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门槛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如何实现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模型、门槛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效应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绿色转型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其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东、中部地区的推动作用强于西部地区；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第三，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门槛效应，越过单门槛值后数字经济正向作用力增强；第四，数字经济对邻近地区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提出了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数字技术、打造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格局等对策建议。     

空间外溢视域下数字金融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机制

通过构建数字金融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理论模型,推导出数字金融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机制,并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1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地理与经济距离嵌套矩阵下的空间杜宾模型（SDM）,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水平对本市城镇居民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邻近城市城镇居民消费有一定的负向影响;数字金融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三大机制城镇居民收入、金融服务覆盖率和支付便利性,均通过实证检验,且三大机制传导过程都伴随着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研究结论可以为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居民消费扩容提质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

研究了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城市群2010—2020年城市层面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着重探究了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数字经济释放城市经济高质量红利的重要中介因素和门槛因素。数字经济红利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红利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红利最大，成渝城市群次之，长江中游城市群最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实现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2—2020年我国31个省（区、市，未包括港澳台）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构建省级层面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指标和共同富裕指数，通过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直接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积极影响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背景下，教育发展与研发创新不仅直接促进共同富裕，而且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区域协调发展也能为共同富裕提供突破口。建议不断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机制，科学配置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积极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增加教育和研发创新投入。     

数字经济碳减排效应分析——基于生产与消费端的双重路径分析

基于2013—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市场生产端与消费端构建数字经济碳减排的理论框架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实现碳减排效应，且经过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在数字经济的三个子维度中，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对碳减排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数字交易发展的碳减排效应并不显著。数字经济对碳减排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在东中部、高市场化程度和高创新创业水平的地区更加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动生产端的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端的消费结构升级来降低碳排放强度。这对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的分析

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运用Super-NSBM模型测度2011—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绿色科技研发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并利用135.53万家数字经济企业微观数据构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指数，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两阶段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绿色科技研发效率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三者在空间上均呈现出“高高—低低”的集聚态势。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绿色科技研发效率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但是会对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产生负向溢出效应，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分区域研究表明，东部城市和中心城市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更明显。“硬设施”和“软环境”的调节效应表明，数字基础设施、人才数字素养和数字金融支持分别在绿色科技研发与绿色成果转化两阶段起到不同程度的正向调节效应。     

数字经济促进了中国服务业结构升级吗?

本文结合当前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背景,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框架下,探究数字经济对中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城市服务业结构升级,政府治理效能显著增强了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效率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政府治理效能强化了数字经济的资本效率提升机制和技术效率提升机制,但未明显改善数字经济的劳动效率提升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四个维度的影响效果存在一定差异,数字产业、数字用户和数字平台产生了正向影响,但数字创新的作用并不显著;另外,数字经济对一线城市、中心城市、东部城市和服务业结构水平较高城市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也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服务业结构升级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兼论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各地的碳排放强度，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的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在非资源型城市、东部地区和低排放城市更加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还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     

金融集聚、区域房价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双轮驱动还是双向抑制？

金融集聚和区域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可以从地理角度和经济角度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来考察。研究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区域房价及产业结构升级存在较强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呈现出较强的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金融集聚通过资源配置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创新激励效应和风险管理效应等路径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区域房价通过成本效应和劳动力供给效应等路径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金融集聚、区域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两者互动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抑制作用,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及教育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政府干预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明显的阻碍作用。     

数字经济、技术市场发展与高技术企业创新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测度2012—2021年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结合中国沪深A股高技术上市企业年度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从技术市场发展角度出发，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此结论依旧成立；技术市场发展在数字经济与高技术企业创新之间发挥重要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夯实企业创新基础；完善技术市场，推动企业成果转化；激发区域创新潜能，提高中西部企业竞争力，以此促进高技术企业持续创新发展。     

互联网基础设施、创新驱动与中国区域不平衡——从宏观到微观的证据链

实证检验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对创新活动影响效应的区域差异及形成机理是回答互联网能否有效兼容创新驱动战略和区域平衡发展这一问题的关键。本文基于城市和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证据链，实证发现中国大规模实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并不能有效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创新水平，还进一步可能扩大了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格局。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在总体上对中国地级城市层面创新水平和微观企业创新投入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激励效应仅限于东部区域、南方板块、省会和人均GDP水平大于均值城市等各种维度划分的发达地区，而在与之相对应的欠发达地区却呈现抑制效应。基于要素流动分析框架，进一步检验表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激励了要素资源向发达地区流动的“集聚效应”,进而影响中国区域不平衡格局，同时也存在着集聚过程中的“拥挤效应”,然而资源向欠发达地区回流的“分散效应”则很有限。本文结论有助于理解中国推行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复杂性激励效应，对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政策号召，探索互联网推动构建创新驱动战略与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有效兼容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测度2011～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将之与深沪A股上市公司数据相匹配，据此考察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尤其促进了企业的发明创新和实用新型创新，其中主要发挥作用的是融合应用维度和数字政府维度，且这种促进作用因地区、行业和企业层面的异质性而有所差异。机制分析表明，城市数字经济通过影响企业创新要素、创新环境和创新发展策略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鉴于此，应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掣肘数字经济均衡发展的障碍；城市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企业应适时适度地实施数字化转型策略。     

数字经济与区域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研究数字经济究竟促进了自主创新还是模仿创新。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促进了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该结论在处理内生性、替换被解释变量以及滞后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资本投入促进自主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知识产权保护较强的地区显著，对模仿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和知识产权保护较强的地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省域间自主创新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数字经济对自主创新的正向空间溢出并不显著。因此，应强化数字核心技术供给，畅通数字创新渠道；缩小区域数字鸿沟，推动数字经济均衡发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释放知识产权保护红利。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及绿色经济转型的影响

数字经济与碳排放具有明显的耦合关系，碳排放通过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影响数字经济转型，而数字经济也通过影响碳排放的技术进步水平影响碳减排。本文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及绿色经济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不同地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经济转型也具有促进作用，且影响程度与城市人口密度和GDP水平正相关。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促进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何以影响农民增收?——理论机制与县域证据

探究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富民增收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拓展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本文构建一个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2014—2020年长江经济带县域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作用渠道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增加农民收入;从细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农民收入存在促进作用,而且覆盖广度的促进作用更强。农业技术进步、农民物质资本积累和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传导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长江经济带下游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的增收效果最强,中游其次,上游最弱,而且对于收入水平高、人口规模大和耕地规模大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的增收效应更强。从空间视角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明显的溢出边界。本文研究结论为农民增收提供了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视角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数字基础设施对资源空间错配的影响效应——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影响着资源的空间流向和分布格局。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实施作为外生冲击，基于城市面板数据，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对资源空间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有助于矫正资源空间错配，且这种积极作用在人力资本水平高、已纳入城市群规划的城市发挥得更加充分。分资源类别来看，数字基础设施对资本空间错配的负向影响显著，而对劳动力的影响不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通过促进资源流动负向影响资源空间错配、优化资源配置格局。由此提出以数字基础设施升级为重点、市场机制优化为抓手，降低资源流动成本等建议。     

金融开放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效应——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金融开放对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显著的作用。通过测算长江三角洲城市群26个城市2005—2016年的金融开放水平,利用面板空间计量模型在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邻接空间三种权重矩阵下对金融开放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显著,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金融开放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关联性,说明城市之间经济的相对发展水平是影响金融开放溢出效应的原因;在邻近关系上,金融开放也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表明本地的经济增长除与本地金融开放水平有关外,也与相邻城市金融开放水平有关;但分析认为,地理距离不是决定金融开放经济效应的主要因素;存在金融发展水平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和营商环境改善等实现机制,且金融开放溢出效应的叠加效应强化了该实现机制。据此,本文认为,以五大都市圈为单元进行金融开放,并与相应的发展政策相结合将是促进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强省会”战略的创新效应研究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多省开始实施“强省会”战略，而“强省会”战略的创新效应尚不清晰。利用各省和省会城市以及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强省会”战略对全省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从知识溢出和吸收的视角分析了产业同构和教育资源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省会城市规模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的作用增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强省会”战略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强省会”战略不仅促进了省会对非省会的溢出效应，同时促进了非省会城市的创新能力。产业同构和非省会教育资源都可以强化“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强省会”战略对东西部地区、非特大超大城市地区、创新领先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影响更大。研究结果对于各地依托“强省会”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来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证据

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运用2014—2019年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技术创新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低资源禀赋城市、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以及智慧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抑制高资源禀赋、高数字经济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对非智慧城市的作用则不明显。因此，应基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深度挖掘数字经济的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同时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培育壮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动能。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后发城市经济追赶——基于城际创新合作的视角

基于2011—2021年中国专利申请微观层面数据和212个后发城市地级市层面数据,构建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后发城市经济追赶的影响效应,并从城际创新合作视角探析该影响效应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助于缩小后发城市与先发城市的相对经济差距,而且促进了后发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水平、地理区位等追赶情境差异均会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经济追赶的助推效应。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城际创新合作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后发城市经济追赶的重要渠道。并且,城际创新合作机制呈现出普惠发展与质量提升的双重特征,从合作城市看,不论与先发城市还是后发城市进行创新合作,均能促进后发城市经济追赶,而从创新类型看,主要通过实质性创新合作而非策略性创新合作助推后发城市经济追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