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归偏好、经济波动与增长的福利成本: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递归效用函数形式,使用可分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与跨期替代弹性、主观贴现率三个因素刻画了消费者的偏好结构,而且在消费流的生成过程被假设为AR(1)基础上,运用年度实际人均消费数据,估计了中国经济增长与消除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本文的研究表明:当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和跨期替代弹性参数取合意数值时,中国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比较接近于经济增长的福利收益。     

中国经济波动可预测性的福利分析

使用一阶自回归随机过程来描述中国的消费波动,并重新估算经济波动福利成本和经济增长福利成本,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和消费波动的可预测性是正相关的,并且在一阶自回归假设条件下计算出的福利成本略低于独立同分布情形。     

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绝大多数国家都受到了冲击,中国台湾地区也不例外.在这一背景下,考察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何者更为重要的问题显得尤为有现实意义.本文根据修正的Lucas模型,运用台湾地区1960～2008年的消费数据对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进行了比较分析.结论显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台湾地区两种成本的重要性是不同的:1960 ～ 1987年台湾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小于经济增长降低1％的福利成本,说明经济波动相对于经济增长是不重要的;在合意的取值区间内,1988 ～ 2008年和1960～2008年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与经济增长降低1％的福利成本都比较大且大体相当,因此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在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维持经济稳定上.     

我国通胀与经济增长放缓福利 成本的比较研究

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通常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远高于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因而“保增长”的重要性远高于“防通胀”。本文认为这一判断已经不再适用于我国当前情况,核心原因是当前家庭的财产积累水平较以往有了大幅度提高,通胀将通过财产再分配效应造成严重的社会福利损失。经过计算发现：在各组参数设定下,5%的通胀和经济增速下滑一个百分点所造成的社会总福利成本（对消费的补偿比例）分别平均是18%和59%;通胀福利成本与增长放缓福利成本之比平均为329%,相比之下,在不考虑财产再分配效应的计算方法中,该比例仅为约16%。这说明在中长期“保增长”和“防通胀”都具有重要的社会福利意义,因此宏观调控应该将二者都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     

损失规避与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研究

目前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研究均建立在基于消费的效用函数基础上,而引入收入波动后我们发现:收入波动导致的福利成本才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本文定义的偏好具有损失规避的特点,在比较温和的参数设定下,考虑了收入波动后得到的福利成本指标λ在1.4%—13.4%之间,比此前各种技术方法得到的λ值提高了1—2个数量级。采用中国转型期以来的统计数据,消除短期波动的福利效果等同于将消费的长期增长率再提高约0.25个百分点,这表明如能进一步稳定经济的运行,仍会带来可观的福利提升。     

消费稳定、消费增长与居民福利* ——对于扩大内需的新寓意

城乡居民消费取决于两个视阈的特征：消费波动和消费增长。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一直以来都在致力于促进消费增长,但效果却不理想,而稳定消费作为被忽视的另一个视阈,值得关注吗？本文基于我国省际城乡1985-2011年实际人均消费数据,测度消费增速放缓和消费波动的福利成本,实证分析我国省级城乡层面两种福利成本的大小关系,从定量意义上说明稳定消费为扩大内需不容忽视的新视阈。研究发现,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各省份消费波动的福利成本并不必然远小于消费增速放缓的福利成本,相关参数合理取值范围之内,前者大于后者是更为普遍的情形。因此,稳定消费视阈扩大内需具有不容忽视的政策空间,政府应该在把促进消费增长作为扩大内需工作重点的同时,合理兼顾消费稳定。     

损失规避与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研究

目前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研究均建立在基于消费的效用函数基础上，而引入收入波动后我们发现：收入波动导致的福利成本才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本文定义的偏好具有损失规避的特点，在比较温和的参数设定下，考虑了收入波动后得到的福利成本指标A在1．4％--13．4％之间，比此前各种技术方法得到的A值提高了1—2个数量级。采用中国转型期以来的统计数据，消除短期波动的福利效果等同于将消费的长期增长率再提高约0．25个百分点，这表明如能进一步稳定经济的运行，仍会带来可观的福利提升。     

情绪波动和资产价格波动

投资者的情绪波动对于理解资产价格的波动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是已有研究对情绪波动的刻画还过于简单。本文在Mehra和Sah( 2 0 0 2 )对情绪波动研究的基础之上 ,更加全面地描述了投资者情绪波动 ,使用风险规避系数、跨期替代弹性和主观贴现因子三个投资者主观偏好参数的波动来描述投资者情绪波动。本文研究了情绪波动对股票价格和债券价格波动率的影响。结果表明 ,投资者的情绪波动对股票价格波动的影响要远大于对债券价格波动的影响 ;影响股票价格波动的情绪波动分别是主观贴现因子、跨期替代弹性和风险规避系数的波动。这些结果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股票价格的波动性和债券价格的平滑性。     

转型期中国县级政府的客观治理绩效与政治信任——从“经济增长合法性”到“公共产品合法性”

善治是中国政府的执政要务,政治信任反映着公民对政府治理的认可和支持。文章利用2008年中国公民意识调查及政府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治理绩效的主观和客观维度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公民对政府在经济增长、民生福利、纯公共产品领域治理绩效的回顾性和前瞻性积极评价都正相关于政治信任;纯公共产品提供的主观评价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大于经济增长和民生福利。县级政府的客观治理绩效对政治信任有重要影响,在高人均福利支出、低基尼系数和低失业率的县级单位,政治信任更高,而人均GDP反而微弱地负作用于政治信任。因此,尽管经济增长仍然是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但民生福利和纯公共产品正赶上并超越经济增长,成为公民提供政治信任的新源泉。     

中国转型期城乡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分析

本文在卢卡斯理论模型基础上,拓展并构建了估算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理论模型,采用中国1978-2005年度数据估算城乡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并分析城乡居民收入波动福利成本的跨时差异性。结果表明: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取决于居民收入波动率和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当相对风险规避系数相同时,总体来说,在1978-2005年间,城镇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大于农村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在考虑跨时差异性情形下,在1978-1992年间,城镇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大于农村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但在1993-2005年间,城镇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却小于农村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横向比较结果显示,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大于消费波动的福利成本。在中国转型期,随着住房、养老、医疗、就业和教育等方面改革进程的逐步展开,居民会提高对未来收入不确定程度的预期,因此中国应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最终确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居民消费的特质波动及其福利效应

本文构建了一个居民消费存在特质波动的福利模型,据此估计了特质波动的福利成本.研究发现:首先,中国居民消费的特质波动福利成本比美国大得多,美国的特质波动不具有重要的福利意义,而中国的特质波动对社会福利有着重要的影响;其次,中国目前的特质波动中,绝大部分可以通过完善金融市场得以消除,其福利效应相当于消除四分之一的总量波动;最后,经济波动中的弱势群体福利受损明显,这部分群体的规模超过总人口的10％.这些发现表明特质波动对中国的社会福利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因素,如能设法缓解跨地区和跨部门的波动不平衡问题,宏观政策就能更有效地提升社会福利.     

基于贝弗里奇—尼尔森分解方法的中国经济周期福利成本估算

本文利用消费序列非平稳下的贝弗里奇-尼尔森分解方法估算了中国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并与基于消费序列平稳下的线性方法和HP滤波分解方法的计算结果进行了比较.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很大,约为美国的2-5倍;且基于消费序列平稳下的线性方法和HP滤波分解方法低估了中国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中国政府在积极促进经济增长把蛋糕做大的同时,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熨平宏观经济波动上,使中国经济更加平稳的增长.     

我国航空运输服务贸易壁垒的经济效应研究

给出了一个测量航空运输服务贸易壁垒以及自由化后经济效应的可行的方法,这在中国航空运输服务贸易研究方面还是首次。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运输服务开放不仅对服务贸易本身贡献极大,而且对货物贸易以及经济增长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运输服务开放后带来的运输服务成本降低可以产生和保护关税的降低一样的效果,运输服务成本降低这种影响之一是货物贸易的数量增加。另外也可以得出运输服务成本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经济联系,运输成本加倍会使经济年增长率减半。     

波动减缓增速视角省际经济波动福利损失研究

经济波动减缓经济增速的福利效应研究为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新视角。经济波动不仅直接降低居民福利,还通过减缓经济增速间接降低居民福利。本文基于考虑波动减缓增速的拓展模型,使用1985—2007年省际数据测度经济波动对异质居民的福利影响。研究发现:各省份福利损失完全不同;所有省份福利损失明显大于已有研究结果,是采用基准模型测度结果的12—22倍;人口加权后地区福利损失存在显著差异,沿海福利损失超过内陆。为改善民生,须降低经济波幅,稳定政策应具有地区差异化特征,地方政府应以政策实施者身份介入稳定经济的过程;还需弱化居民消费波幅,重要政策手段包括提高并协调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构建风险控制系统、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最优财政和货币政策及其福利效应分析

本文建立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的最优政策模型,并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以福利效应为最优政策的评估标准,研究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的最优政策机制。分析表明:在Ramsey最优均衡下,财政和货币政策共同作用于通货膨胀和产出目标,以严格通货膨胀为目标的最优货币规则会使得政策的福利损失最小,但货币政策在产出目标、通货膨胀目标以及政策福利损失三者上不能同时兼顾;最优财政规则是趋向缩小收支差,从而趋近于福利损失最小。本文同时使用贝叶斯分析,对中国经济政策2005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二季度的福利效应进行了评估,实证分析表明:样本期间政策的无条件福利损失处于波动状态,经济增长增加了家庭部门的条件福利损失,即经济增长导致跨期消费成本增加。     

公共资本、税收与长期经济增长

基于两部门增长模型,通过参数化和数值模拟估算了我国税收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及公共资本拥挤性、资本利用效率和外部性对税收政策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降低资本所得税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改善;基于福利最大化视角,应对劳动进行补贴,对资本减税;公共资本拥挤性强化了资本所得税的减税效应,但不利于福利水平改善,对劳动所得税减税效应影响不大;公共部门资本生产效率和公共资本外部性对减税政策效应具有非对称性影响。     

二次城市化、土地开发与经济增长

文章将二次城市化水平定义为城镇户籍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构建了一个包含城市化、二次城市化和城市土地开发的中央计划者模型,在利用1985-2008年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的基础上,模拟分析了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当人口在城市落户的成本较高时,提高二次城市化水平和城市用地相对面积会显著降低经济增长率;当落户成本较低时,上述负面影响并不明显。在进一步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应保持城乡用地的动态平衡,根据落户成本施行差别化的户籍开放和土地开发政策,让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成为吸纳人口进城落户的主要场所,这为"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有关城镇化的内容提供了理论依据。     

贸易、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基于开放经济下的一个内生增长模型

通过构建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文章探讨了国际贸易、环境质量与经济持续增长三者的内在关系以及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首先,通过对模型的竞争性市场均衡分析,给出了平衡增长路径的经济增长率,并系统地分析了在环境污染进入效用函数的情形下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其次,通过对最优增长路径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分别讨论了贸易自由化对环境质量、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影响;污染外部性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约束等。最后给出了模型的综合结论及其现实涵义。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因素分析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了3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民福利也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体制改革释放出来的国内发展潜力,对外开放利用国际资源潜力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我国经济仍会持续高速增长,但不排除在个别年份甚至一段时间内波动的可能,原因在于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有利因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改变。     

政府公共开支的增长和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讨论政府公共开支的增长和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理论方面,我们给出了一个随机模型把政府公共开支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从而讨论政府公共开支的增长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实证方面,我们选取了从1970年到1994年的90个国家的政府公共开支方面的数据为样本来讨论;1．政府经常性项目开支和资本型项目开支的增长和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2．政府公共服务、国防、教育的社会福利服务等方面开支的的增长和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