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是否可以换来技术进步？——来自广东省工业部门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考虑FDI的中间产品质量提高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然后运用Panel Data计量方法对广东1997～2002年39个工业行业的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FDI对广东省内资工业部门有正向的技术外溢效应，但效应有限；而负向的竞争效应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却大大超过了正向的技术外溢效应。另外对不同所有制结构的企业研究还表明，改制后的国有企业是外资外溢效应的最大受益者。最后是相应的政策建议。     

FDI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影响的差异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外国资本流入量与 日俱增,FDI对中国经济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但是,我国地域辽阔,中西部地区由于发展时间晚、发展基础弱,历来FDI吸收较少.而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外资得以流入.本文选取了1987年至2017年间30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分别探究FDI的流入对东、中和西...     

自主创新背景下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以我国长三角地区为例

本文基于长三角地区2000年-2007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对外资引进现状的考察，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来研究FDI技术外溢效应。实证分析表明，FDI在长三角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的技术外溢效应，长三角地区开放的市场环境和自主创新能力对FDI的技术外溢产生了正面影响。此外，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的作用较小且不显著。     

我国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下FDI的异质性

我国存在着双重的二元经济结构,这对流入我国FDI的性质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2002～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的外资利用以能带来更大技术溢出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水平型FDI为主,我国中部地区FDI性质不明确,而西部地区的外资利用则以垂直型为主。门槛回归结果显示,我国各地区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对外依赖度以及国家干预程度对流入我国FDI性质都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与科技创新、经济增长——基于西部l0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了西部地区1991-2012年的相关数据,就外商直接投资、科技创新以及经济增长这三个变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FDI促进了我国西部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使本地企业创新产品产值成逐年增长趋势,并辐射周边区域,提高了本地区的人均GDP,带动了经济增长,同时经济进一步发展又促进了更多外资的流入;西部地区在引进外资时不能盲目,应注重对人力资本等的培育,加强对外资的消化吸收能力,最终促进经济进一步地发展提高.     

人民币汇率水平对FDI流入的影响分析

汇率水平是影响FDI流动规模及方向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人民币汇率及我国利用外资政策调整的背景,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水平对FDI流入的竞争力效应、区位效应、部门效应及财富效应。分析表明,人民币汇率水平通过竞争力效应影响FDI流入;不同行业、不同区域来源的FDI对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化具有不同的效应。此外,汇率水平的调整还通过财富效应影响着FDI流入方式。这些结论对评估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外资流入的影响具有一定政策内涵。     

河北省和江苏省利用外资提升产业结构效应比较

随着外资流入的不断扩大,其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也日益增加,本文在对比河北和江苏两省利用外资结构的基础上,从经济增长效应、结构转换效应两个方面对两省利用外资提升产业结构的效应进行了比较,一方面证实了利用外资对提升产业结构的作用,另一方面以期推动河北省利用外资提升产业结构效应的加强。     

不同来源地FDI对我国技术外溢的对比研究

随着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必要从外资的源头即来源地的不同进行分析,探究不同特征的外资在我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采源于港台地区以及新加坡的FDI对我国的技术外溢具有正效应;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FDI时我国的技术外溢也起到积极作用,并且其溢出能力大于港台及新加坡的FDI;来自韩国和日本的FDI对我国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显著.     

不同来源地FDI对我国技术外溢的对比研究

随着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必要从外资的源头即来源地的不同进行分析,探究不同特征的外资在我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来源于港台地区以及新加坡的FDI对我国的技术外溢具有正效应;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FDI对我国的技术外溢也起到积极作用,并且其溢出能力大于港台及新加坡的FDI;来自韩国和日本的FDI对我国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显著。     

FDI对江苏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FDI的流入对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可能产生显著的影响。本文以江苏为例。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探究FDI对江苏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FDI是江苏产业结构变动的格兰杰原因;FDI主要通过资本促进和技术提升作用于江苏的产业结构,使其产业结构进行了优化。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的综合效应测算——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检验

本文在FDI与东道国就业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全面分析并测算了FDI对中国就业的综合效应,同时也为外资与内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外资对生产率的外溢效应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实证检验结果.最终得出结论：尽管间接就业效应挤出了一部分国内就业,但FDI对国内就业的总效应仍然是积极的,FDI每增加1％将拉动实际就业量扩大0.0468％.1992～2011年间由FDI引致的累计综合就业量上升了2164.83万人,为缓解国内就业压力作出了较大贡献.     

中国FDI技术外溢的人力资本流动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下文简称为FDI）流入我国，到2002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FDI东道国。不同于最初强调的FDI的资本效应，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开始集中于探讨被传统的双缺口模型所忽视的FDI技术外溢效应（Technology Spillovers of FDI）。Nadiri（1991）、Globerman（1994）等人研究发现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对东道国企业存在着复杂的技术外溢效应。本文在回顾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中国特殊国情下人力资本流动所产生的FDI技术外溢效应，并就人力资本的不合理流动带来技术外溢阻碍这一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FDI的内资企业溢出和市场选择效应分析——基于中国产业层面数据的检验

本文在Aitken and Harrison（1999）模型的基础上,同时定量检验我国的FDI溢出效应和市场选择效应。①结果显示：（1）我国FDI存在正的产业内溢出效应,但由于受其他产业FDI的抑制,FDI产业内溢出净效应有限;（2）FDI产业间溢出效应远大于产业内溢出净效应;（3）外资对我国内资企业市场选择效果显著,但这种作用小于FDI的溢出效应;（4）开放度越高的产业外资溢出效应和市场选择效应影响越显著。     

FDI在我国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分析

FDI能对引入国的经济带来外溢效应，在我国资金充裕的条件下，FDI的作用更多体现在提升我国的技术水平，本文分析了FDI技术外溢效应的传导机制，并对FDI与用索洛“余值法”测算出的中国技术水平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的技术进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西部省份陕西省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因素的影响，FDI的技术外溢效应相对较弱。     

多维视角下FDI流入的中国贸易条件效应

最近十几年,FDI流入对中国所产生的贸易条件效应出现了新的变化。FDI流入对中国产生了"工资外溢"效应,但并没能通过该效应改善其价格贸易条件;FDI流入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的贸易结构,从而导致较大的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性。FDI流入的大幅增加,使得中国对外贸易出口数量也大幅增加,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带来了其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相对而言,FDI流入对中国的单要素及多要素贸易条件的改善幅度远小于收入贸易条件,因此,中国在大量引入FDI的同时,应大力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水平,实现其单要素贸易条件和双要素贸易条件的改善最大化。     

浙江外贸经济增长与FDI技术外溢效应实证研究

文章从行业、城市和因果关系三个层面出发,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浙江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最后得出FDI（外商直接投资）能通过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而促进浙江经济增长的结论。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外资政策时不应该只一味强调引入外资的数量,而必须从影响FDI技术外溢效果的诸种因素出发,充分发挥外资对当地内资企业的辐射作用,以促进浙江经济长期增长。 【基金项目】本文为2008年浙江省教育厅     

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引资行为

文章基于Heckman模型,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283个城市最低工资匹配数据,运用倍差法实证检验了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引资(FDI)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FDI决策和FDI数量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其中,最低工资标准对外资、劳动密集型以及东部地区企业FDI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对企业引进港澳台地区资本的影响有限,且最低工资标准的动态效应呈"倒U"型变化趋势。此外,最低工资标准通过成本效应抑制了企业的FDI,通过生产率效应促进企业的FDI,但前者作用效果更大。最低工资标准显著提升了地区FDI的质量;并通过改善各城市资源配置对FDI规模具有正向影响。     

外资控制权、企业异质性与FDI的技术外溢——基于Olley-Pakes半参法的实证研究

前期有关FDI技术外溢的研究多以宏观数据为基础,无法考察外资控制权和企业异质性等微观特征的影响。本文采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深入分析了FDI在企业内、行业内以及行业间的溢出效应。为了规避微观企业中的同时选择和进入退出等问题,实证分析过程中使用了半参数估计中的Olley—Pakes三步法。结果发现：FDI显著提高了本土企业的生产率,但在行业内的水平溢出效应却不明显;FDI在行业间存在着显著的后向溢出效应,而前向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外资的进入确实降低了企业的退出概率。外商独资企业对于行业内其他企业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而企业的国有产权和省级以上隶属关系则抑制了企业对FDI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     

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外溢效应——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比较分析

本文首先运用Panel Data测算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FDI技术外溢效应, 然后分析了两地区人力资本、经济开放度、R&D以及不同类型的FDI(来源于香港、澳门和台湾的 FGI和来源于欧盟、美国、日本的FDI)对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通过分析得出:不同地区的FDI具有不同的技术外溢效应,各地政府应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政策,以获得更加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外溢效应--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比较分析

本文首先运用PanelData测算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FDI技术外溢效应，然后分析了两地区人力资本、经济开放度、R＆D以及不同类型的FDI（来源于香港、澳门和台湾的FDI和来源于欧盟、美国、日本的FDI）对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通过分析得出：不同地区的FDI具有不同的技术外溢效应，各地政府应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政策，以获得更加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