励计划之后显著提高,表明CFO股权激励具有正向公司治理效应。     

创新驱动发展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选取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创新驱动发展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管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创新驱动发展能够有效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施高管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均能显著增强上述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盈利水平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且当企业处于成长期和衰退期、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以及为非国有企业时,上述关系更显著。研究结论表明,特别是处于成长期与衰退期、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并辅之以高管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可以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和谐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大股东股权质押、风险承担水平与债券违约风险

基于2015—2019年发生实质性债券违约的上市公司数据,运用二元Probit回归模型,从风险承担水平角度研究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债券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率与债券违约风险显著正相关,风险承担水平在股权质押与债券违约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高股权质押率的企业通过对其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增加债券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产权性质和信息质量差异对股权质押与债券违约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不同产权性质、不同程度信息质量组别中,股权质押比例对债券违约的正向影响均存在差异,且该正向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低信息质量组中更为强烈。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否影响审计师定价策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审计成本与风险溢价是影响审计师定价的两个重要因素。以2007—2014年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审计师定价的影响,并考察了产权性质、审计师特征以及法制环境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相较于非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审计师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公司的审计定价更高,且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越高,审计定价越高。进一步地,在民营企业、“四大”审计的企业及在法制环境好的地区,审计师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公司的审计定价都更高。这表明审计师能够识别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带来的风险,并将其反映在审计定价中。     

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与公司治理绩效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用沪、深股市40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用样本公司2006～2008年连续三年的截面数据对公司融资结构与公司治理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法人股比例与公司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国有股比例、股权制衡度、社会公众股比例与公司治理绩效呈负相关关系;资产负债率、应付债券比例、长期负债比率、流动负债比率与公司治理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借款比例与公司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returns to defensive stock repurchas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wealth effect of defensive common stock repurchase (CSR) on outside shareholders. It is found that the impact varies with the type of corporate control activity that precipitates the repurchase. Outside shareholders suffer wealth losses when a CSR announcement follows an unsolicited bid for the firm. The impact of the CSR announcement following a partial acquisition is negative but not as strong. However, outside shareholders benefit from CSR following antitakeover charter amendments. This study also documents a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agerial equity ownership and changes in the value of the firm at the announcement of a defensive CSR.     

以退市为目的之股票回购的时机选择与定价影响因素——中石油回购旗下三家上市公司流通股的案例研究

2005年10月,中石油向下属3家上市公司(辽河油田、锦州石化、吉林化工)流通股股东同时发出回购要约,成功回购后,3家公司股票终止交易,退出市场。文章以此次收购为研究对象,从收购方财务状况、被收购方股票价格、法律环境变迁和规避股权分置改革等几个方面分析了中石油对回购时机的准确把握和对相关法律、政策的成功规避,有效地降低了回购成本。文章还讨论了溢价的影响因素、溢价的合理性和流通股股东在回购中所处的不利地位。本案例中,中石油对回购时机的把握及其定价策略将对其他公司的回购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