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市场竞争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制造业企业中间投入"服务化"的趋势下,文章聚焦于考察"中国服务业(运输、电信、分销、金融)市场竞争"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服务市场上竞争的引入和增强,会基于"投入-产出"关系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2)大型制造业企业"服务内置化"现象严重,中小企业因对外部服务投入依赖更深,更易于从运输、电信及分销服务业市场竞争中获益;但另一方面由于大企业多聚集于资金密集型行业,且受制于中国金融产权改革滞后,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是目前中国金融业竞争导向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受益者.(3)受中国制造业企业地理集聚特征影响,提高中国电信和分销服务市场竞争,将更有利于劳动及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的东部地区企业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而运输和金融服务市场竞争增强会更有利于资源依赖型制造业企业集聚的中西部地区.(4)运输、电信和分销市场竞争加剧,更有利于制造业内生产效率领先企业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由于中国金融业仍属于国有控股体制,金融改革的效率红利更易被位于生产效率低端的国有企业所获得.该现象虽在一定程度上能为中国制造业行业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走向收敛提供一个技术性解释,但其本身也彰显出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实施金融产权改革的迫切性.     

要素流动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国有部门改革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针对两部门的生产函数估计框架得到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一致性估计,并从要素流动的视角实证分析了上世纪末以来国有部门改革政策对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本文研究发现,"抓大"政策使国有部门通过企业优化重组和部门内要素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最终提升了国有部门和制造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而"放小"政策尽管对国有部门生产率有一定负效应,但通过部门间要素流动促进了制造业整体配置效率的提高,并贡献了1998—2007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25%。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为理解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地方公共债务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效应与机制

本文从企业层面考察地方公共债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公共债务增长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一个城市的地方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负债率)每提高1%,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下降约0.06%。区分企业所有制的估计结果显示,地方公共债务增长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明显异质性,负债率每增加1%,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高约0.20%,而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降低约0.07%。以上结果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保持稳健。机制分析显示,地方公共债务规模扩大通过放松融资约束促进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通过提高企业税负、加剧信贷融资约束降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和研发设备更新速度,进而阻碍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上述发现表明,地方政府应科学调控地方公共债务的总规模和增速,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信贷和投资支持力度,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农药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

为探寻提高我国农药制造业生产效率的途径,运用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从整体趋势和各省区角度定量考察了我国农药制造业增长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状况,结果表明:从全国的平均时间序列数据来看,我国农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在波动中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技术进步的贡献,而制约技术效率改善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效率的下降.所研究的全国二十八个地区,生产率基本上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只有云南地区有所下降.就全国而言,农药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来自于农药生产率的提高.从动态演变来看,农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农药增长中的作用日渐增强.     

地区专业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中国农药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为探寻提高我国农药制造业的地区专业化与生产效率增长的关系,分别运用区位熵测算了我国农药制造业的专业化水平,运用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了农药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状况,结果表明:专业化水平对农药常制造业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区专业化积极地促进了农药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通过对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的回归来看,专业化主要通过效率改善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企业规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技术效率的改善都有显著负面影响;对技术进步的变化也有负作用,但无统计上的显著性.资本密集度对TFP增长、技术效率改善均有显著正向影响.FDI对农药制造业的TFP增长、技术进步及技术效率改善等均无明显影响.产权结构显著地促进了地区的农药产业技术进步,但对TFP的增长、技术效率改善均无统计上的显著性.     

企业数字化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与产业链溢出效应

高质量发展要求中国经济逐步从要素投入型向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型增长模式转型,要实现这一目标,数字经济发展可能是未来一个潜在的突破口。本文将为这一判断提供初步的微观证据。本文将企业数字化投入纳入传统增长核算模型,发现数字化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07—0.09,且行业间差别大,配置效率提升空间较大;平均而言,数字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为10%左右。此外,行业—企业、企业—企业匹配数据检验结果均表明,上游的数字化发展存在产业链溢出效应,会使得下游企业管理费用下降、存货周转率提高,同时优化下游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下游企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本文的研究表明,当绝对的技术突破面临瓶颈和不确定性时,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许是中国经济实现稳定增长的路径之一。     

企业生产率的代际效应和年龄效应

本文利用1998年到2004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从企业代际和年龄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变动,得到三个基本发现:(1)新进入企业总是能够将当时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组织制度"物化"在企业的物质和组织资本中,存续企业也能通过"干中学"而提升其生产效率;而且只有在改革开始以后成立的企业才显现出显著的日益上升的代际优势;(2)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代际和年龄优势并没有相应反映在外资企业上,外资企业的代际优势几乎没有,正年龄效应在第6年后也几乎消失;(3)尽管国有企业平均来看较其他所有制企业的生产率低,但在1988年之后新成立的国有企业日益增加的代际优势,表现出了明显的"追赶"效应。     

中国制造业物质生产率与价值生产率变化及收敛趋势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国泰安数据库以及手动收集的上市公司销售量数据,运用ACF方法测算了2011—2019年期间企业的物质全要素生产率(TFPQ)和价值全要素生产率(TFPR),比较了两者的变化趋势以及收敛情况。结果显示,整体、分地区、分行业的TFPR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态势,而TFPQ基本表现出较平稳的增长,非国有企业和年轻企业TFPQ明显更大。制造业企业TFPR整体上存在绝对β收敛,且TFPR绝对β收敛的速度大于TFPQ。部分行业和地区的企业TFPQ不存在绝对β收敛但存在条件β收敛,行业、地区层面的企业TFPR基本都存在绝对β收敛。测算剔除价格因素的生产率TFPQ,并从行业、地区、企业性质等方面分别与TFPR对比分析,能对中国制造业技术效率变化进行更直观的审视,并有助于把握行业和地区间真实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增长,为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山东省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变动趋势研究

以山东省全部规模以上制造业28个行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序列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1998—2011年山东省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增长率。结果表明,1998—2011年间山东省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了13.3%。山东制造业总体及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处于上升趋势,技术进步的提高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导因素,而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阻碍作用。     

中美两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比较研究

本文报告了根据 Jorgenson 方法所做的中国与美国的制造业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国际比较,以及中国制造业1985—1994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比较发现,就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来说,中美之间的差距相对比较小,而就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来说,中美之间的差距相当大。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大约是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17.67倍,但是美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大约是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5倍。而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在1986—1994年间的平均增长实际有0.67%的减退。     

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研究

基于考虑"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超效率SBM模型,采用全局参比的Globe-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测算中国283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研究发现:(1)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分别以年均3.5%、1.2%和2.3%的速度增长,GTFP的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而作为"绿色软技术"的技术效率贡献相对不足;(2)三大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幅东部>中部>西部,技术进步差异是GTFP区域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不同时期区域发展战略和环境政策在城市绿色转型中的作用存在异质性;(3)超大及特大城市、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领先优势,且研究期内不同层级城市GTFP差距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     

国有持股比例降低与国企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多期DID模型分析

降低国有持股比例作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种方式,对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高国有股东持股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国有企业数据,从政府补助程度与组织复杂程度两个角度出发,基于三阶段DEA模型,在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影响后的企业效率指标基础上,构建多期DID模型讨论国有持股比例降低对国企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持股比例降低能显著提高国企全要素生产率,且有两年滞后期影响效应。其中,减少政府补助程度、优化组织复杂程度会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发现,竞争性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国企,混改后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为显著;高杠杆风险国企、低“委托-代理”成本的国企,混改后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为显著。本文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视角入手,探究国有持股比例降低对国企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为下一步混改方向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要素市场扭曲、资源错置与生产率

要素市场政策扭曲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在一个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定量考察我国偏向国有企业政策的效率损失。理论模型引入了垄断竞争的中间产品生产企业与内生化的进入退出选择,用不同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随机过程,刻画了要素市场面临政策扭曲的国有与私有企业。为了全面反映产业特征,本文用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来校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随机增长。通过校准,定量模型表明,源于政策扭曲的资源错置,导致了非常高昂的效率损失。     

我国行业间要素配置效率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WIOT2016和ADB—MRIOT构建了我国2000—2020年分行业的投入产出数据，在估算各行业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基础上，考察了我国整体和分行业的要素配置效率及其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整体要素配置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农、林、牧、渔业的配置效率持续改善，而金融业的配置效率持续降低。资本配置效率下降是导致我国2000—2015年要素配置效率逐渐下降的主因，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我国要素配置效率明显上升但与发达国家及最优配置水平之间仍有一定距离。反事实分析表明，配置效率改善具有较大的生产率效应，我国要素配置效率在达到美国和加拿大要素配置效率水平时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可分别提升28.02%和25.23%,处于最优状况下可提升约37.3%。为优化我国资源配置效率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应进一步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作用，促进各类人才在市场间自由合理流动，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资本要素在行业间的错配程度；着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大对制造业企业研发的支持力度，扭转制造业行业技术进步增速普遍下滑的趋...     

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

本文运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析方法,对转型期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时间演变和省区空间分布进行实证分析,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三部分。结论表明,转型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为显著,各省区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较大,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这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由农业前沿技术进步贡献,技术效率状况改善的贡献很有限。此外,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也是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     

低碳约束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基于Sequential 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分解方法

在全要素框架下运用基于连续前沿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增长指数方法,估算了1987—2009年中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对中国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体发展、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然后,利用核密度估计,对累积相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累积相对技术进步和累积相对效率改善做分布动态演进分析。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整体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趋于上升,但上升幅度逐渐减小;东、中、西三大区域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差异,呈东高西低的增长格局;东、中部地区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共同推进的结果;西部地区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仅靠技术进步驱动,效率改善存在退步迹象;省际间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呈一定程度的"俱乐部收敛"特征,技术进步有明显的"追赶效应"。     

制造业FDI行业内和行业间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

在中国制造2025的大背景下,如何利用FDI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05—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26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FDI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结果发现行业内直接溢出能有效促进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高;行业内间接溢出则会挤占内资企业的生存空间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的增长;行业间后向关联程度能显著且明显地促进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升;行业间前向关联程度能显著但微弱地抑制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升。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

本文在分析比较了全要素生产率四种估算方法的基础上,估算出我国1979—2004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源泉做了简要分析。分析表明(1)1993年以前,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呈现出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且波动较为剧烈频繁,1993年以来,则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直到2000年才得以缓解,此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呈现出逐年攀升势头;(2)1979—2004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3)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较低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率偏低、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技术效率低下和资源配置不尽合理。     

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分析及其改进的政策

中国经济转轨时期GDP的高增长率可能并不代表中国经济的高效率。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考虑,全要素生产率相当程度上表现为结构调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贡献,知识进展表现并不显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资源配置效率的能量释放后,投资推动更加明显地表现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从长期均衡的动态角度考虑,由于资本的迅速积累导致了中国经济处于动态无效区域。改进的政策是:切实提高我国的知识进展速度;降低储蓄率;扩大非农就业、推进城市化发展。     

经济转轨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分析与政策研究

中国经济转轨时期GDP的高增长率并不代表中国经济的高效率.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考虑,全要素生产率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结构调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贡献,知识进展表现并不显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资源配置效率的能量释放后,投资推动更加明显地表现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从长期均衡的动态效率考虑,由于资本的迅速积累导致了中国经济处于动态无效区域.针对此问题,我们需要通过采取切实提高我国的知识进展速度,降低储蓄率,扩大非农就业、推进城市化发展等措施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