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工具与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的双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热点,已有大量基于“波特假说”的实证研究。然而，对于环境规制工具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而且，从理论上讲，“波特弱假说”涉及双重外部性问题，即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和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需要环境规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合力解决，而知识产权保护未引起普遍重视。采用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2004－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基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动态门槛模型，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在环境规制工具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3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以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为门槛的双重门槛效应。具体而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跨过第一门槛值呈现由负向抑制到正向促进的阶段性突变趋势；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跨过第二门槛值呈现由正向促进到负向抑制的阶段性突变趋势；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在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介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显著。     

市场化进程下的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研究

基于市场化进程的视角,采用系统广义矩(SYS-GMM)方法估计了西部地区研发投入、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考虑市场化进程的情况下,资本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下降,劳动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大幅上升;在考虑和不考虑市场化进程的条件下,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作用都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显著为正,当期技术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上一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市场化进程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创新补偿抑或遵循成本？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下能源需求与资源约束增强的现实要求，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检验学界仍莫衷一是。在利用SBM模型测得各省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首先在环境规制视角下分析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效应；其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最后进行空间溢出效应探索。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全国层面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波特假说”成立而“污染天堂假说”不成立；②在中等水平的外商投资省市，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效应”大于“污染光环效应”。在高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省份，环境规制的“污染光环效应”大于“污染天堂效应”；③在中等水平环境规制下的省市，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的负效应，验证了“波特假说”。在高水平环境规制省市，“波特假说”不成立；④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交乘项对周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表明地区污染企业只是转移而不是转型，局部污染改善将会殃及“池鱼”。     

数字经济条件下环境规制工具能否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质增量”

以2013—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面板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条件变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及各环境规制工具绿色创新激励作用的影响，并对不同规模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型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命令型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提升，而对质量无显著影响，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尚不显著；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赋能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激励作用，强化命令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数量的激励作用，抑制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而对命令型规制的绿色创新质量激励作用无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规模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存在差异，大规模企业具有创新战略刚性。     

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

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各界学者开始探索造成企业环境污染的因素,试图通过技术改进减少污染。尤其自1991年“波特假说”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以“波特假说”为理论背景,基于中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以研发人员数量为控制变量,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激励作用;在增加控制变量后,环境规制强度对于提高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可见,“波特假说”适用于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最后,根据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现状,提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和产业研发投入相关对策建议。     

市场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碳排放交易试点的证据

为研究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验证“波特假说”在中国市场化环境规制改革背景下的成立性，以2006—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绿色技术创新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而“波特假说”成立，且该结论能够通过稳健性检验；进一步研究发现，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企业原有创新活动基础上的“杠杆作用”；拓展研究发现，该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和高碳排放的行业；此外，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在提高绿色创新质量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高管激励对波特假说在企业层面的有效性影响研究

不同所有制背景下企业环境保护责任、动机及外部条件存在显著差异,大多数研究不区分所有权性质,只是笼统地认为环境规制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却忽视了公司治理层面的调节作用。基于重污染行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上市公司2009—2013年的实证分析发现：①波特假说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有效性不同：外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作用不显著但作用方向相反,其一般对民营企业存在负向影响,对国有企业存在正向影响,内生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②高管激励在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间存在调节作用,但只在民营企业中作用显著。高管激励越大,外生环境规制对民营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越小,内生环境规制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则越大,但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未发现相关证据。     

高管激励对波特假说在企业层面的有效性影响研究——基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比较

不同所有制背景下企业环境保护责任、动机及外部条件存在显著差异,大多数研究不区分所有权性质,只是笼统地认为环境规制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却忽视了公司治理层面的调节作用。基于重污染行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上市公司2009—2013年的实证分析发现:1波特假说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有效性不同:外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作用不显著但作用方向相反,其一般对民营企业存在负向影响,对国有企业存在正向影响,内生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2高管激励在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间存在调节作用,但只在民营企业中作用显著。高管激励越大,外生环境规制对民营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越小,内生环境规制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则越大,但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未发现相关证据。     

基于强波特假说提升企业竞争力研究

“强波特假说”认为设计适当的环境规制能够刺激企业技术创新,并通过“创新补偿”和“先动优势”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强波特假说”有较为严格的前提假设,其结论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但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不完全是消极的,环境规制可以改善企业技术变迁的路径,让企业沿着“绿色路径”进行技术革新.如果企业遵循环境规制时通过技术革新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所节约的成本完全抵消甚至超过环境规制所发生的费用时,企业就会更具竞争力.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也应着力于引导企业积极进行技术创新来到达环保目标.     

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来自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实证

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各界学者开始探索造成企业环境污染的因素,试图通过技术改进减少污染。尤其自1991年"波特假说"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以"波特假说"为理论背景,基于中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以研发人员数量为控制变量,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激励作用;在增加控制变量后,环境规制强度对于提高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可见,"波特假说"适用于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最后,根据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现状,提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和产业研发投入相关对策建议。     

自愿性信息披露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分析

以2013—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自愿性信息披露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并考察公司内外部治理因素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①自愿性信息披露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②公司外部治理环境和内部治理机制影响自愿性信息披露与企业技术创新的正向关系，具体而言，市场化进程、非国有产权性质、高管股票激励能够强化自愿性信息披露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而控股股东持股、董事会结构、董事会行为、高管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③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自愿性信息披露能够缓解第一类代理问题和外部融资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技术型连锁独立董事、技术创新与环境绩效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声誉理论和组织间模仿理论,实证检验了技术型连锁独立董事非正式机制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探究了技术创新对技术型连锁董事与环境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4-2016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型连锁执行董事与企业环境绩效不存在显著关系;技术型连锁独立董事与企业环境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国有企业中技术型连锁独立董事与企业环境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技术创新降低了技术型连锁独立董事对环境绩效的正向关系;在国有企业中,技术创新没有对技术型连锁独立董事与环境绩效关系产生影响。     

政府控制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0-2012年间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对政府控制与上市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在社会效益、绝对水平的经济效益、营运能力及劳动生产率方面优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而在成长能力、公司价值、公司治理等市场化指标方面却逊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本文认为,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应摆脱唯产权论的束缚,着力于政府的角色定位、职能转变及机制体制改革。最后,本文基于系统的视角从宏观引导、市场推动和企业自发这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公众环境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视角，针对公众环境关注对公司治理和企业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选用 2010—2018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考察公众环境关注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企业所在地公众环境关注能够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本文探究了两条影响渠道：首先，公众环境关注通过强化政府环境规制发挥作用，而政治关联的存在会削弱这一作用渠道；其次，公众环境关注通过提升企业生态观念发挥作用，与这一渠道一致，如果董事长是女性、更加年长或拥有家乡偏好，这一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果表明，公众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会影响企业的环境行为。     

信息的中介抑或遮掩：企业家精神与公司估值——基于分析师跟踪视角

以2010—2017年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家精神对企业估值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能够有效提升企业估值,且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从信号传递理论角度分析,发现分析师在企业家的经营精神和创新创业精神与企业估值之间发挥信息中介作用,而对战略决策精神与企业估值之间却起到了信息遮掩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越利于企业家精神发挥的积极性,并加强分析师信息中介效应和缓解其遮掩效应。研究结果为民营上市公司如何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提供了经验证据,并提出政策建议推进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和积极作用的发挥。     

如何提高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促进技术创新的有效性——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作为促进技术创新的两种重要政策工具,其有效性一直存在争议。为提高其促进技术创新的有效性,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发现,两种政策工具对技术创新均产生了正向显著影响,且税收优惠的促进效果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两者在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中具有互补性,所构成的组合能实现1+1>2的政策效果,原因在于两者的搭配实施可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改善企业人力资本的配置;异质性分析发现,这种互补性在高科技企业、东部和东北地区的企业、民营企业、小企业中更明显。本文的研究可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共同机构所有权与企业创新：协同治理与信息共享视角

共同机构所有权能够强化行业联系，推动信息、技术和经验跨边界整合共享，实现外部性内部化，促进生产要素向企业集聚。以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例，考察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其联结程度和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利于企业创新，且经过倾向得分匹配法、Heckman二阶段回归等内生性检验和敏感性测试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通过发挥协同治理效应和信息共享效应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并且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进程较低、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结论可进一步提升对共同机构所有权这一新兴市场现象的认知，同时为决策部门制定政策方案提供参考。     

技术董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董事、监事及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战略的方向、组织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他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变得必要和迫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企业技术董事比例和股权激励（分为高管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技术董事的比例越大，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授予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然而，高管股权激励授予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联系。     

技术董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董事、监事及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战略的方向、组织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他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变得必要和迫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企业技术董事比例和股权激励（分为高管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技术董事的比例越大，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授予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然而，高管股权激励授予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