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GDP水平的国际比较及中国畸高原因探析

M2/GDP是衡量一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说来,该比率越高,经济货币化程度越高,金融业越发达.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不但存在M2/GDP持续上升的普遍性问题,而且这一问题相对其他主要经济国家表现得更为异常.造成中国M2/GDP畸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货币化论、货币沉淀论及货币反替代论.M2/GDP的比例越高,整体支付风险越大,若任由这种局面发展,央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和银行体系的支付能力都将逐渐蚀空,因此研究如何提高我国金融配置效率、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及我国现行外汇体制改革等议题,是有效解决我国M2/GDP畸高的必经之路.     

我国货币超发的动态分析与理性评判

中国高达103.61万亿元的广义货币(M2)不仅远超欧美等国的货币存量,且增速大大超过国内GDP增速.而M2的大幅放量增长主要由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即政府投资模式和出口贸易模式所引致.由于人民币的非国际化,M2的堆积不仅可能酿造出恶性通货膨胀,而且会扭曲中国的经济结构.减弱和锁控流动性泛滥的风险,必须强化财政预算约束,撑大实体经济的利润半径和激活内生性消费动能.     

高货币化率的非货币化解释

M2/GDP是货币化率的近似指标。在货币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且M2/GDP已经超过2时,M2/GDP已经无法近似货币化率。所以,要解释以M2/GDP衡量的高货币化率,反而需要考虑货币化之外的因素。根据货币交易方程,M2/GDP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倒数。高货币化率的本质是货币流通速度非常低。因此,要解释高货币化率,应该分析经济主体对货币作为一种资产的需求为何这么高,从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如此低。本文从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推导出,中国的高货币化率主要是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财富积累增加和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导致投资渠道有限且收益率较低造成的。本文利用数据初步验证了相关假说。本文也进一步推断了货币化率下降的最可能的路径:在货币供给增速不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投资渠道增加,对货币的需求降低,资产价格上涨,居民财富增加,消费增加,从而推动物价和产出逐步上升,M2/GDP缓慢下降。     

我国货币超发的动态分析与理性评判北大核心SSCI

中国高达103.61万亿元的广义货币(M2)不仅远超欧美等国的货币存量,且增速大大超过国内GDP增速。而M2的大幅放量增长主要由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即政府投资模式和出口贸易模式所引致。由于人民币的非国际化,M2的堆积不仅可能酿造出恶性通货膨胀,而且会扭曲中国的经济结构。减弱和锁控流动性泛滥的风险,必须强化财政预算约束,撑大实体经济的利润半径和激活内生性消费动能。     

从实体经济面探析中国高货币化现象

经济货币是特定时点货币化经济量占经济总量的比例,而M2/GDP是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广化和深化的重要指标,但是我国的货币供应量远远高于经济发展,M2/GDP趋势呈现与理论不符的畸高现象。造成M2/GDP畸高的原因可以大体分为内部的货币化传导和外部的经济体系两方面,本文主要从实体经济面出发,对我国"高货币化之谜"进行探索,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修正中国式的GDP

中国式GDP的特点　　近年来 ,GDP在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诟病 ,官方也在进行GDP的修正研究。为什么GDP在外国不如在中国那样受到如此严厉的指摘 ?原因在于中国GDP的缺陷被充分放大了。那么 ,中国式的GDP有哪些问题呢 ?第一 ,地方政府推动的GDP。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其局部和短期利益 ,奉行“GDP至上” ,竞相以优惠政策和条件吸引投资 ,耗尽财力甚至负债举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府推动的GDP往往不计社会成本 ,不讲效率。第二 ,投资驱动的GDP。我国GDP增长有三个奇怪的现象。一是我国经济高增长 2 0多年 ,我们依旧是发展中国…     

中国M2/GDP畸高原因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M2/GDP不断攀升,已成为宏观经济领域的一个难解之谜。即使在流动性加快、通货膨胀升高、经济持续过热的2007年,M2/GDP仍然高达1.6166。本文通过对多个渠道的分析来探讨M2/GDP畸高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抑制M2/GDP畸高的政策建议。     

中国M2／GDP过高的原因分析——基于货币供求理论的研究

货币经济化是一国商品经济发达程度的货币体现,反映了一国金融深化的程度,通常用M2/GDP来衡量.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在这一比值上却远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或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为分析金融体系的这一特殊现象,本文从货币供求的角度展开分析了中国M2/GDP过高的原因.     

转变增长方式关键在体制改革

中国所面临的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至今仍没有摆脱先行工业化国家19世纪后期以前的增长模式的影响,主要依靠投资和其他资源投入来实现增长。应当说,对于这种增长模式的害处,无论朝野都早已有所认识。改革开放前我国遭受的许多经济和社会灾难,都无非是这种增长模式     

声音

中国M2/GDP的比率已经处于全球高位;非金融部门负债/GDP的比率在全球范围看属于偏高,明显高于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但与多数高收入经济体持平;非金融部门的负债主要集中在非金融企业,而不是政府和居民;即便如此,制造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直保持着下降的趋势。当然、所有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稳步上升,按行业看,采矿和建筑是杠杆加得最快的行业。由此可见,对于中国的杠杆率是否太高这个问题,答案并不是像小葱拌豆腐那样一清二白的。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变革

企业在面对经济全球化，满足利益相关群体和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挑战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进行一次职能的变革：它不再限于事务性工作的行政管理职能，而是要肩负起为企业赢取竞争优势而保障一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队伍的使命。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参与企业的战略规划，要充当保持和发展企业凝聚力的使，而且必须应用先进技术和业务外包改善工作绩效。     

试论税务机关代位权的实现

税收代位权制度是税法对民法债权保全制度的移用,税务机关实现代位权不仅要符合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更要结合税收债权的特点,充分考虑税收债权的优先权和税收征收行为的行政性特点,确定其实现的条件、期限、方式和途径。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论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创新的模型选择

中国股票市场在成长过程中的强外生性及其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所面临的整体经济的转轨性，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必须采取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性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的模型选择上，政府引导、市场跟进的制度变迁模式是最优模型之一。     

币值稳定与人民币国际化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根本性失衡,无法充分完成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功能,导致全球失衡和一系列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可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接受程度,但是人民币长期稳定的国际化依赖于自身币值的稳定。在贸易结算和国际直接投资中推广使用人民币的试验,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积累经验,但是不能替代促进币值稳定的基础性改革,也不能代替寻找稳定汇率和通货膨胀的政策机制。总之,人民币国际化与否,应基于具体的利弊分析,而不是顺应所谓的全球化趋势。币值稳定对于人民币真正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性不应低估。     

论征收草场使用费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草原,应该遵循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科学地评定草场等级,征收草场使用费,专门用于草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Stakeholder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voting right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e propose a new approach to dynamic representa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of stakeholde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is approach is based on a simple economic model of the firm, with an objective function to maximize its market value. We look at the marginal claim of each stakeholder on the assets of the firm. It divides the voting rights based on the change in value of each stakeholder with a one dollar change in the value of the firm as a whole. We translate these conditions to relative voting powers on the board. While there are many claims in the academic and popular literature on sharing voting rights on the board, our paper is the first to propose a quantitative dynamic model of the power sharing in the corpo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