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中的信用环境监测研究

本文围绕三大领域(政务领域、商务领域、社会领域)和两个着力点(诚信文化与宣传、信用创新与应用)展开,创新性地构建了基层信用环境监测指标体系,并对杭州市余杭区12个乡镇街道的信用指数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表明:基层信用环境整体稳定,尤其是在政务领域,但基础信用建设不牢固、建设绩效动力不足等难点急需破解;商务信用侧,信用建设...     

数字经济背景下信用监管路径探析

文章以当前我国数字经济环境下信用体系建设发展的前景作为出发点，阐述了数字经济中信用监管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健全法制法规、促进法治协同，完善信用评价机制、统一评价标准，打破数据孤岛，促进数字经济与信用体系建设融合发展，更新监管理念、优化顶层设计，大力发展区块链等新技术，以科学技术背书信用机制等建议。     

数字化个人破产信用评价机制构建的机理、困境与图景

基于数字时代实施个人破产制度的现实需要、数字司法对于破产案件办理的改革要求、数字社会中的信用不可见风险,构建数字化个人破产信用评价机制已经成为支撑个人破产制度建立实施的重要内容。以“数据—算法—平台”三维结构为框架的数字化个人破产信用评价机制在通过信用数据采集、算法信用画像、平台联通应用得以实施的同时,面临着数据孤岛导致的非正义前见、算法黑箱引发的公信力危机、平台薄弱产生的应用性困境等问题。未来可以通过合作治理达成信用数据共享,依托可信算法实现信用评价公信,完善制度供给推动破产平台建设,以此驱动数字化个人破产信用评价机制更好、更有力地赋能社会信用体系和个人破产制度建设。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问题探讨

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必然的选择.尤其我国现阶段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叠加期,社会治理面临着诸多难点,亟须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应树立法治思维,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强化信用监管,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培育信用文化等,以加快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信用大数据的形成、应用价值与提升策略北大核心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如何挖掘数据应用价值、提升数据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信用行业是大数据应用的重点领域。在我国,近年来基于大数据的各类信用平台建设进程加快,积累了良好的数据基础。信用大数据维度丰富,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政务价值、商务价值和民用价值三个方面,同时数据复杂性也比较强,归集难度比较大,从而影响数据质量。提升信用大数据价值,要着重提高数据质量,推动不同信用平台对接融合,完善跨区域信用服务合作机制,加快基于大数据的信用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应用。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对策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一些基础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重要进展,总体社会信用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然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且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仍面临着理论研究和法治建设滞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目标定位和功能边界不够清晰,商务征信体系不健全、企业账款拖欠严重,以及其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建议在系统总结前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厘清认识和实践误区,进一步明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目标定位和功能边界,加快推进信用立法,健全商务信用体系,破解企业账款拖欠难题,大力发展信用经济,并做好面向公众的宣传引导工作。     

基于大数据视角的信用主体权益保护体系构建

大数据为征信发展带来新机遇,也给信用主体权益保护带来挑战,如何保护信用主体合法权益是大数据征信面临的一道难题。从大数据在征信领域的应用入手,阐述信用主体权益保护内容,分析侵犯信用主体权益的风险表现以及影响信用主体权益保护的因素。最后从法律体系、行业监管、自律机制、内控管理、权益保护教育、技术发展等方面构建大数据时代信用主体权益保护体系。     

商业信用环境、金融信贷与区域创新产出

基于2012-2018年284个地级市与92家城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分别检验商业信用环境对数字普惠金融信贷、传统金融信贷规模和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表明:商业信用环境的优化能够有效增加地区城商行的信贷规模,也会对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产生正向影响;商业信用环境改善不仅直接影响区域创新产出,还会通过影响金融信贷规模增加区域创新产出;传统金融信贷促进区域创新产出的效果会因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而减弱.     

数字经济下的数据要素治理与数字税收改革——基于“信用价值集聚生产”创新经济理论的初步探讨北大核心CSSCI

数字经济是一种新经济形态,通过大数据技术手段和制度路径,启动了主体性、整体性、主动性的社会化大生产,联结了更为广大的消费者,并不断跨时空地挖掘不同主体的信用价值能力。这种以数据要素为基础和核心的新型经济形态,也必然有赖于经济理论的创新解释,才能推动数据要素科学治理在所有、所用、所得各个层面的完善。在税收领域,则需要注意实现数字税收在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耦合、数字生产与数字消费的平衡以及税收收入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才能理顺数字经济、数据要素、数字税收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助力解决数字经济发展的不规范、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     

构建信用评价体系对中小企业信用保险的促进作用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云技术、大数据等不断被推广和运用,技术的发展已经影响到了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近两年来,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和发展,使传统的金融领域产生颠覆性的改变。"阿里小贷"就是最好的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产物之一,它为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带来了时代性的变革。运用大数据分析对中小企业进行信用评级,并用信用评价体系为信用保险保驾护航,推进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是时代的趋势。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论决策价值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从决策价值化的视角阐述决策中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对决策价值化的影响,探索针对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相应对策,构建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贷款13．23亿支持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在过去18年里,世界银行在中国支持了12个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项目,贷款总额约13．23亿美元。世行新报告《保护过去,为未来奠定基础》概要介绍了这些项目采纳的方式方法,梳理归纳了经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方向以及面临的挑战。     

略论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

人民币国际化一般要先经过周边化,再到区域化,最后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推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贸易发展、推动人民币回流、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等。最后提出了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所面临的挑战。     

欧盟东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

欧盟东扩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果和欧盟对外援助方向的改变使非、加、太发展中国家成为直接受害者，同时它也标志着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摆脱带有原殖民体系痕迹的模式而进入“后殖民体系”时期。一旦中东欧国家在21世纪初成为欧盟正式成员，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欧盟市场上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研究

理论上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换具有关联性,二者若协调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很弱,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战略,以促进GDP结构调整和升级,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进一步完善房产税的几个问题

上海、重庆两市开展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使房产税这一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完善房产税,是健全税制与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它应与调控房价无必然的联系。不过,高房价、土地财政以及现有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完善房产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Reframing the nation-state: Rethinking the Australian dream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Movement across the borders of the nation-state has always been uneven, bu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unfettered movement of goods and images has been defended under the ideology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ncluding refuge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dministered and restricted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ustralia has been part of this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dream was once for all to own a quarter-acre housing block, protected from the machinations of the world. Across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nto the present an invidious version of this dream has intensified, shorn of its egalitarian spirit. The nation-state itself has been made over in this image. The Australian state now acts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to keep unwanted strangers out, while facilitating the open globalization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In this context, older ethical pronouncements about freedom, equality openness and fairness no longer work.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ased upon a layering of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new Australian dream it suggests will entail a complete renegotiation of how we are to live within and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ty, culture and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