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技术溢出与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

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考察技术溢出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成为制造业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新动能。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存在地区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及行业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在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非国有制造业企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中更显著。中介效应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技术溢出积累创新知识，进而提升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鉴于此，应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优化数字营商环境，降低技术溢出门槛，充分释放数字化技术创新效应，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政府补助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信号传递的视角

政府补助对企业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面对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困境，政府补助能否进一步发挥效力值得深入探究。本文选取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关键词筛选和人工复核的方法识别政府的数字化转型补助，基于信号传递视角系统评估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化水平具有积极效应；在信号传递机制中，政府补助通过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及增强产学研协同能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显示，政府补助会因企业、行业和区域特征而产生非对称效果；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补助能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质量，但也使得企业间的分化加剧。本文对深入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政府定位及完善相关补贴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供应链弹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是值得探讨的重要话题。构建“数字化转型（数字化策略、数字化能力）→供应链弹性→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基于PLS-SEM对210家中国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数字化策略对数字化能力、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弹性、供应链弹性对创新绩效均有积极影响,且供应链弹性在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研究从理论上揭示了数字化转型通过供应链弹性提高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为企业更好推行数字化转型以构建供应链弹性,从而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实践指导。     

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创新绩效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绩效的效应与作用机理进行讨论很有必要。基于技术创新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2010～2020年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创新绩效,并将动态能力细分为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探讨其中介效应,总结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创新绩效”这一作用路径。主要结论如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可靠;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且三者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着显著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低市场化程度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提供了微观证据,为企业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动态能力、提升创新绩效提供了明确启示。     

数字化水平、战略弹性与创新绩效——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的门槛效应分析

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非线性影响,表现为信息效率效应、资源配置效应、模式变革效应和信号强化效应。基于2012～2021年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数据,结合面板门槛模型和数据挖掘方法,实证分析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绩效;数字化水平对创新绩效的提升存在以战略弹性为门槛的门槛加剧效应;国有组企业和小型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门槛收敛效应,非国有组企业和大型企业仍表现出门槛加剧效应。因此,高新技术企业应在国家数字经济战略指导下高质量提升自身数字化水平。     

财政收支结构调整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春风化雨”还是“适得其反”?

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与内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支出方面，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以及科教支出占民生性支出比重提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产生驱动效应；收入方面，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之比上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U型影响，直接税收入与间接税收入之比上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伴随着有为政府建设的推进与有效市场的完善，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呈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作用渠道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结构与财政收入结构调整通过影响企业交易成本与资本配置效率作用于数字化转型，财政民生性支出结构与税收结构优化则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技术性人力资本驱动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数字化转型的效应在不同企业、行业、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具有促进作用，财政收入结构优化则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激励效应更强。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通过优化财政收支结构精准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证据与有益参考。     

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赋予企业新的发展动能，但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至今尚无明确的论断。以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文本数据挖掘的方法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且这一效应在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明显。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与降低代理成本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因此，企业应积极运用新兴数字技术打造多元协调的治理平台，营造开放共享的公司治理环境；政府应加快出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扶持政策，对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进行政策倾斜，强化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的促进作用。     

数字化转型、ESG表现与企业绩效研究综述

我国数字经济迅速发展，数字化转型和ESG表现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目前ESG理念不成熟、ESG评级体系不完善，数字化转型模式难以推广；ESG评级缺乏可比性，导致企业融资困难，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数字化转型和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仅从财务绩效、创新绩效或企业价值角度单方面展开，鲜有学者将这三个维度结合起来，进行多维探讨。后续应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ESG表现的深度与广度研究、ESG评级体系和ESG信息披露机制研究、数字化转型和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多维度影响研究。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发展，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基于风险决策视角，本文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缓解代理冲突和融资约束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管理层薪酬激励水平较低、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且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效应。该研究结论丰富了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和企业风险承受水平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加强企业风险管理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     

数字化转型、企业创新与价值提升

本文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创新中介效应的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企业创新在该影响中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和股权集中度不同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性质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而行业集中度在二者的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上述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和管理启示。     

公司治理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转型是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公司治理机制是企业治理体系的最高层次。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按照“公司基础制度（公司治理）-公司战略（战略激进度）-公司行为（数字化转型）”的逻辑思路，检验公司治理水平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水平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激进度对上述关系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环境丰富性正向调节上述关系。因此，管理者应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促进战略变革的实施，利用丰富性高、动态性低的外部环境，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应加强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和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以完善公司治理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研究

基于价值创造视角，系统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并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测度指数，以2011～2021年中国全行业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展开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重塑了企业的价值创造模式，对提升企业绩效具有显著影响；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企业成本、增强运营效率两条路径作用于企业绩效；对比不同所有权性质和规模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在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绩效中更为显著。因此，应制定和完善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和措施，尤其注重对非国有和中小型企业的针对性服务，推动中国全行业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数字化能力的中介作用与组织韧性的调节作用

企业家精神是推动新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化能力,进而实现持续创新的关键因素。基于企业能力理论,探索数字化能力（核心竞争力）、组织韧性（动态适应力）视角下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以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北京市部分高精尖企业为样本,通过266份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能力在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组织韧性在企业家精神和数字化能力、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绩效之间具有调节作用,组织韧性调节了数字化能力在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推动新时代高精尖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动态能力、员工创新行为与数字化转型

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在线支付系统等数字技术的出现，数字化正在深刻影响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探讨企业动态能力、员工创新行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使用多元回归方法，对11个省市23家数字化转型制造企业的207位企业员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表明：企业动态能力显著影响数字化转型目标；员工创新行为在企业动态能力与数字化转型目标之间起中介作用；组织激励和组织目标一致性调节企业动态能力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同时还调节员工创新行为与数字化转型目标的关系。因此，数字化转型企业要积极构建动态能力，激励员工创新活动和培养大数据人才，加强绩效管理引导员工行为与数字化转型目标保持一致。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机制——女性高管的视角

数字化是新一轮技术革命下企业转型的重要方向与突破口,也是“十四五”时期深化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本文采用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的文本数据,从女性高管视角考察“她力量”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她力量”,即女性高管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因素,该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基本成立。第二,企业融资约束与企业社会责任是女性高管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机制。第三,考虑外部资源效应与内部能力效应,政府补贴在女性高管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而高管学术经历在女性高管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产生负向调节效应,说明外部资源与内部知识能力分别具备“她力量”驱动下的互补性价值与替代性价值。第四,随着女性高管比例的不断提升,女性高管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逐步放缓,呈现出非线性效应,说明女性高管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最优性别结构;女性高管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国有产权、无政治关联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明显。     

企业数字化转型助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理论与路径——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当前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成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重要选择。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机制检验及异质性检验等方法 ,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与路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其中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发挥中介作用;对不同所有权的企业而言,进行数字化转型均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在非国有企业中效果更强;相对于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成熟期企业中二者作用效果更强。因此,企业应加快数字技术在各环节的应用,激发数字化转型积极效应;提升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实施有差异化的转型战略;政府应发挥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优化数字化转型外部环境。     

数字基建、产业链竞争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赋能生产方式变革的具体方式，但在转型过程中面临“产业链受制于人”导致的数字化转型激励不足问题。政府能否通过“数字新基建”的力量帮助企业塑造产业链竞争优势地位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尚未得到回答。本文基于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产业链视角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政府能够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对交易成本较高、处于经济欠发达区域和属于高技术密集型的企业效果更显著；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扩大供需、增强纵向与横向市场竞争等机制提升了产业链竞争力，从而驱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了促进内部融资、提升外部关注和提质增效的经济效应。本文为建设数字中国背景下政府如何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与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生产过程与商业模式的异质性研究

能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关乎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与绿色创新。本文基于2007—2021年A股上市能源企业面板数据，利用企业年报文本分析方法刻画数字化转型强度，并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两个方面即生产过程数字化转型和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分别考察其对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渠道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整体层面还是生产过程和商业模式层面，数字化转型都能显著提升能源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且生产过程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强度明显高于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运营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强化社会监督，进而增强能源企业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对国有能源企业、新能源企业以及成熟型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得到更充分的释放。因此，要营造数字化转型良好生态，畅通数字化转型信息传导机制，在转型政策制定和实施中注重精细化和差异化。     

数字化转型是否降低企业研发操纵?

如何将数字化赋能于企业研发创新行为中，实现“数字化+创新”的转型升级，是数字经济下推动经济高质量转型的关键。本文以企业“创新投入高而TFP较低”的现象为切入点，以企业对研发投入的操纵行为为落脚点，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研发操纵的影响、传导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企业进行研发操纵的概率，并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仍然成立。在不同的数字化转型方式与企业科技禀赋下，上述结论具有异质性。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供应链合作的开放程度、降低交易成本与缓解降低信息不对称等方式，降低企业研发操纵的概率。对于经济后果，企业数字化转型既能直接影响创新绩效与生产效率，同时也能通过降低研发操纵的策略性行为而间接改善由此所产生的创新绩效和生产效率下降问题。本文不仅为经济体系所存在的“创新投入较高而TFP较低”的现象提供了可能的解释与解决路径，还为改善企业操纵研发投入的制度迎合行为以及促进产业政策有效实施，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微观依据。以数字化转型降低企业研发操纵行为，优化企业创新布局与生产绩效，对于实现数字化驱动下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补贴、研发策略和创新绩效研究——来自新能源概念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新能源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研发策略为独特研究视角,探讨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和影响路径。首先通过建构双变量Probit模型检验了企业内部研发政策与外部技术并购之间的互补性,研究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性;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策略的选择有显著影响:即政府补贴推动了企业采用内部研发投入和外部技术并购并举的研发策略,并对企业创新业绩产生了积极影响;政府补贴在推动企业内部研发投入和外部技术并购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