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

利用FGT贫困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结合我国30个省份的2010-2018年农业保险保费财政补贴数据,构建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检验我国对农业保险保费财政补贴的减贫效应的异质性,并分东、中和西部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农业保险保费财政补贴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存在减贫效应的区域异质性:随着贫困程度加深(分位点增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扶贫效应先增加后降低.农业保险保费财政补贴每提高1％,FGT贫困指数下降的范围为0.045％～0.15％.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精准扶贫效应与扶贫机制设计

我国农村贫困居民的收入结构特点决定了他们的总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灾害影响,通过引入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机制,便可以解决由自然灾害导致的贫困问题。与传统扶贫模式相比,农业保险扶贫可以杜绝扶贫资金被贪污挪用的情况,可以根据不同个体实际损失进行差异化经济补偿,这种扶贫模式比按人数平均分配扶贫资金的传统模式更具公平与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农业保险扶贫还具有明显的乘数效应和福利溢出效应,不仅能够放大扶贫资金的政策效果,还能够激励农民积极从事农业生产,通过自身努力提高农业经营收入。基于此,建议政府部门着手制定并完善农业保险扶贫的顶层设计,将部分传统扶贫资金用于为贫困地区农民提供更高保障水平的农业保险服务,以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精准扶贫效应。     

信贷、保险、“信贷+保险”的扶贫效果比较研究

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创新金融扶贫体制对我国农村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多重均衡模型,对比研究信贷、保险、"信贷+保险"三类金融产品的扶贫效果,在不同的信贷和保险产品结构下得出陷贫概率,进而得出金融扶贫产品的精准设计,以创新金融扶贫体制,从而解决我国深度贫困的问题。研究表明:单独信贷产品扶贫无效;保险能够帮助阈值以上人群摆脱潜在贫困,但对深度贫困无效;"信贷+保险"能解决一定程度的深度贫困问题,比单独信贷或单独保险的扶贫效果更好。     

精准扶贫视角下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研究——基于美国与印度农业保险发展的比较与启示

农业保险作为减缓农民贫困的重要举措,在对接"精准扶贫"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可以增加扶贫资本、提升扶贫信心、放大扶贫效应。但我国农业保险由于起步较晚,仍存在参保对象不精准、产品设计不健全、法规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因此,我国应充分借鉴美国与印度等农业保险发展相对完善国家的有益经验,选择适合的发展模式、完善农业保险法律基础、健全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体系、建立专业的保险协调机构及创新产品设计,以确保农业保险助力精准扶贫工作取得实效。     

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区域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保险深度和密度、财政补贴力度和覆盖率三个指标对中国不同地区农业保险的发展水平进行了区域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保险发展水平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发达地区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整体支持力度并不显著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保费补贴时间较长、保险覆盖率较高的地区,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水平较高。因此,本文建议从中央层面制定一个全国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整体发展规划,通过经济激励的方式促使经济发达省区加大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力度。     

农村贫困地区金融扶贫策略研究——以海南省为例

金融扶贫是我国农村扶贫开发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农村贫困落后地区和新农村建设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海南农村贫困地区为例,通过对海南农村贫困地区的现状和金融扶贫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加快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三农"融资担保平台和农村产权流转平台、加大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丰富融资保险品种、加强农业保险和农业信贷的合作、各类金融机构形成扶贫合力、支持特色产业发展、提升金融扶贫开发精准度等七个针对海南贫困地区的农村金融扶贫策略。     

财政支农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吗？——基于中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试点的实证研究

科学合理的财政支持政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全国各省份农业经济数据，利用我国从2007年开始在各个省份陆续实施的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显著增加了各省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促进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这一结论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对东中部省份和经营规模较大的农户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是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发挥作用的主要依据。本研究表明，我国应继续增加国家支农体系中的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力度，实施差异化的财政补贴政策，完善农业保险科技合作机制，从而更好发挥财政支农作用。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不同群体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本文从城乡居民收入再分配、东部与中西部农户收入再分配以及贫困农户和富裕农户收入再分配三个维度,就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收入分配调节效应进行了理论层面的探讨.本文认为,保费补贴本质上是专门面向农户的一种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因此各级财政对农业保险提供保费补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但由于我国区域间保费补贴力度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农户从保费补贴中获得的直接补贴收入和间接增收效应都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因而现行保费补贴格局会进一步加大东部地区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而农业保险在贫困农户和富裕农户之间的收入分配效应则取决于其风险保障水平的高低,风险保障水平较高的情况下,贫困农户从农业保险中所获得的增信效应较强,能够显著改善他们的信贷约束,有助于缩小与富裕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反之则会加大与富裕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调节收入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角度考虑,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优化农村政策性金融的补贴结构来提高农业保险的风险保障水平,以达到更好的精准扶贫效果.     

论湖南农业保险模式及实施策略

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保险发展水平和风险构成决定其采取何种农业保险模式.根据湖南省情况,农业保险可由商业保险公司以统保方式经办,以减少行政开支;依靠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降低费率;实行"大农业险",以险养险,以弥补亏损;实行共保和免赔额(率)方式,以降低损失率和赔付率;逐步发展,以缓解财政压力;发行债券,以应对巨灾风险.     

基于聚类法的农作物系统性风险研究

系统性风险削弱了传统农业保险分散风险的能力,是农业保险经营中的最大障碍之一。本文利用小波多分辨分析和系统聚类法对河南省小麦、玉米、棉花和花生系统性风险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河南省大部分县级区域的农作物系统性风险处于高和较高的等级水平内,四种主要农作物的系统性风险大小依次为棉花>小麦>花生>玉米。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加大政府财政补贴、创新指数化农作物保险、建立有效的巨灾风险准备金机制,在创新指数化农作物保险的同时,政府的财政补贴、巨灾风险准备金机制也应根据省域内作物种类、风险水平的地区差异而有所不同,以有效应对农作物系统性风险给农业保险经营带来的潜在问题。     

金融扶贫对象预期目标可得性激励机制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上下展开了全面的、全方位的扶贫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扶贫过程中,对于政府及社会团体组织等扶贫来讲,针对不同群体、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等问题,制定了不同的扶贫方案和目标,有给钱给物的金融物质扶贫,也有文化扶贫等,然而,对于扶贫对象来讲,不同的扶贫方式、不同方案、不同目标对于其脱贫需求效果来讲并不相同,会存在一个先后的心理序列排序,哪种扶贫方案目标对于脱贫更有效呢?本文站在金融扶贫对象脱贫有效性的角度出发,对于不同扶贫方案目标的有效性进行理论分析,为我国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一定理论参考。     

县域金融发展与多维贫困减缓——基于湖南省51个贫困县的实证研究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考量县域金融、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对多维贫困减缓的影响路径.结果显示:县域金融发展对多维贫困减缓的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同时存在,且直接作用强于间接作用;经济增长效应强于收入分配效应;对消费贫困的影响大于医疗贫困与教育贫困.因此,应提高贫困县域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县域金融体制改革步伐,创新县域金融服务产品与模式,加速推进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此促进县域金融发展,减缓多维贫困.     

社会质量理论指导下我国农村扶贫事业发展研究

我国农村扶贫工作进入新阶段,面临新的挑战,发展我国农村扶贫事业势在必行。以社会质量理论为指导,其核心包含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团结、社会融合和社会赋权四个维度,借鉴其合理内核,包括：建立健全农村就业和社会保障网络、完善监督评估机制、改变贫困治理方式、以增权理念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以推进我国农村扶贫事业的进程,真正实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人们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的美好新局面。     

基于收入流动视角的贫困村互助资金运行绩效研究

依据5省10县“贫困村互助资金”三期追踪数据，基于收入流动视角，考量贫困村互助资金对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尽管互助资金存在一定程度的精英俘获现象，但随着互助资金的发展，低收入群体逐渐有更多的惠及，短期参与互助资金有助于农户收入的向上流动；长期持续参与的农户向上流动的概率更高，且参与后持续使用的农户，收入流动性更强，增长流动的贡献更高。     

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是传统普惠金融的持续深化,是减缓相对贫困的重要支撑力量。本文采用DEA-Tobit模型,利用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市数字普惠金融和相对贫困等数据,测算了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与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偏低且区域差异大,其中规模效率是西部地区综合效率较低的最主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生产率指数变动主要受技术进步变动影响。在影响因素方面,金融中介效率、产业结构与财政自给率的提高与优化有利于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而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会阻碍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的提高。     

The Samaritan's Dilemma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Development Aid

Contributing to the alleviation of poverty in recipient countries is one of the main goals of most aid organizations. In this pap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 is asked: could it be the case that altruistic aid organizations are counter-productive in the sense that their activities may cause the extent of poverty to increase or the relative income distribution to worsen? The answer is yes and the reason is simply that recipient governments adjust in order to qualify for aid. It is shown that if recipient governments perceive themselves as being engaged in a competition for aid and/or if the aggregate aid budget is endogenous, then the incentive problems may become particularly severe.     

“加剧”还是“缓解”：政府转移支付与农户家庭未来减贫——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8年CFPS数据和Logit模型分析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异质性。研究表明：政府转移支付总体上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并未产生积极的改善效果,反而进一步促进了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增加。从区域异质性看,政府转移支付对贫困脆弱性的正向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地区,并且以中部地区尤为明显。从家庭特征看,政府转移支付主要促使收入贫困农户、非融资约束农户、非土地流转农户、非组织参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增加,并且对绝对贫困农户的促进效应要大于相对贫困农户。对非收入贫困户、土地流转户和组织参与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不显著。从户主特征看,政府转移支付主要对户主健康家庭、自雇户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产生正向促进效应,对稳定受雇户主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不显著。     

马克思反贫困理论对解决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启示

我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农村贫困问题依然突出。解决贫困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研究发现当前我国的农村贫困存在连片贫困、西部集中化的特征。我国农村贫困的根源是自然资源禀赋缺陷、农村经济发展落后、财政对农村经济建设及公共事业投入不足、农村文化落后和文化贫困、农村弱势群体交换权利与社会权利贫困。马克思的社会帮扶贫困解决论、社会地位贫困影响论等反贫困理论对指导我国制定反贫困政策具有重要启示:(1)政府应着力帮助我国农村摆脱贫困;(2)政府要赋予西部农村居民更多的社会权利和发展权利。     

新农合、灾难性医疗支出与贫困脆弱性

新农合制度在不同贫困标准下都能有效缓解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时,该缓解作用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而增强.新农合对不同收入居民的影响都很显著,灾难性医疗支出冲击下新农合对较高收入居民的影响系数大于低收入居民,存在逆向再分配.因此,我国应继续拓展新农合等医疗保障制度的可及性,减轻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加强医保对农...     

发展小额金融信贷扶助低收入群体

小额金融信贷是为低收入群体提供融资、为贫困者服务的金融活动。本文就现阶段我国推行小额金融信贷的积极作用、推行过程中的障碍进行了分析 ,相应提出了发展小额金融信贷的对策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