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采用2005-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系统GMM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从直接影响看,正式环境规制能促进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但未促进合理化,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以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的分析发现,两种环境规制均能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生正向影响,但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正式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中部、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部、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东部、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最后,基于实证结果,从两种环境规制互补、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互动、区域差异化环境规制等角度,就如何实施环境规制、倒逼制造业结构优化提出若干建议。     

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基于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但非正式环境规制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OFDI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具体而言:正式环境规制对东、西部地区的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中部地区的OFDI具有促进作用;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西部地区的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东部地区OFDI的影响不显著。指出:政府需要根据区域经济差异对不同动机的OFDI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工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等方法，探究了2005—2020年中国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工业发展的影响，并进行了省域异质性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发展存在空间相关性，环境规制对省域的工业发展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环境规制也可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对工业发展水平产生积极影响。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工业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环境规制显著影响其工业发展水平；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够推动环境规制对工业发展发挥作用。     

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8—2018年我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探究了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各地经济发展影响的路径,将产业结构升级作为中介变量,并细化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探讨科技创新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传导作用,以及将我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区域异质性的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均能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且产业结构升级在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变量的作用;②东部地区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完全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的,而西部和中部地区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部分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的;③东部地区的中介变量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科技创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完全的中介效应,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表现出部分的中介效应,产业结构合理化表现出完全的中介效应,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均表现出部分的中介效应;④东部地区对外开放是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固定资本投入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影响较大,应继续加大固定资本投入,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处于追赶状态,大力赶超中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克服地域发展不平衡是重中之重.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为适应新型工业化发展方向,产业间协同发展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新思路。本文利用2008-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正向线性促进作用,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的影响具有非线性,且呈“倒U”型分布。区域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集聚作用东部和西部地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表现出促进作用,而在西部地区呈现相反效果;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非线性关系只在东部、中部地区表现,西部由于其产业发展滞后问题未表现出明显非线性关系。文章通过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服务业协同产生的影响,以期为未来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思路与借鉴。     

科技金融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双重效应研究——基于省级制造业面板数据的GMM估计

科技金融为我国产业升级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其结构优化升级是否受科技金融的影响值得探索。采用2010—2016年我国省级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从合理化、高级化角度考察科技金融对制造业结构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发现，科技金融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具有直接促进作用，同时其直接影响具有地区异质性。从合理化角度，科技金融对沿海地区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程度低于内陆地区；从高级化角度，科技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沿海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对内陆地区的影响则不显著。另外，通过分析科技金融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间接影响发现，技术创新和要素市场发育在科技金融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积极中介作用。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战略柔性与区域差异性的双调节作用

企业绿色创新既需要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又需要有较强战略柔性与之相协调。引入战略柔性、区域差异性的调节作用,并采用分组回归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区域差异性影响,探索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双元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绿色管理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前者的积极影响更显著;战略柔性正向调节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间的关系,且对后者的调节作用更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现“东、中部各领风骚,西部较弱”的区域差异性特征：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部、东部地区较强,在西部地区较弱。     

环境规制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东、中、西部地区三次产业部门的数据分析

本文以2001-2010年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将区域经济增长细化为三次产业经济的增长,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区域研究环境规制对各产业部门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水平对我国三次产业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水平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第二、三产业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对西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对东、中部地区的第一产业和西部地区的第一、三产业的增长无显著影响。因此,应当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以促进各区域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基于中国271个城市数据的实证检验

强化环境规制、保护生态环境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日益趋紧的环境规制是否会影响技术创新?针对这个问题,论文以2000—2016年中国27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从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其门槛效应,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环境规制能对技术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具有连续性。第二,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相同,东部地区的影响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弱。第三,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过低和过高的环境规制强度均不利于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

运用2007-2016年中国工业企业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企业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与环境规制强度交互项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企业规模低于门槛值时,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中西部地区促进效果并不显著;当跨越门槛值后,均可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并且东部地区促进效果增强;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相应门槛值时,东部地区促进效果显著,而中西部效果不显著;达到门槛值后,促进效果均显著,但东部地区促进程度稍有减弱;企业规模会间接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     

基于系统GMM的FDI对我国东、中、西部碳排放影响研究

为了验证FDI对我国各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文章依据2001—2016年的数据,采用系统GMM的方法验证了FDI对我国东、中、西部各区域碳排放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规模效应在东部可以降低碳排放水平,对中西部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技术效应在东、中部对碳排放产生了负效应,对西部的影响与东、中部刚好相反;结构效应对东部碳排放的影响,弹性系数也为负,有利于碳排放,对中、西部呈现正向效应;环境规制效应对三个区域的碳排放均呈现负效应,但是环境规制对东部的作用要好于中、西部。通过实证分析结果为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取2006-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数据,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具有动态、积极的正向连续性特征。在直接效应方面,本地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周边地区技术创新呈显著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呈显著负向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呈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融合缓解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程度,提升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的促进效果。在间接效应方面,产业结构转型是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中间传导环节,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均为正向中介效应。本地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周边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小于间接效应。     

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

选取2006-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数据,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具有动态、积极的正向连续性特征。在直接效应方面,本地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周边地区技术创新呈显著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呈显著负向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呈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融合缓解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程度,提升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的促进效果。在间接效应方面,产业结构转型是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中间传导环节,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均为正向中介效应。本地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周边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小于间接效应。     

数字经济、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绿色金融是数字经济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三大区域数字经济均能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但作用强度呈现“中部—西部—东部”依次递减的规律;环境规制较强地区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营造良好数字金融环境和建立健全地方环境规制支撑体系等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作用的政策建议。     

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既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波特假说”和新发展理念，探讨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将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起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累积动态效应，经过安慰剂检验和PSM-DID检验，发现结论依然成立。(2)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政策促进效应显著，而中部地区不显著，西部地区则呈现不明显的抑制效应。(3)机制研究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促进共享发展以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其中，共享发展的中介效应最大，其次为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而能源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较小。(4)分区域机制检验发现，东部地区共享发展的中介效应最大，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次之，能源结构的中介效应最小；中部地区中介效应最大为能源结构，其次为绿...     

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利用非强制性幅度调整与随机前沿函数构建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三阶段效率测度模型,引入经济水平、公众素质、政府扶持强度作为环境变量,基于全国内地30个省市2006-2016年先进制造业面板数据对其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同时选取门槛计量模型解析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效率评估中规制因素与统计噪音可造成测度结果产生偏差,环境变量对投入与产出松弛存在差异性波动影响,而松弛变量调整前后可使多数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排名发生改变;在全国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整体呈稳步提升态势下,总体效率依然偏低,而且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三大梯度”,具备显著的“都市联动效应”;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存在单门槛值,但分别呈“U”型与倒“U”型关系,而资本密集度、行业利润率等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呈显著正向推进作用。     

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创新与劳动收入分配

文章以中国31个省份2012—2020年数据为基础,探讨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创新与劳动收入分配之间的传导路径。实证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分配产生负面冲击效应,技术创新可驱使劳动收入分配合理化;技术创新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中发挥调节效应,即随着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降低。分区域探讨得知,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创新的交互项对东部、中部地区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显著为正,对西部地区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显著为负。进一步拓展分析可知,低附加值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具有中介作用。根植于此,提出全面深化技术创新,助力收入分配趋向公平化;构建“橄榄型”分配结构,提升劳动收入分配平衡性;重塑西部地区分配体制机制,实现东、西部地区协调分配。     

政府创新补贴能促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吗——技术创新强度的中介效应北大核心

政府创新补贴是促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简称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和重要着力点。将政府创新补贴引入国家自创区生产模型,推导政府创新补贴通过技术创新强度影响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取2010-2020年21个国家自创区面板数据,构建兼顾时间与个体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政府创新补贴在技术创新强度的中介作用下对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政府创新补贴显著促进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分区域来说,政府创新补贴显著促进东中西部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及东部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中、西部国家自创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不显著;技术创新强度在政府创新补贴促进国家自创区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不同规制工具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我国2000—2015年各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效率,并且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和传导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与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突出;不同规制工具在东部、中部地区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倒“U”型作用较为显著,但是在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此外,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都可以通过影响研发强度,进而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且命令型规制工具对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更为强烈。     

产业结构变迁与住宅价格关系实证研究——来自中国内地的经验分析

文章基于住宅价格变动中产业结构变迁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的视角,通过构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理论测度,利用2002-2011年中国内地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变迁对住宅价格变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住宅价格有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也显著推动住宅价格上涨;在样本时期内,产业结构变迁对全国住宅价格上涨的贡献率为13.45%;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两者对东部、中部、西部住宅价格的影响效应依次递减;银行信贷、土地价格推高住宅价格,利率调整对房价的调控作用基本失效,人口规模、人均收入水平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因地区与时间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