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提升了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吗？——来自中国A股工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0—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企业为样本，运用EBM-GML模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并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提升效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稳健且显著地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管理效率在其中均起到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两高”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东部及南部地区企业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应重视数字化转型的战略价值，促进数字化加速融入能源管理体系；发挥数字化转型优势，赋能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引导和监督，推进数字化健康发展。     

浅析数字化转型对A股上市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9年—2021年财务数据和数字化转型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上市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从管理者能力视角探究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包括创新质量和创新数量;数字化转型通过管理者能力路径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数量和质量;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更明显。     

数字经济能力驱动商业模式创新的机理研究

数字经济环境下的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作用,但数字经济如何形成数字经济能力并驱动商业模式创新,目前还不清晰。数字经济环境下供需结构的变化,带来了新的生产要素和供需关系,催生出供给侧和需求侧新的价值主张、价值创造和传递机制以及价值获取方式,从而驱动形成新的商业模式。基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从识别机会、运用机会到价值创造与实现的过程机制,数字经济能力主要包括数字机会识别能力、数字化能力、数字协同能力三个维度。数字经济能力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路径,主要体现为数字机会识别能力、数字化能力、数字协同能力分别对企业在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与传递、价值获取三维度上的创新产生影响,最终实现数字经济能力驱动商业模式的整体创新。     

政府数字化转型补贴的创新效应及其区域差异——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技术跃迁理论视角，采用2007—2021年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通过关键词筛选和人工比对相结合的方式确定政府数字化转型补贴及其补贴强度，运用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对数字化转型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因果关系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政府数字化转型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且对策略性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实质性创新绩效，存在更重数量的策略选择效应；二是数字化转型补贴的创新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中西部地区、大城市及以下规模城市中发挥更强的专利产出激励作用；三是企业数字化水平在数字化转型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因果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验证了企业数字化水平是数字化转型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影响机制之一。     

动态能力、员工创新行为与数字化转型

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在线支付系统等数字技术的出现，数字化正在深刻影响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探讨企业动态能力、员工创新行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使用多元回归方法，对11个省市23家数字化转型制造企业的207位企业员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表明：企业动态能力显著影响数字化转型目标；员工创新行为在企业动态能力与数字化转型目标之间起中介作用；组织激励和组织目标一致性调节企业动态能力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同时还调节员工创新行为与数字化转型目标的关系。因此，数字化转型企业要积极构建动态能力，激励员工创新活动和培养大数据人才，加强绩效管理引导员工行为与数字化转型目标保持一致。     

数字化转型、ESG表现与企业绩效研究综述

我国数字经济迅速发展，数字化转型和ESG表现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目前ESG理念不成熟、ESG评级体系不完善，数字化转型模式难以推广；ESG评级缺乏可比性，导致企业融资困难，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数字化转型和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仅从财务绩效、创新绩效或企业价值角度单方面展开，鲜有学者将这三个维度结合起来，进行多维探讨。后续应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ESG表现的深度与广度研究、ESG评级体系和ESG信息披露机制研究、数字化转型和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多维度影响研究。     

商业模式创新的动因、路径与类型:理论回顾与整合分析框架北大核心

在对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因素、实施路径以及结果形成的类型进行理论回顾基础上,构建一个整合过程与结果的分析框架。外部环境、企业组织和管理者个人三方面的因素会影响和驱动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实施路径是围绕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进行的;根据商业模式创新内容和程度不同,可以识别商业模式创新的三个维度:创新广度、创新深度和创新强度,以此来划分商业模式创新的类型。企业决策者应当提升战略洞察力和管理认知水平,主动进行商业模式创新设计,并在战略规划、组织结构以及文化方面推动发展战略柔性、资源柔性来实施商业模式创新。成功的商业模式创新应以用户导向为基础,以“价值”为核心,还应当保持创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与企业所处外部技术/市场环境及内部技术战略相匹配。     

新发展阶段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推进策略

“双碳”目标是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保障。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其绿色转型对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意义重大。本文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企业绿色转型面临的主要挑战：企业能源结构优化和能效提高任务依然艰巨、企业绿色技术供给不足且创新成本高、碳定价机制不健全并尚未征收碳税、企业缺乏碳排放统计标准和信息披露动力。为此，新发展阶段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应加速企业能源绿色转型、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健全碳定价机制、完善企业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实施企业绿色转型发展资金政策，更好地形成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推进策略。     

数字化转型是否降低企业研发操纵?

如何将数字化赋能于企业研发创新行为中，实现“数字化+创新”的转型升级，是数字经济下推动经济高质量转型的关键。本文以企业“创新投入高而TFP较低”的现象为切入点，以企业对研发投入的操纵行为为落脚点，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研发操纵的影响、传导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企业进行研发操纵的概率，并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仍然成立。在不同的数字化转型方式与企业科技禀赋下，上述结论具有异质性。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供应链合作的开放程度、降低交易成本与缓解降低信息不对称等方式，降低企业研发操纵的概率。对于经济后果，企业数字化转型既能直接影响创新绩效与生产效率，同时也能通过降低研发操纵的策略性行为而间接改善由此所产生的创新绩效和生产效率下降问题。本文不仅为经济体系所存在的“创新投入较高而TFP较低”的现象提供了可能的解释与解决路径，还为改善企业操纵研发投入的制度迎合行为以及促进产业政策有效实施，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微观依据。以数字化转型降低企业研发操纵行为，优化企业创新布局与生产绩效，对于实现数字化驱动下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发展，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基于风险决策视角，本文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缓解代理冲突和融资约束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管理层薪酬激励水平较低、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且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效应。该研究结论丰富了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和企业风险承受水平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加强企业风险管理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     

数字化转型、技术溢出与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

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考察技术溢出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成为制造业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新动能。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存在地区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及行业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在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非国有制造业企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中更显著。中介效应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技术溢出积累创新知识，进而提升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鉴于此，应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优化数字营商环境，降低技术溢出门槛，充分释放数字化技术创新效应，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在自动化中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技术进步与产品重构效应

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动绿色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减少工业污染物排放是企业绿色转型的关键，而包括流程再造在内的生产过程变革则是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那么，如何认识生产过程变革对于企业绿色转型的具体作用，以及其可能存在的污染减排效应?本文以进口工业机器人为例，分析了通过自动化改造推动企业绿色转型的成效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进口工业机器人会产生显著的污染减排效应，具体而言是其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提高了企业的能源使用效率，改善了企业的能源使用结构。并且在机制分析中研究发现，进口工业机器人还会促使企业通过产品重构的路径降低自身的污染排放。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进口对于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污染减排效果同样显著。同时，工业机器人使用对企业的减排效应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并不明显，减排也更多地发生在大规模企业中。本文认为，未来在环境政策的设计与实施中，需要结合技术发展水平，更大限度地发挥新技术在产品重构以及资源配置等方面的潜在减排效应，进而推动产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资产专用性是否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1—2020年209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析资产专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从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以及数字化转型程度两个层面来看，资产专用性会制约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第二，经营风险与可用资源数量在资产专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资产专用性通过提高企业经营风险、减少企业通用性可用资源，进而抑制了数字化转型；第三，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资产专用性越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越差。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推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化转型成效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中国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整合框架与未来展望

商业模式创新是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的有力工具，在中国制造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创新商业模式已引起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然而中国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尚未得到系统的整合与归纳，中国情境特征并未给予充分阐释。鉴于此，本文全面分析中国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机制、作用机制和演化机制，总结归纳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中国路径，剖析实现创新的中国策略和中国企业能力，并构建“创新机制—创新路径—创新实现”的中国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整合研究框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本研究有助于提升中国情境下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为制造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金融改革如何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金融改革作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对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家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金融改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国家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能够显著驱动辖区内企业数字化转型；金融改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制度环境较高地区以及高技术行业、非国有企业中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机制验证表明，金融改革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纾解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创新。因此，应加快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缓解企业资金短缺问题，增加创新投入，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我国绿色信贷与绿色创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大量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表现，有利于企业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绿色转型。绿色信贷支持企业绿色创新，短期内即可创造显著的社会效益，并且从长期来看，也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和发展空间。首先分析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分别阐述我国绿色信贷和绿色创新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最后提出发挥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创新作用的相关建议。     

高铁开通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北大核心

在数字化转型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本文对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报进行文本分析与人工阅读,创新性地构建出企业进行实质性数字化转型的指标。在此基础上,借助高铁建设的契机,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高铁开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细分数字化转型的环节分析发现,高铁开通能显著促进企业研发层面的数字化转型。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高铁开通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教育水平较低、初始交通禀赋较差的地区更明显。     

“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对城市节能减排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4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技术进步与结构转型视角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市节能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节能减排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其在显著增加城市电力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规模的同时也降低了电力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强度。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在推动绿色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增加了城市电力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规模，其原因在于绿色技术创新的能源回弹效应超过了绿色技术效率改善的节能效应。数字经济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的同时增加了城市电力消耗，但显著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其中，制造业结构转型具有减排效应，而农业和服务业由于产业结构低端化，其转型导致节能减排效果并不理想。异质性分析表明，良好的政府绿色数字化治理环境能够强化数字经济的节能减排效应。研究结论可为“双碳”目标下城市经济数字化转型及节能减排行动方略的制定带来启示。     

企业人力资本与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依赖人才支持,企业人力资本能否以及如何驱动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从员工学历与技能维度探讨企业人力资本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表明,企业人力资本能够显著促进数字化转型,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企业人力资本能够提升企业的研发与创新能力并抑制管理层短视,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人力资本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及内部薪酬差距小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经济后果检验证明了人力资本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生产效率与信息披露水平。本文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内容,并为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提供了新的启示。     

财政收支结构调整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春风化雨”还是“适得其反”?

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与内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支出方面，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以及科教支出占民生性支出比重提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产生驱动效应；收入方面，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之比上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U型影响，直接税收入与间接税收入之比上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伴随着有为政府建设的推进与有效市场的完善，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呈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作用渠道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结构与财政收入结构调整通过影响企业交易成本与资本配置效率作用于数字化转型，财政民生性支出结构与税收结构优化则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技术性人力资本驱动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数字化转型的效应在不同企业、行业、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具有促进作用，财政收入结构优化则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激励效应更强。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通过优化财政收支结构精准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证据与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