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

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各界学者开始探索造成企业环境污染的因素,试图通过技术改进减少污染。尤其自1991年“波特假说”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以“波特假说”为理论背景,基于中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以研发人员数量为控制变量,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激励作用;在增加控制变量后,环境规制强度对于提高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可见,“波特假说”适用于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最后,根据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现状,提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和产业研发投入相关对策建议。     

中国制造业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阶段性差异与行业异质性研究

首先,将技术创新划分为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两阶段,应用CES生产函数分阶段推导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数理关系。其次,根据污染排放强度将中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划分为重度污染型、中度污染型及轻度污染型3种类型,以2003-2012年行业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分阶段分行业的计量回归模型进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实证检验。数理推导证明：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在数理上均存在正相关关系。实证检验发现：①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技术研发专利成果和技术转化新产品生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波特假说在制造业整体上得到验证;②环境规制对中度污染行业、轻度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重度污染行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波特假说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最后,针对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阶段性和行业异质性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双碳背景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有重要影响,作用之一就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当面临环境规制时,企业要么就地创新以实现环保达标符合规制要求,要么异地转移以规避当地的环境规制。结合“波特假说”及“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2007—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会削弱“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的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可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而过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则相反;“波特假说”存在滞后特征,滞后一期和二期的环境规制强度均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污染避难所假说”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他省份加权环境规制强度对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对中、西部省份影响不显著。     

创新补偿抑或遵循成本? 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双假说的门槛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下能源需求与资源约束增强的现实要求,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检验学界仍莫衷一是。在利用SBM模型测得各省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首先在环境规制视角下分析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效应;其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最后进行空间溢出效应探索。研究结果表明:(1)从全国层面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波特假说"成立而"污染天堂假说"不成立;(2)在中等水平的外商投资省市,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效应"大于"污染光环效应"。在高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省份,环境规制的"污染光环效应"大于"污染天堂效应";(3)在中等水平环境规制下的省市,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的负效应,验证了"波特假说"。在高水平环境规制省市,"波特假说"不成立;(4)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交乘项对周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表明地区污染企业只是转移而不是转型,局部污染改善将会殃及"池鱼"。     

创新补偿抑或遵循成本？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下能源需求与资源约束增强的现实要求，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检验学界仍莫衷一是。在利用SBM模型测得各省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首先在环境规制视角下分析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效应；其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最后进行空间溢出效应探索。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全国层面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波特假说”成立而“污染天堂假说”不成立；②在中等水平的外商投资省市，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效应”大于“污染光环效应”。在高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省份，环境规制的“污染光环效应”大于“污染天堂效应”；③在中等水平环境规制下的省市，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的负效应，验证了“波特假说”。在高水平环境规制省市，“波特假说”不成立；④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交乘项对周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表明地区污染企业只是转移而不是转型，局部污染改善将会殃及“池鱼”。     

环境规制二重性：抑制还是促进技术进步

波特假说从动态角度提出,环境规制能产生创新补偿效应,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与生产率提高,并减少甚至弥补企业的遵循成本。以波特假说为理论依据,基于武汉城市圈2003-2014年面板数据,选取3种不同废弃物规制强度,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定量测度武汉城市圈内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拟合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①武汉城市圈环境规制能够有力推进武汉城市圈经济绿色化发展,促进绿色技术进步,但不同污染物的环境规制效果应有所区别;②圈内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呈现U型关系,说明短期内环境规制产生的遵循成本抑制了企业创新,而从中长期看,环境规则会倒逼企业提升生产率,通过技术创新减少污染物排放。     

环境规制与区域技术创新——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波特假说认为,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为了验证波特假说在我国的适用性,本文首先利用1999～2007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核心创新指标产生了显著的正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发明专利数量和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就会分别增加0.17%和0.07%.结合实证研究结果,从改变资源配置、影响产业结构两种途径探讨了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从环境规制政策和技术创新激励政策的制定等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创新转型发展的影响

首先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创新转型能力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的实施对企业理论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正负双重效应",而且其发挥效应的大小还与行业污染强度存在密切联系。同时,理论创新成果数量、企业自身污染属性和技术转化难度成为环境规制推动企业将理论创新成果转化为产品创新能力的约束条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创新转型升级影响效应的计量分析模型,并采用2005—2014年我国制造业大中型企业的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1)实行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对推动我国制造业的创新转型必然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2)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创新转型的推动作用与制造业自身的污染属性以及其所处的创新转型阶段密切相关。(3)目前环境规制对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成功的"合力效应"尚不明显。     

基于环境政策规制绩效的波特假说验证——以江西省重点调查产业为例

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给产业造成的负担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加以弥补从而提高产业绩效。为验证波特假说的存在性,笔者采用2002年～2008年江西省重点调查行业面板数据,考察环境政策规制的产业竞争能力、创新能力和环保能力绩效。实证表明,市场型污染排放征税政策满足波特假说,而行政命令型环境治理建设项目"三同时"政策不满足波特假说;污染排放征税关于产品销售率、流动资产周转率、专利批准量的弹性分别为1.33、0.26、0.97,关于废水、废气、SO2、烟尘排放强度的弹性分别为-1.47、-1.21、-1.37、-2.96,关于电力、柴油、总能源消耗强度的弹性分别为-1.26、-1.58、-1.93。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基于要素流动配置的中介效应研究

采用2000—201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数据,基于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流动配置的中介效应,研究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主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不仅直接影响制造业结构转型升级,而且还通过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流动配置间接地推动制造业结构转型升级;环境规制趋紧会加快资本要素的流动配置,促进劳动力要素的流动,重点污染制造业产业尤为突出,而非重点污染产业的要素流动配置效应则不显著;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呈倒"U"型,且该影响在现阶段具有"强"波特假说的特征;国有企业引领制造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重点污染企业的贸易活动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公司上市年数越长越利于结构调整升级等。     

融资约束视角下“波特假说”仍有效吗——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及其他经济圈的比较研究

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企业2010-2019年面板数据,并与其他经济圈进行同期比较,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以及企业经营成本的中介作用与企业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抑制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并未发挥有效作用,与其他经济圈相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负面作用更为明显。环境规制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经营成本,抑制了企业研发投入意愿;融资约束在经营成本的中介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当融资约束降低时,经营成本的负面影响得到部分抵消。     

环境规制二重性:抑制还是促进技术进步——来自武汉城市圈的证据

波特假说从动态角度提出,环境规制能产生创新补偿效应,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与生产率提高,并减少甚至弥补企业的遵循成本。以波特假说为理论依据,基于武汉城市圈2003-2014年面板数据,选取3种不同废弃物规制强度,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定量测度武汉城市圈内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拟合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1)武汉城市圈环境规制能够有力推进武汉城市圈经济绿色化发展,促进绿色技术进步,但不同污染物的环境规制效果应有所区别;(2)圈内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呈现U型关系,说明短期内环境规制产生的遵循成本抑制了企业创新,而从中长期看,环境规则会倒逼企业提升生产率,通过技术创新减少污染物排放。     

环境规制工具与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的双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热点,已有大量基于“波特假说”的实证研究。然而，对于环境规制工具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而且，从理论上讲，“波特弱假说”涉及双重外部性问题，即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和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需要环境规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合力解决，而知识产权保护未引起普遍重视。采用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2004－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基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动态门槛模型，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在环境规制工具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3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以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为门槛的双重门槛效应。具体而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跨过第一门槛值呈现由负向抑制到正向促进的阶段性突变趋势；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跨过第二门槛值呈现由正向促进到负向抑制的阶段性突变趋势；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在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介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显著。     

地理位置、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转型

关注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波特假说越来越受到我国政府和学者的重视.文章将地理位置纳入波特假说的分析框架中,从融资约束和市场需求的角度考察了不同地理位置的公司在环境规制下的创新转型行为.研究发现,环境规制越严厉,越有助于提升污染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进而促进企业转型;与地处中心城市的企业相比,处于偏远地理位置的企业创新投入水平较低,环境规制对偏远地区企业创新转型的积极作用较弱.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通过政府财政补贴的方式可以缓解偏远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和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促使其在环境规制背景下顺利实现创新转型.文章的研究有助于深刻认识全面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战略所面临的阻力,而且为我国的“城市圈”扩容建设以及财政补贴资金向偏远地区倾斜提供了微观证据支持.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效应差异性分析

运用我国2002-2009年的区域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使用效率较高的地区,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能源消耗较多的地区,环境规制会阻碍其技术创新;运用行业面板数据测度了不同污染密集度行业环境规制对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促进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创新,对中度污染密集型行业影响不明显,与轻度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创新呈反方向变动,即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呈现明显的地区和行业差异。     

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公众关注度和市场进程的调节作用

“波特假说”有效性一直是学术界颇具争议的话题，然而现有文献对于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讨论较少，也缺乏对其作用情景因素的关注。基于2011—2019年730家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我国上市企业在市场化进程影响下，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公众关注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公众关注度在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公众关注度和市场化进程交互项结果表明，企业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时，公众关注度对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结论不仅丰富了“波特假说”相关研究，还为我国企业提高信息共享意识以及政府优化市场环境提供了微观证据。     

环境规制、隐性经济与环境污染

本文分别利用熵权法和多指标多原因模型测算了2003-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和隐性经济规模,并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就环境规制、隐性经济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行政化环境规制强度和市场化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污染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两种环境规制情形下,隐性经济规模对环境污染均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行政化环境规制强度和市场化环境规制强度与隐性经济规模的交互作用显著抑制了环境污染,环境规制总体上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对外开放度、能源效率和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负;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由于对外开放度对环境污染的负向影响使得"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并没有得到验证.     

我国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协整机制——基于VAR模型和VEC模型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0—2011年我国环境规制和3个典型的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VAR模型和VEC模型等方法和工具,分析了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强度与3个污染密集型产业发展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强度和3个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均存在长期协整均衡关系;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均能构成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强度变化的Granger成因,反之则不成立;当短期波动使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强度与3个污染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关系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偏离部分将在当年被不同程度地调整和修正。最后,提出环境规制应为实现我国两型社会保驾护航的政策建议。     

"污染天堂"假说与现实

以环境规制降低竞争力的推论为基础,一种假说提出环境标准低的国家会吸纳污染密集型产业集中,从而成为"污染天堂".一些实证研究并不支持环境规制降低竞争力的观点,没有完整的证据说明"污染天堂"的存在.发达国家在多边贸易谈判中不能以假说为依据要求发展中国家抬高环境标准.     

规制研发与绿色创新

随着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绿色创新成为企业技术发展和获取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文章从现有研究不足入手,以环境规制为外生变量,构建了包含生产部门和研发部分的两部门模型,随后利用2000-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系统GMM回归,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主要分为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使用绿色创新技术生产部门的排污量和治污成本明显低于非绿色创新技术时生产部门的排污量和治污成本时,生产部门选择绿色创新技术,此时生产部门、研发部门获得帕累托最优;中国费用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相对较小,投资型环境规制通过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正向作用,"波特假说"在中国成立;研发投入能够有效促进绿色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