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点后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户籍歧视的变化

运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将城市劳动力按照户籍和劳动力是否跨县流动划分为本地城镇、本地农村、外来城镇、外来农村4类,并运用Oaxaca-Blinder方法对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与工资收入差距进行分解,分析了2012年至2016年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歧视的变化.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劳动力遭受的就业和工资的户籍歧视程度在下降,但面临的户籍歧视仍不可忽视,外来劳动力遭受的户籍歧视比本地劳动力更严重.此外,教育对就业获得及工资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镇劳动力可以获得更高的教育回报率.     

农业转移人口地域歧视的工资效应分析

基于广东省顺德区的调查数据,使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及分解方法,文章分析了外来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的工资效应。结果显示:外来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面临不同的工资决定机制;地域差异对工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只有收入在88%分位点以上的外来农业转移人口才会受到地域歧视的影响,且随着收入分位点的上升,工资受地域的影响变大;地域因素与人力资本因素交织,通过婚姻、教育、工作岗位和经验等变量的作用产生影响;教育对于外来农业转移人口的工资具有增长效应,但无法完全消除地域歧视的影响。因此,除了提高外来农业转移人口的教育水平,还需改善外来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的条件,促进外来农业转移人口家庭融入城市。     

教育、金融市场和中国居民的收入不平等

通过二元经济的世代交叠模型,本文考察了人力资本回报逐步超过实物资本回报的长期动态演化过程,研究了提高城乡基础教育水平(教育均等化)和放松借贷约束对降低收入基尼系数、改善居民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动态机制。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不同积累方式使得城市、农村和全国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呈现时间序列上的倒U型;相对于城市而言,提高农村居民的基础教育水平、改善农村的金融约束将会更加有效降低全国的收入基尼系数、加快库兹涅茨转折点的来临,并且在人力资本回报较高的经济发展阶段实施这两项政策效果会更显现。研究还表明边际教育回报的增加会提高全国收入的基尼系数。     

英语技能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溢价测算

作为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语言能力在劳动力市场很可能有一定的经济回报。文章采用CFPS、CLDS和CGSS三套数据,检验了英语的工资回报效应。总体上,英语存在显著的"工资溢价"效应,且这种效应具有异质性。例如,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从事管理和技术职业以及东部地区劳动者的英语经济回报率显著,同时英语能力对城市居民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对城市本地居民的影响要大于农民工。另外,在工资回报率上,英语的听说能力要明显大于英语的读写能力,而口语的作用又要大于听力。     

城市外来劳动力的性别收入差距与工资歧视———基于非条件分位数回归的分解方法

内容文章利用非条件分位数回归的分解方法对2011年城市外来劳动力群体的性别工资差距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城市外来劳动力群体中,性别间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已经变得不太显著,但在职业方面针对女性外来劳动力的“粘性地板”现象仍然十分突出.(2)人力资本禀赋和就业职业特征对男性与女性外来劳动力工资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不同收入分位数上的影响系数也有明显的差异.(3)性别歧视是造成外来劳动力性别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而男性与女性劳动者工作经验的差距以及工作经验收益率的差异已经取代教育因素成为了性别收入差距中的突出问题     

农民素质与农村现代化

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在农村，在农业，没有9亿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多年来，各级地方政府致力于发展农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从深层次来看，相当多的农民生活，生产还是延续着农耕社会的方式，社会结构、化层次与现代社会相差甚远。截至1998年底，全国农民受教育程度为：100个农村劳动力，盲、半盲为9.56%，小学化程度的占34.49%，初中化程度的占44.99%，高中化程度的占9.15%，中专和大专以上化程度的分别占1.46%和0.37%，平均受教育程度年限为7.4年，而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化程度80年代末为11年，目前已达到12年以上。     

劳动力流动与大城市工资溢价——基于30个省会城市数据的经验证据

以劳动力流动率为切入点,选用30个省会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测度中国大城市“工资溢价”现状,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劳动力流动与工资溢价之间的空间效应。基于现有数据研究发现,近十年间中国大城市“工资溢价”现象依然存在;劳动力流动率对大城市工资溢价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劳动力流动拉大了大城市工资溢价,尤其是人口超过5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劳动力流动提高对工资溢价促进作用显著,人口在100-500万之间的大城市劳动力流动对工资溢价的影响并不显著。     

中国尚未到达刘易斯转折点

本文提出中国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标准:农民工实际工资较快提升,农民工与农民纯收入之比快速增加,"民工荒"及农民工工资上涨原因是劳动力短缺;实证表明中国尚未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最后针对"民工荒"及农民工工资上涨提出政策建议:推进农民工有序市民化、加快土地流转进程、力促农村剩余劳动力条理转移和提高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质量。     

大荔县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农民增收问题探索

本文分析了大荔县农村人力资源特征,总结了大荔县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做法,提出了促进大荔县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 改善大荔县农村基础教育环境,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农村青年的高中入学率,在农村青年中基本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发展大荔县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加强对农村科技人员的培训力度;加大大荔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     

农村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经营活动的决定因素——基于安徽省庐江县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安徽省庐江县的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对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生产经营活动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计量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技能、劳动力家庭到城镇的距离、家庭农业收入和劳动力向农信社借贷或民间借贷的难易程度是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经营活动最显著的决定因素;劳动力的年龄、性别、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和家庭的劳动力数量对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经营活动的影响次之;农产品补贴的影响最小;劳动力婚姻、家庭耕地对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活动没有显著影响。     

国际贸易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研究

文章构建了国际贸易影响分技能劳动力性别工资差距的理论模型,并运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进行均值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就总体性别工资差距而言,国际贸易虽扩大了性别工资差距,但对分技能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存在差异,贸易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有缩小作用,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有扩大作用;就不同地区性别工资差距而言,国际贸易提高了沿海地区的工资水平,并有助于缓解该地区的性别工资差距,但对内陆地区工资水平的提高有不利影响;就分技能的分位数性别工资差距而言,在工资分布的不同位置上,国际贸易总是在扩大高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同时国际贸易有缩小工资分布中的中低端低技能劳动力性别工资差距的作用,这大致印证了上述均值回归的结果。基于以上结论,在贸易促使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即便高技能女性有时也难以从贸易中获得和男性均等的利益,虽然改善女性的个体特征(如受教育程度)有助于缓解性别工资差距的问题,但只有政府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完善社保制度,才能为解决性别工资差距建立更有效的制度保障。     

人力资本对农民非农就业与非农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天津的考察

本文以天津农调队2000年家户调查数据为基础探讨了人力资本对农民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的影响，我们建立了三个模型：非农就业决定模型、非农就业地点决定模型和农民非农收入决定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文化程度越高越倾向非农就业，劳动力文化程度对外出就业的影响的顺序为高中、初中、小学、中专、大专及以上，除了高中文化程度，劳动力文化程度越高，获得的非农收入也越高。     

大城市劳动力供需平衡与外来劳动力就业政策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文章在经济转型和大城市人口调控背景下,研究了上海劳动力资源供需平衡趋势与外来劳动力需求情况。研究显示,在上海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下,2015-2020年外来劳动力需求量在700-856万人之间,这使大城市在对待外来劳动力上处于尴尬境地,一方面面临着经济发展对外来劳动力的依赖性,另一方面面临着大城市人口调控的压力。目前上海劳动力市场中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在就业岗位、工资待遇、社会福利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在岗位上更多的是一种优势互补关系,对外来劳动力歧视有悖于社会公平理论,同时政府的强行调控政策也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政府的职责应该是尽可能地创造出健康、有序、公平的市场秩序,让市场在调节劳动力供需和结构性短缺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过程分析及效果评价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及我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效果显著，导致农村学龄儿童急剧减少或大量流失。农村生源的减少为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提供了客观原因。从农村布局调整发展进程来看，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教育资源，提高了教育资源的利用率，提高了教育质量，促使区域间教育的均衡发展，但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一些地区不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过度撤并学校，导致义务阶段学生辍学率提高，加重了家庭的负担，学生的安全隐患因素增多，超级学校现象普遍出现等。     

迁移、失业与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什么农村迁移者的失业率很低?

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本文比较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失业率差异。这种差异可以归因于城乡劳动力的流动性、供给特征 ,以及市场分割等因素。农村劳动力在非国有部门就业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但他们的低工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低劳动权益保障联系在一起的。     

劳动的权利

7月中旬,在广东省政府的参事决策咨询会上,曾任巡视员的参事曾添贵提出建议,要提高珠三角外来农民工的准入门槛,凡进入珠三角就业的外省农民工必须具备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逐步把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此建议与昔日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惟英的"人口准入制度"如     

“刘易斯转折点”来临：我国劳动力市场调整的机遇

本文从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出发,推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后应该发生的社会经济现象,然后从非技术劳动者的工资变化、非正规就业规模变化等角度检验了这些推论。证据显示,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中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我们应该调整教育结构,增加培训投入,提高职工的知识技能,以应对产业升级的需要。     

人机之间:机器人兴起对中国劳动者收入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匹配区域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水平,分析了机器人兴起对中国劳动者收入和工资结构的影响,尤其关注了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作用。研究发现,从直接影响看,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部门的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工资性收入都具有显著负面效应;但从间接影响看,机器人应用对非制造业部门的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此外,就工资结构而言,机器人应用对劳动者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工资极化”特征。本文进一步从劳动者的相对议价能力和不同部门劳动力的替代性与互补性视角,检验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者工资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机制。本研究表明,在人工智能时代,健全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兼顾工作的安全性和灵活性,对推动高质量就业和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民工荒"并不能说明我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

本文从微观角度考察农民工的劳动供给行为,认为“民工荒”现象是农民工在一定工资预期下的理性行为,并不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由于生活、教育、医疗等基本保障的需要,农民工还没有能力在劳动供给上自由选择,只有当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后,“刘易斯转折点”才会真正到来,经济增长方式才会发生根本变化。     

户籍身份、示范效应与居民幸福感:来自上海和深圳社区的证据

基于上海和深圳市的社区入户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社区层面上的收入差距会产生较强的示范效应,有助于提高居民的幸福感。但是,这种示范效应存在着人际差异,在外来居民中,较低教育水平者获得更强的示范效应,在本地居民中,较高教育水平者获得更强的示范效应。本文将这一发现归因于城市内部高低端人才的互补性,以及户籍制度导致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外来高教育水平者的进入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