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链视角下人工智能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借助上市公司年报构建度量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指标，并基于价值链视角实证研究人工智能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在企业中的整体应用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环节的智能化发展也带来了显著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技术创新是人工智能应用促进全要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机制；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的智能化相比，市场营销的智能化发展更能通过技术创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因此，需从创新、资金、人才、治理等方面完善推动全价值链智能化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升级

研究目标：通过对行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测定,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其对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方法：利用2003~2011年行业层面数据,采用两步系统动态GMM方法。研究发现：行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呈现显著的促进效应;但是在分行业视角下,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尤其是高新技术密集型行业,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行业贸易规模扩大均对行业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研究创新：本文对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和地位进行了全面实证分析。研究价值：在当前“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完善企业走出去相关政策机制,着重推动技术密集型企业参与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服务贸易进口是否带来国外R&D溢出效应

本文运用90个国家1998~2007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不同要素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的国外R&D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只有高强度的国内R&D投入才能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提升以及技术进步,不断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助于强化这种作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无助于进口国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不断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难以改变这种状况;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通过国外R&D溢出效应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提升以及技术进步。     

制造业产融结合、资本配置效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深度融合,有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利用2009—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产融结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与控制组相比,产融结合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异质性研究表明,相对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产融结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产融结合增强企业投资对投资机会的敏感性程度,由此促进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这表明产融结合通过资本配置效率驱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结论为推动中国产融结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数字经济、要素市场扭曲缓解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针对要素市场扭曲背景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动能的不足,构建省级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利用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的资源配置效应在缓解要素市场扭曲并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结果证实：要素市场扭曲背景下,数字经济的资源配置效应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提升作用;数字经济主要通过缓解金融、人才、技术三类要素市场扭曲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大企业样本中,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据此,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关注要素市场发展,促进各类要素充分流动、重组和重构;根据企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柔性化创建组织情景体系。     

深化绿色治理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率?——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如何激励企业深化绿色治理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世界一流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测度了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建立绿色治理对企业效率的估计模型。研究发现,绿色治理显著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且表现出长期的促进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在非国有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中促进效应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深化绿色治理主要通过治理效应、创新效应以及融资效应三种渠道提升生产效率。上述研究从效率变革的视角解释了企业深化绿色治理的作用机理,为相关规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些启示。     

服务贸易开放能否提高制造业生产率

本文首先梳理了服务贸易开放促进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路径：种类效应、数量效应、价格效应和资源再配置效应。其次,从服务贸易数量和服务业对外开放政策两个角度构建了服务开放对制造业各行业的开放渗透率,用DEA 曼奎斯特（DEA 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制造业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以2004—2011年28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两种指标度量下,服务贸易开放均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分组回归模型显示,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服务开放生产率效应显著存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则不然。本文认为,在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失衡,制造业产业升级需求紧迫的情况下,适度推进服务开放进度,有利于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产业升级目标的实现。     

分析师乐观偏差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一直是经济增长领域的重要课题。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信息中介，其乐观偏差行为可能会通过高估企业收益、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行为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亦可能通过压力效应提升管理层的职业忧虑进而阻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本文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分析师乐观偏差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分析师关注程度的基础上，分析师乐观偏差的提升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说明分析师乐观偏差对管理层产生业绩压力的作用较大。本文为理解分析师乐观偏差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推进市场监管规范化、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企业风险承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企业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就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上市A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研究.实证结果显示:在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于其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促进效应,其中非国有企业的促进效应要显著大于国有企业;其次,企业的创新能力在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而且在非国有企业中其中介促进效应更强.     

企业风险承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企业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就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上市A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研究.实证结果显示:在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于其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促进效应,其中非国有企业的促进效应要显著大于国有企业;其次,企业的创新能力在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而且在非国有企业中其中介促进效应更强.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市和A股314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当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管理成本、增加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新企业、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影响更大;这一影响结果在东部地区和数字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更为显著。这为发挥数字经济的微观激励效应进而促进宏观经济“提质增量”提供了理论依据。     

营商环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提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企业创新发展,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深入探寻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抓手。本文从微观视角出发,采用2016—2018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与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进行匹配,探究中国城市营商环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城市营商环境指数划分为营商硬环境指数与营商软环境指数,依次论证分指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核心解释变量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验证城市营商环境、营商硬环境及营商软环境的优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显著促进作用。在影响机制分析方面,探讨优化营商环境通过推动市场化进程、推进法治化发展和提升经济开放度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机制。基于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企业所有制结构、行业类别、所属区域以及城市规模的差异对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国资授权经营改革、融资约束与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的稳定提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内涵,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以2009～2021年我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期DID方法探讨国有资本授权经营改革对国企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政策效应与内在机制。实证研究表明,国资授权经营改革能显著提升所出资国企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国资授权经营改革主要通过缓解国企面临的融资约束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国资授权经营改革对国企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仅存在于地方国企和代理问题较为严重的国企中。本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及国资授权经营改革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也为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促进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制造业集聚对改进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提高碳全要素生产率是有力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重要抓手，是城市低碳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3—2019年中国城市数据，研究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显著抑制了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异质性分析表明，制造业集聚的抑制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变得不再显著。宏观机制研究表明，制造业集聚抑制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原因主要在于其对碳技术效率和碳技术进步的抑制，在匹配城市土地出让数据的基础上，制造业集聚扩大了土地供给面积、提高了土地成交价格，导致集聚拥挤效应凸显，阻碍知识溢出，不利于提高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微观机制分析表明，在匹配企业微观数据后，制造业集聚显著抑制了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数量的增加，损害了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微观基础。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基于双向嵌入视角

本文通过构建全球价值链(GVC)后向嵌入深度前向嵌入深度指标,分别测算了中国制造业行业双向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并利用2008-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分析和检验GVC双向嵌入深度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的结果表明:①中国行业的GVC后向嵌入深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关系,GVC前向嵌入深度与企业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②中国的GVC后向嵌入的生产率效应会受到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受到GVC后向嵌入的作用比非出口企业大。③中低技术行业的GVC后嵌入深度对企业的生产率呈正"U"型的关系,来自发达国家的"低端锁定"限制几乎对中低技术行业的企业没有影响。     

中国制造业企业相对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基于1999～2005年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分别对制造业各个行业中内资企业、外资企业1999~2005年期间的相对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以Malmquist指数衡量)及其构成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制造业各行业中的相对效率具有显著差异,内资企业相对效率较高的行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及垄断程度较高的一些行业,而外资企业相对效率较高的行业集中在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行业;两类企业在各个行业中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呈现出上升趋势,但增长速度及其动力存在差异。基于实证结果及分析,本文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工资水平上升对农副食品加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2011—2013年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11—2013年农副食品加工企业的微观数据,研究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农副食品加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变化情况,并借助CEIC数据与之匹配,使用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发现工资的上涨在提高加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企业资本密集度较低时,工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增加,有助于更客观地认识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农副食品企业增长模式转变的现象。政府要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推动转型发展,鼓励农副食品加工企业摆脱低成本思维,积极推动薪资制度变革,从多方面加强员工保障,加速技术进步,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省域数字经济环境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通过收集整理不同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规模指标，发现不同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巨大差异。用LP法测度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了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如何通过协调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来有效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各省区市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存在不平衡情况，其中东北地区更需要政府加大对数字产业化建设的扶持力度，东部沿海地区数字产业化产出水平明显优于内陆地区。第二，资本密集型企业更有潜力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第三，通过增加数字信息技术产业就业人口可以有效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进入退出、竞争与中国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开放竞争作为一个效率增进过程

本文基于大规模的微观数据集,考察经济转轨与市场开放过程中大规模的进入退出、市场竞争与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市场开放激发了以非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大规模的进入退出和动态竞争过程;通过竞争的激励效应,进入退出促进了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通过跨企业的资源再配置效应,进入退出促进了总量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本文的结果亦表明,在政府干预较多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在位企业之间跨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仍然较低。继续推进开放竞争对于工业部门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智慧城市建设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基于“赋能”和信贷配给的视角

在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智慧城市为实体经济赋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微观企业高质量发展为落脚点，运用多期DID方法评估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降低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量”上缓解样本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在“质”上提高企业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此外，智慧城市建设对规模较大企业、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基于此，中国应从加速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优化相关配套政策三个方面提升智慧城市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