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行大额可转让存款证的可能性

(一) 大额存款证,简称CD,是英文Certificates of Deposit的缩写。二十世纪初,首先由美国花旗银行的前身First National City Bank发行。二次大战后,尤其是七十年代,美国、日本等国CD的发行量大幅度上升,使CD业务迅速发展。目前,大额可转让存款证已经是商业银行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大额可转让存款证(CD)是由银行开发的一种定期存款凭证,凭证上有一定的票面金额、存入和到期日以及利率。到期后,可按票面金额和规定利率提取全部本利,过期的存款不计息。大额存款证可流通转让,     

境外大额可转让存单的发展与特点

正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各种金融创新产品不断出现。最近两年来,大额可转让存单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就曾经发行过大额可转让存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央银行又不得不叫停大额可转让存单的发行和流通。直到2012年以后,大额可转让存单再次成为市场讨论的一个热点。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市场参与主体,都希望通过大额可转让存单的发行和流通,加快我国利率市场化过程。从国际范围     

重辟我国大额可转让存单市场的理性思考

近十年来，我国的大额可转让存单市场由于利率优势丧失，缺乏流通转让，业务一度陷于停滞和萎缩状态。跨进新世纪，金融市场应审时度势，重辟大额可转让存单市场，并以此推动存款利率改革进程。本通过回顾我国大额可转让存单市场的发展及特征，论述了重辟我国大额可转让存单市场的必要性及亟待解决的若干问题。     

国外利率市场化改革借鉴

国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实践美国利率自由化。为应对1933年大萧条,美联储改变了之前的利率自由化,出台了"Q条例"管制存款利率上限。在20世纪60年代通胀率不断走高的背景下,银行资金流失体外,银行通过创新如大额可转让存单(CD)、货币市场账户(NOW账户)等金融工具,迫使货币当局推进利率自由化:从1970年开始先后取消不同额度CD和定期存款利率上限管制,允许部分储蓄存单利率与国债利率挂钩;1980年     

中国凭证式国债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凭证式国债是满足投资者需要、为中央政府筹集资金的有效手段，是中国现阶段国债市场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之一。透过对凭证式国债运行的剖析，借鉴西方国家的经济和做法，研究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凭证式国债代销及流通转让制度，是拓宽凭证式国债功能，充分发挥凭证式国债作用的有效途径。     

速览

利率市场化:未来之路展望未来几年,相信利率市场化改革将重塑货币政策架构、改善货币传导机制和资本资源配置,在国内金融市场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从现在到2015年,货币市场自由化改革将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开发3个月或更长期限货币市场产品代替存款融资。国内大额可转让存单(CD)市场更有可能得到发展,中国的商业银行过去两年在境外人     

发展我国票据市场的对策

(一)建立统一市场，完善市场体系。探索在全国建立若干区域性票据中心，形成票据转让、贴现的集中交易，促进票据流通，进而促进票据市场与其他货币市场子市场及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面向所有金融机构及企业法人的全国统一的票据市场体系。包括：统一的票据印刷、登记、查询和鉴证机构以及统一的票据托管和清算中心。     

重建我国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的理性思考

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的推出，曾在美国银行业引起一场革命，并获得巨大的市场成功。时至今日，它仍在各国金融市场中被广泛使用。中国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的发展走过了曲折历程，当前重建NODs市场的各项条件的已日益成熟。     

国有商业银行面对利率市场化的冲击及其应对措施

中国人民银行在<二00二年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公布了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思路: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报告称,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建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和引导市场利率,使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脚步声已经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     

同业存单推动利率市场化的国际经验

正同业存单的产生同业存单在国际上被称为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英文简称CDs)。是银行、其他存款机构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为了规避美国政府利率管制,增强货币市场上的竞争力、扩大资金吸收能力和满足市场投资者对短期投资工具的需求而发行的一种可以在市场上转让的定期存款凭证。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诞生于20世纪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论决策价值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从决策价值化的视角阐述决策中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对决策价值化的影响,探索针对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相应对策,构建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贷款13．23亿支持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在过去18年里,世界银行在中国支持了12个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项目,贷款总额约13．23亿美元。世行新报告《保护过去,为未来奠定基础》概要介绍了这些项目采纳的方式方法,梳理归纳了经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方向以及面临的挑战。     

略论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

人民币国际化一般要先经过周边化,再到区域化,最后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推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贸易发展、推动人民币回流、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等。最后提出了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所面临的挑战。     

欧盟东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

欧盟东扩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果和欧盟对外援助方向的改变使非、加、太发展中国家成为直接受害者，同时它也标志着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摆脱带有原殖民体系痕迹的模式而进入“后殖民体系”时期。一旦中东欧国家在21世纪初成为欧盟正式成员，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欧盟市场上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研究

理论上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换具有关联性,二者若协调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很弱,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战略,以促进GDP结构调整和升级,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进一步完善房产税的几个问题

上海、重庆两市开展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使房产税这一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完善房产税,是健全税制与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它应与调控房价无必然的联系。不过,高房价、土地财政以及现有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完善房产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Reframing the nation-state: Rethinking the Australian dream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Movement across the borders of the nation-state has always been uneven, bu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unfettered movement of goods and images has been defended under the ideology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ncluding refuge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dministered and restricted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ustralia has been part of this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dream was once for all to own a quarter-acre housing block, protected from the machinations of the world. Across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nto the present an invidious version of this dream has intensified, shorn of its egalitarian spirit. The nation-state itself has been made over in this image. The Australian state now acts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to keep unwanted strangers out, while facilitating the open globalization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In this context, older ethical pronouncements about freedom, equality openness and fairness no longer work.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ased upon a layering of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new Australian dream it suggests will entail a complete renegotiation of how we are to live within and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ty, culture and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