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监督的法价值初探

法的基本价值-----正义和自由奠定了法律发展的基础,并从根本上规制着后来的法律及其制度的走向。法价值的实现应内化成为法律监督权主体内心的自觉准则,积极追求并形成对法的价值的认同应成为法律监督权主体的基本职责或责任。对法律监督体制法理价值的研究就是对法律监督在法逻辑上的必然性研究,也是法学理论进步和完善的内在要求。     

关于商业银行参与公司治理的法律机制探讨

一、商业银行参与公司治理的法理基础 (一)商业银行参与公司治理的法理基础 1.正义与公平价值追求的必然要求.与传统法追求"起点公平、机会公平"不同,现代法追求的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它的公平体系是以现实的不平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法承认不同市场主体客观存在的差异,因此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在法律上赋予不同主体与之相对应的权利,给予相对弱势的一方以更多的法律保护,以达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基于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和平衡双方法律地位的考虑,对弱势的公司债权人应当给予更多的法律保护,赋予弱势主体以特别的权利,以一种形式上不平等的倾斜手段达到维护双方法律地位实质上平等的目的,以实现法律上的实质正义.因此,赋予商业银行在一定条件下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利,使银行获得一种保护自己权益的法律手段,这无疑加强了对公司债权人的法律保护,有利于实现公司债权人与公司股东、管理层之间实质性的公平.     

社会理论法学的兴起———贡塔·托依布纳的生平、著述及影响

贡塔·托依布纳系当代社会理论法学大师,他在“法律与社会”“超国家法律”以及“正义 论”三个领域,结合卢曼的系统论和德里达的后现代语言哲学,分析当代社会的私法秩序,建构了独特 的社会理论法学。在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上,托依布纳强调反思型法的作用,把合同视为调整来自不同 领域冲突理性的工具。他认为当代法秩序会脱离民族国家的影响,形成全球私法。正义论不是纯粹 的法哲学问题,它涉及的是法律与社会的调和,并且寻找适合社会的法教义学具体问题的答案。     

浅议契约法上的正义——以情势变更原则为视角

法之根本目标在于正义的实现,契约法也不例外。在现代契约法中,实现正义为其最高的价值目标,人们所追求的是实现真正的契约正义。在现代文明下,通过矫正是实现正义的重要环节,于其中又以法律为核心的调整手段为极其重要有效的一种。通过对法律制度的构造,以制度正义来完善法律制度并辅以程序正义达到真正的正义追求。     

浅议契约法上的正义——以情势变更原则为视角

法之根本目标在于正义的实现,契约法也不例外.在现代契约法中,实现正义为其最高的价值目标,人们所追求的是实现真正的契约正义.在现代文明下,通过矫正是实现正义的重要环节,于其中又以法律为核心的调整手段为极其重要有效的一种.通过对法律制度的构造,以制度正义来完善法律制度并辅以程序正义达到真正的正义追求     

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范畴与本质

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也被称为水平效力、私人效力、基本权利在私法或私人法律关系中的效力等。第三人效力是指,基本权利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对诉讼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产生影响。实践中,公私二元划分是第三人效力探讨的基础;基本权利客观法属性是第三人效力的规范范畴;基本权利人类图像与自由权的多重面向是第三人效力的价值范畴;基本权利保护义务是第三人效力的义务范畴;基本权利取向解释是第三人效力的方法范畴。第三人效力具有体系正义、规范正义和个案正义的诉求,本质上是涵盖不同范畴的结构性效力。提出第三人效力的目的在于国家通过干预社会和消解社会不公正,为私人主体创造秩序和自由。     

拒绝严格责任？——反省康德主义侵权法理论

温里布和里普斯坦主张一种有影响力的康德主义的侵权法说明性理论,拒斥严格责任。此种对侵权法的说明基于矫正正义观念以及康德法权的独立性观念。虽然矫正正义观念可靠,但独立性观念却存在瑕疵。对严格责任的拒绝,也由于其对“侵权法中的普通人是独立的人”这一预设的依赖,不符合司法实践和日常直觉,因此失败。侵权法的说明理论,应当依赖更好的对侵权法中的“人”的说明。     

中国语境下的权利论题与罗马法尤斯(IUS)传统的变异——以展示相关术语使用的困惑及其理顺之建议为焦点

本文把中国语境下权利论题所遇到的困惑与矛盾统称为“梅氏困境”（Meis Dilemma）。中西方文化差异虽然是造成“梅氏困境”及其延伸问题的其中一个原因,但在没有这种差异的英美甚至一些欧陆国家处理相关论题时也在不同程度上有类似的困难。近现代“权利”一词及其概念并非中国古已有之,而是在19世纪通过美传教士自英语“right(s)”一词翻译而来,并在公共话语领域逐渐流行;随后东渡日本,在法学领域成为通行译法,复又传回中国。欧陆法学和英美法学虽同样继受了罗马法的尤斯（IUS）传统,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尤斯主观化道路,但是在术语的使用上,英语世界基本实现了权法分离,而欧陆世界则因为直接继受罗马法的制度和制度名称,最终无法实现分离而以主观客观之分替代。本文认为,在非法律术语领域翻译时应把英语词right译成汉语词“权利”。在法律术语的范畴,当翻译单独出现的德语词Recht时,视语境译为“法”或“权”,而遇有疑问时均应译为“法权”;subjektives Recht应译为“主观法权”,objektives Recht应译为“客观法权”。古罗马文献中的IUS应音译为“尤斯”,或根据其语境按意义译出。     

关于完善刑事诉讼法律解释的思考

刑事诉讼法律解释的完善有利于刑事诉讼法律规定在实践中的正确应用,也有利于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随着社会对司法寄予厚望,期待通过法院得到更多的社会正义,对刑事诉讼法律解释进行实证性考察分析,发现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和完善建议较之纯理论、概念及逻辑性的分析研究更具真正的法律意义和现实意义.     

生态利益分配的法治考量

环境治理上的困境也是环境法进化和发展的机遇.生态利益分配的失衡导致区域环境不正义问题、城乡环境不正义和群体环境不正义现象.生态利益分配的失衡与失范是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质.生态利益的分配不是利益的剥夺和限制,其是以利益的维持和增进为目的,法律上权利是利益分配法律实现的惯常路径,利益是权利的核心要素,权利行使以保障利益实现为目的.因此,生态利益应以权利为路径来建构相应分配机制,要借助权属制度,确立权利的享有、权利的行使以及损害赔偿请求权制度来实现生态利益的法律实现.     

论现代国际私法实质正义价值取向

与＂法则区别说＂时代的国际私法比较,现代国际私法更注重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和实现。针对这一现象,在考察前现代国际私法的基本价值追求和表现形态的基础上,分析现代国际私法以追求实质正义为精神内核,由此呈现出现代国际私法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发展是人类对整个法律价值追求演进的一部分,简明提出实现现代国际私法实质正义的途径与方式。     

论公序良俗原则

“立邦漆滑倒盘龙”广告带有侮辱中华民族尊严的内容,违背了我国的公序良俗。公序良俗原则是20世纪社会经济条件突变,个人权利本位向社会权利本位转化的体现,其产生和确立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公序良俗的行为标准是“所有能正确思考问题的人都感到适当”,由于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历史传统、宗教等不同,认定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的类别在理论和实践中也颇有差异;公序良俗具有克服法律局限性,实现社会妥当性（社会正义）的功能。另外,本文建议采纳任何公民均可提起公益诉讼的模式,以真正实现对公共利益的法律保护。     

经济法是宪法的承包商（序言）

自从法学界将法律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之后,宪法就沦落成为一个独特的“法律部门”。现在我们终于意识到,宪法之于法律,就像哲学之于科学一样,是一个不可替代,也无法忽视的社会现象。曾经有人将宪法看作是政治性的法律,或者将宪法当作中看不中用的根本大法。但是他们不知道,所有的法律门类都与宪法存在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权利设定与义务规范——关于《社会保险法》的思考

法律与政策的本质区别在于,法律通过对法律主体权利义务的设定形成法律关系以规范社会生活;政策则是通过目标引导为社会提供行为准则。一项“政策”,如果其设置了较多的权利义务,则可以作为法律渊源;一件“法律”,如果其权利义务规范过于稀少,则将“沦落”为政策。社会保险从依政策推进到依法推进,强调的就是在实施社会保险时,必须通过法律规则规范社会保险主体各方的权利义务,     

保守的理性人：罗尔斯《正义论》主要内容及其人性论浅析

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主要论述了三方面内容：正义的至上性、原始地位与社会正义原则、法与自由。罗尔斯在书中关于正义理论的建构、正义原则的分析以及保障正义实现的制度设计都是基于一种“保守的理性人”的人性论假设。     

试论刑事和解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一、刑事和解机制概述 传统的刑事司法形成了以国家追诉为标志的刑事司法模式和以监禁刑为重点的刑罚结构,它在法律上实现了对犯罪行为的惩处,维护了社会正义。     

物权法的基本价值

我国物权法改变了数千年的财富观念,将个人所有权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财产权利,并且通过约束行政机关的权力,将公民的个人财产所有权落到实处。我国物权法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现代文明的弘扬。物权法不仅坚持了宪法所规定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且创新性地为未来生产关系的变革指引了方向;不仅强调了民事主体之间的平等原则,而且为不同所有制主体之间财产权利的交换制定了明确的法律规则;不仅借鉴了西方国家财产法中具有生命力的具体法律规范,而且根据中国改革的实际情况作出了有针对性地变通。我国物权法确认了中国改革的成果,也为未来中国社会变革埋下了法律上的伏笔。我国物权法的实施,必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财产关系,给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当然,要想从根本上发挥我国物权法的作用,还必须抓紧制定国有资产法、财产登记法,修改完善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和慈善法律体系,逐步改变落后的财富观念,建立一种社会共享的财富法律体系。     

我国弱势群体利益诉求机制构建浅探

目前我国现在存在的诸多弱势群体已经逐渐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及其重要的不稳定因素,保护与救济社会弱势群体是实现社会公正和法律实质正义的基本要求.如何解决有很多的办法,但是构建一个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机构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之一.如何从执政角度实现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     

论社会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社会法与经济法同作为新兴的法律部门存在很多共性,两者都是法律社会化历史进程的产物,兼具公法属性与私法属性,是公私法融合的体现,两者都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目标,追求社会公平和实质正义.但两者在调整对象、立法目的与宗旨、调整的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经济法侧重于从经济方面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社会法侧重于从社会福利方面对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维护.两者各有各的优势,将他们紧密结合,发挥其良性互动,使其作用互补,对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双赢"局面意义重大.     

以“大监督”搭建“应然”通向“实然”的桥梁

本期杂志介绍了我国部分省市在财政监督过程中加强不同监督主体的协调配合,建立全方位、立体化、广覆盖的监督体系的经验,这无疑是保障财政分配体现民意,造福人民,实现公共利益的又一积极探索。我国的政治构架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己任,温家宝总理今年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大历史任务之一就是“逐渐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针对财政预算,吴俊培教授在这一期杂志发表的《论绩效预算》一文更为深入地论证了:“国家的公正与正义是绩效预算最集中体现”,应消除各种强化公共部门自身利益的财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