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采用2005-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系统GMM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从直接影响看,正式环境规制能促进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但未促进合理化,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以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的分析发现,两种环境规制均能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生正向影响,但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正式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中部、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部、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东部、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最后,基于实证结果,从两种环境规制互补、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互动、区域差异化环境规制等角度,就如何实施环境规制、倒逼制造业结构优化提出若干建议。     

人力资本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

文章基于中国分地区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动态杜宾模型研究了人力资本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无论是中国的人力资本还是制造业结构升级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制造业结构升级是一个动态过程,前一期的制造业结构升级会对后一期的制造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影响;人力资本数量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不显著,但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人力资本数量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及溢出效应均不显著;人力资本质量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及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人力资本质量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溢出效应并不显著.最后,根据研究结果得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采用2005-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系统GMM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从直接影响看,正式环境规制能促进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但未促进合理化,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以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的分析发现,两种环境规制均能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生正向影响,但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正式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中部、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部、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东部、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最后,基于实证结果,从两种环境规制互补、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互动、区域差异化环境规制等角度,就如何实施环境规制、倒逼制造业结构优化提出若干建议。     

劳动力迁移与中国制造业结构转型升级

劳动力迁移会对劳动力供给的空间配置产生影响,最终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一般包括产业高级化和产业合理化.本文选取2002—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模型对劳动力迁移和制造业的高级化和合理化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劳动力迁移会促进流入地制造业合理化程度的提高,但不利于制造业的高级化.只有在外资规模较大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较高的地区,劳动力迁入才会对本地的制造业高级化产生积极影响;外资规模、人力资本积累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都有利于增强劳动力迁移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未来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先进制造业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数字经济、人才数字素养与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互动关系——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分析

为厘清数字经济、人才数字素养与制造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基于2010—2019年中国内地31个省域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和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对人才数字素养具有持续促进作用，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对人才数字素养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人才数字素养未能有效发挥对数字经济、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促进作用。最后，从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人才数字素养提升和制造业结构升级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政府创新偏好、创新要素流动与制造业升级

利用2004—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系统考察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效应及政府创新偏好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均对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有显著积极作用。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通过提升创新能力间接推动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政府创新偏好在创新资本流动与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以及创新人员流动与制造业高级化之间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对创新人员流动与制造业合理化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在两类创新要素流动推动制造业升级过程中，政府创新偏好的调节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结论对引导创新要素合理流动，推动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在研究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升级影响的理论机制基础上,从制造业产业结构整体升级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及产业内升级视角出发,构建多维制造业升级指数,利用2007—2017年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验证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进口不仅有利于制造业整体升级,而且还有助于制造业朝着高级化方向发展和产业内升级;生产性服务进口可以借助生产性服务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竞争效应、消费需求效应、物质资本积累效应、制度创新效应和环境负担效应诸多方式间接对制造业升级产生影响;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力度最为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甚至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制造业升级。基于实证研究结果,应采取扩大高质量生产性服务进口比重,有序推进生产性服务对外开放,提升生产性服务进口便利化水平,深化生产性服务多双边合作的体制机制等措施,有效发挥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升级的积极作用。     

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

选取2006-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数据,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具有动态、积极的正向连续性特征。在直接效应方面,本地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周边地区技术创新呈显著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呈显著负向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呈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融合缓解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程度,提升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的促进效果。在间接效应方面,产业结构转型是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中间传导环节,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均为正向中介效应。本地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周边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小于间接效应。     

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取2006-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数据,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具有动态、积极的正向连续性特征。在直接效应方面,本地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周边地区技术创新呈显著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呈显著负向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呈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融合缓解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程度,提升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的促进效果。在间接效应方面,产业结构转型是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中间传导环节,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均为正向中介效应。本地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周边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小于间接效应。     

FDI、地区市场化进程与制造业集聚——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制造业集聚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一作用的发挥与地区市场化进程有着密切关系。将地区市场化进程作为门槛变量,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FDI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在市场化水平高的区间内,FDI对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正向推动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低或低的区间内,FDI对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同时也发现,沿海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要明显快于内陆地区,FDI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相对更大。这就要求不同地区在吸引FDI促进制造业集聚的过程中,要提高本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从而有利于这一作用的更好发挥。     

不同技术创新途径与产业结构升级动态互动关系研究

运用2009-2017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相关数据和PVAR模型，对自主创新、合作创新、技术引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及高级化间的动态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①自主创新对合作创新和技术引进在短期内为负向影响，在长期内为正向影响，合作创新对自主创新始终为正向影响，对技术引进在短期内为正向影响，在长期内为负向影响，技术引进对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始终起负向作用；②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在短期内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但长期内对产业结构升级起促进作用，技术引进始终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③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现状在短期内对合作创新和技术引进起负向作用，在长期内对3种技术创新途径均起正向作用，高级化对3种技术创新途径始终起正向作用；④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在短期内不一致，但在长期内表现一致。因此，为提高中国技术创新水平、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应坚持走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的技术发展道路。     

创新投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径分析

以中国省级区域为研究对象,分析得出本省创新投入可以通过1条直接路径和3条间接路径影响本地及其它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利用ESDA、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直接路径下创新资金投入对本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明显促进效应,创新人员投入则显著提高了本省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本省创新人员投入通过“挤占效应”阻碍了其它省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在创新投入的“协同效应”、产业结构变迁的“趋同效应”及官产学研的“协作效应”等空间溢出机制作用下,创新资金投入通过3条间接路径促进了其它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人员投入则提高了外省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前期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对后期产业结构发展具有动态影响。     

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研究

互联网基础设施对于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其建设也需要由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基于互联网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机理，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研究2003—2018年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具有显著单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偏低；互联网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单向影响，影响程度也较低；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之间具有双向影响关系。从提高产业发展对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引领作用、扩大互联网基础设施覆盖范围、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产业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协同集聚作为现阶段产业发展的主要组织方式，对区域经济和生态均存在多方面影响。环保产业与一般制造业共聚是产业协同集聚的一种细分模式，通过对比其与一般协同集聚在动因、效应和关联方式等方面异同，依据其显著的生态闭环功能和环境正外部性特征，将其命名为生态化协同集聚，并基于2013—2019年短面板数据，采用杜宾模型（SDM）考察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生态化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总体呈现U型特征，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沿海地区生态化协同集聚程度较高，对绿色经济效率已形成有效促进作用，而内陆地区生态化协同集聚水平较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表现为抑制作用；环境规制对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具有显著影响。结论可为生态化协同集聚促进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高铁会影响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吗？*——东北振兴的另一种思路

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产业的竞争,在全面推进高速铁路建设和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背景下,基于东北地区147个县和34个城市的数据,运用SARAR模型分析高铁对不同行政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建设存在着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同时高铁建设对城市产业结构产生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高铁促进了城市和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提升;高铁还会带来"鲍莫尔成本病",即高铁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高铁在产业结构的虹吸效应中起到促进作用;高铁会通过抑制第一产业发展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进而影响地区产业结构;高铁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资本要素产生影响.同时采用了4种方法检验高铁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发现相关结论仍然是稳健的.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要素流动、政府干预和交通衔接等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