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安宁区银滩路社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研究

兰州市作为甘肃省的省会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水平显著高于甘肃省其他地方城市，因而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兰州市。由此随之而来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日渐凸现。本文以兰州市安宁区银滩路社区为例，通过对银滩路社区外来务工人员的基本情况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接受教育的现状进行调查，阐述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接受教育过程中存在的学生主体自身的问题、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问题，分别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家庭和社区的角度分析了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进而从政府、学校、家庭、社区四个层面提出改善兰州市安宁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受教育现状的建议和对策。     

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 2012-2021年共6期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査(CGSS)数据,利用事前非参数法分解得到努力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从结构分解的研究视角揭示了收人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努力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作用。机会不平等产生负向影响,这一研究结论经相关稳健性检验后仍稳健可靠。本研究利用分组回归和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探析了这一影响效应在不同收人水平、不同区域以及不同年份的异质性特点。进一步地,本文构建起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在机会不平等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路径中,社会平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部分中介效应。本文研究结论为提高我国居民幸福感水平、寻求“伊斯特林悖论”的破解之道提供了政策启示与建议。     

幸福感是否会传染

本文采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6)分析社区内其他人的幸福感对本人幸福感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婚姻和收入状况后,社区平均幸福感对社区内个体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即幸福是可以传染的。本文对幸福感传染性的性别差异作了进一步检验,研究发现:幸福感更容易传染给女性。在加入社区固定效应和控制了核心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后,计量结果依然稳健。因而,完善城镇居民社会网络结构、建设和谐社区以及构建社会信任体系对于提高城镇居民幸福感,特别是女性幸福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受教育年限、阶层认同与幸福感——来自委托-代理理论和CGSS的证据

所谓“苟不教,性乃迁”,教育自古是引导个人身心发展的有效工具,同样也是国家百年大计之根本。在个人和国家都越来越重视幸福感的今天,教育对幸福感是否以及如何发挥作用,便是文章的研究主题。文章基于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使用委托-代理理论一般模型原理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GSS)的调查数据,理论上和实证上验证了教育与幸福感的正相关关性,并深入研究了教育对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受教育年限越长即学历越高的人,幸福感相对更强。进一步对不同群体展开分析,显示受教育年限为男性带来的幸福感略高于女性;为45岁以下群体带来的幸福感要高于45岁以上群体;除此之外受教育年限对幸福感的影响还存在区域差异,其为农村群体带来的幸福感要高于城市群体。并且实证证据表明教育是可以通过阶层认同感来影响幸福感,“受教育年限—阶层认同感—幸福感”这一幸福感作用机制成立。以上结论说明,个人可以通过教育这一工具来提升自己的幸福感,同时政府在推进居民幸福提升的进程中,应坚定不移地推进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及十二年义务教育试点工作,支持女性及其专项教育事业,关注中老年群体身心健康。     

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如何影响居民工资收入:溢价还是折价

已有文献多从宏观视角上考察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文章则从微观视角出发,探讨城市基础设施影响居民收入的微观机制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文章将“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与城市特征数据相结合,将城市土地出让收入变动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工具变量,通过2SLS方法估计了基础设施水平对居民工资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水平对城市居民工资收入具有溢价作用。城市居民名义工资在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城市更高。基础设施水平对工资收入的溢价作用受居民教育异质性的影响,居民教育水平越高,基础设施水平的溢价作用越大。     

武汉有个百步亭——武汉安居工程公司开发百步亭社区“四进”纪实

百步亭花园社区位于武汉市江岸区,规划用地4500亩,建成后可以入住13万人。现已建住宅100万平方米,入住近3万人,是武汉市最大的安居示范社区。百步亭花园在建设管理过程中,对于社区的科教、文体、卫生和普法事业立足于可持续发展,工作常抓不懈并形成制度化和规范化,取得了良好效果,先后被评为全国文明社区示范点、全国著名社区、全国城市物业管理优秀小区示范点,并成为全国唯一一个获得首届“中国人居范例奖”的社区。记者在百步亭花园社区采访,不仅感受到社区“四进”工作的扎实有效,更可贵的是百步亭花园形成了一整套规范的管理服务制度,社区居民从“四进”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称自己的社区为“绿色社区、温馨家园、安全港湾”。     

农业转移人口地域歧视的工资效应分析

基于广东省顺德区的调查数据,使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及分解方法,文章分析了外来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的工资效应。结果显示:外来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面临不同的工资决定机制;地域差异对工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只有收入在88%分位点以上的外来农业转移人口才会受到地域歧视的影响,且随着收入分位点的上升,工资受地域的影响变大;地域因素与人力资本因素交织,通过婚姻、教育、工作岗位和经验等变量的作用产生影响;教育对于外来农业转移人口的工资具有增长效应,但无法完全消除地域歧视的影响。因此,除了提高外来农业转移人口的教育水平,还需改善外来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的条件,促进外来农业转移人口家庭融入城市。     

近朱者赤:幸福的传染效应——基于CLDS 2014-2016的实证分析

研究他人幸福感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和评价公共政策的真实效果，如何有效识别幸福感人际传递的因果关系是分析幸福传染效应的核心问题。文章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以社区为参照单位讨论与检验了人际间的幸福传染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个人、家庭与社区层面的相关因素后，社区其他人的幸福感对个体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分别以社区其他人的父母教育程度以及受访时间和天气作为工具变量，并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的结果依然支持“幸福会传染”的结论。此外，包括指标、样本和方法调整在内的稳健性检验仍显示结果一致可靠。从群体差异来看，幸福的传染效应更加明显地发生于农村、家庭收入较低，以及自身幸福感和社会资本处于中高水平的群体。幸福在人际间传染的主要渠道有两条：一是个体通过捕捉模仿或认知联想他人的情绪与行为来改变其精神健康与社会信任水平，进而影响其幸福状态；二是他人积极的情绪与反馈有助于社会网络的构建与发展，从而通过促进社会互助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幸福传染效应的存在为完善政策与项目的全面评估、加强社会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促进正能量的传播等提供了参考与启示。     

推动合作经济发展 加快实施品牌化进程

在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石家庄市居民幸福感居全国294个城市首位。     

追寻教师幸福感

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而且是学生的精神导师,本文探讨教师的幸福观。认为从本真意义上讲,教师教书育人的过程,正是教师获得职业幸福感的过程。只有教师建立了正确的职业观,并不断努力提高自我和实现自我的价值,在坚守教师职业中坚定教育事业的信念,教师才能充分体验到教学带来的价值感和幸福感。     

分手快乐?——离婚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

中国离婚率连年快速攀升引发了广泛关注，但鲜有文献定量评估离婚对个体主观福利的影响。文章首次采用追踪数据（CFPS）定量评估了离婚对个体主观福利的冲击及其动态演变，为理解中国居高不下的离婚率提供了一个新观察视角。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离婚对个体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短暂的负向冲击。按自评收入分为5个阶层，离婚当年人们遭受的幸福感损失，相当于从中等阶层下滑到最低阶层。离婚对幸福感不存在长期影响，离婚者与从未离婚者之间的幸福感落差在离婚3年后即基本消失；是否再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男女、城乡、不同教育水平、有无子女等不同群组幸福感受离婚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但均呈现出共同动态演变趋势。考虑到离婚个体在离婚前夕的幸福感水平，应该已经低于其他已婚者，那么离婚应该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感。离异者幸福感恢复迅速表明在遭受巨大打击后，其心理上表现出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中国离婚主观成本相对较低，或是离婚率高企的重要原因。应该审慎地看待离婚对幸福感没有长期影响的结论，该结论不应被视为支持乃至鼓励中国居民离婚的经验证据。本研究仅显示：一个离过婚的人，也可以像常人一样幸福快乐。     

“村改居”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村改居"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既有别于传统的农村社区,也有别于现有的城市社区,其治理机制亟需创新,公民治理理论提供了路径参考。"村改居"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需要确立公民治理的理念,培养具有"积极公民资格"的社区居民,不仅要为社区居民在公共服务中表达意见提供各种渠道,更要引导社区居民直接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     

试论我国城市社区发展进程中的文化建设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所带来的社会转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在城市中,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影响更深刻,出现的问题更尖锐.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讨论中,社区建设日益受到重视,而社区文化建设又成为社区建设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增强人们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高社区居民的文明素质.而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产生,正是社区文化的整合功能和导向功能的体现.因而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城市社区的文化建设,不仅关系到我国当前的城市社区建设,而且对城市中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正是力图对当前社区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及其对策作一探讨.     

提升社区服务水平的认识

社区服务是在社区范围内,由政府及其派出机关、社区组织、社区居民以及各方面社会力量直接为社区全体成员提供的公共服务、公益性便民利民服务和志愿者互助服务。本文以城市社区为研究对象,就如何提升社区服务水平进行探讨。     

老旧小区改造 改出居民幸福感

正破败的老旧小区,不仅是困扰居民的一桩心事,也是现代化城市及社区治理的一大"心病"。老旧小区生活环境差、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大大降低了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给社区治理增加了不少困难。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老旧小区改造促城市有机更新迫在眉睫。2017年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厦门、广州、宁波等15个城市启动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2018年以来,宁波已完成改造小区21个,面积为118万平方米。其中住建部确定的8个试点小区已基本完成改造,包括海曙区偃月小区、迎凤小区、高塘花园,江北区贝家边、砖桥巷、茗雅苑,鄞州区民安小区和繁裕一村,共涉及住宅149幢,惠及居民5517户。     

江苏省金融服务水平与居民幸福指数关系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GDP这类传统的经济指标已经无法很好地衡量社会发展情况,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其服务与居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金融服务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代居民的幸福感。文章构建了一套具有金融特色的居民幸福指数,通过对江苏省6大城市的调查,得出金融服务水平对居民幸福指数的具体贡献度,研究了2者关系,为提高江苏省金融服务水平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临渭“三项工程”促进和谐社区建设

近年来,临渭区围绕“城市创卫、服务居民、和谐稳定”等重点工作,以实施“温暖工程”、“示范工程”、“形象工程”为载体,全面推进社区建设,逐步实现了社区党建和城市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     

心理学视野下居民幸福感成因分析——以成都市为例

幸福是生活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否感到满意,并且是否能够实现自我预期和人生价值的全面的主观心理评价.国民幸福指数是政府绩效评估的指标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目标.在众多权威机构和媒体发起的“2012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中,成都市获评“2012年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本文将在心理学视角下,从自然、社会等方面分析成都市居民幸福感的成因.     

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问号

正农村把青壮年劳动力输送到城市,而城市却把伤残病弱者退回到农村,把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等社会负担抛给农村。这是农民找不到归属感的重要因素。21世纪是中国城市化的世纪,也是大量农民工市民化的时代。如何适应宏大的城市化运动,提升全体居民包括农民工的幸福感,对于推进城乡均衡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加城市竞争优势,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为此,笔者通过广泛借鉴近年来的幸福感研究成果,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基础,综合分析出当前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主要有薪酬、身份、权益、教育、精神、体能、婚姻等方面因素。     

家门口的"幸福餐厅" 铜元局街道打造社区食堂解决社区老人就餐难题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南岸区铜元局街道坚持把解决实际问题、办好民生实事贯穿党史学习教育全过程、各环节,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街道以暖心、真心和贴心"三心服务"为重要抓手,通过打造老年社区食堂,解决空巢老人就餐难题,通过开展"暖心汤"志愿服务活动,探索社区居家养老新模式,为辖区居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