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财政支农对农民收入动态冲击效应分析

运用1978~2005年云南省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方法,分别从财政支农总量和结构两方面分析了云南省财政支农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云南省财政支农总量没有形成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主要是由于财政支农中的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正向冲击对农民收入均具有正的长期效应,但其支出比重较低;而财政支农中的支农支出正向冲击对农民收入产生效应不明显,但其支出比重较高。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财政支农增收效应差异研究

以1978～2011年我国国家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等相关数据为样本,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财政支农支出的农民增收效应.实证研究结论表明:财政支农支出总体上对农民收入的增加带动作用较强,弹性系数约为0.4左右;财政支农对农民收入的促进效应在各收入水平下有差异,中低收入水平条件下,财政支农支出的农民增收效应较强;较高收入水平条件下,财政支农支出的农民增收效应则不显著.     

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关系实证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近些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锁定的＂三农＂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农民收入更是其中的核心问题。本文从财政支农总量和结构两个维度入手,以辽宁省为例实证分析了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之间关系,结论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有促进作用,尤其是支援农业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对农民收入的带动明显。     

财政支农与农民增收关系的定量研究

农民增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中心环节.我国经济总体已发展到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政府逐渐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投入,但是农民收入却增长缓慢.本文选取农民收入作为衡量财政对"三农"投入效益的主要指标,采用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了各项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揭示现实存在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研究

文章利用1985-2009年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相关数据,对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进行协整分析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两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基于此,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     

财政支农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基于陕西省多维要素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新经济增长与新经济地理增长理论研究视角,采用多维要素面板数据模型,选取多项影响陕西省农民收入指标,测算了多维要素协同作用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981—2013年间,陕西省劳动力、农村人力资本、财政支农、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等因素对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正向促进效应,财政支农的正向促进效应最为显著。长期来看,促进陕西城乡统筹发展的财政支农增长已成为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支农支出与人均纯收入的实证分析

财政支农是国家对农业投入的一个重要渠道,一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了财政支农的力度,旨在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文章通过对1990--201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财政支农支出和人均纯收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有重大影响,我国应继续加大财政支农支出、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从而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财政支农对江西农业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

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增长效应。利用1978-2008年江西农业经济和财政的数据,运用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财政支农对江西农业经济的增长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江西农业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649。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中对江西农业经济增长效应高低的次序依次为:以农村救济费、挖潜改造为主的其他支出最高,支援农村生产支出次之、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最差,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不明显。     

财政支农支出评价及优化研究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任。农业发展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财政支农效果不仅取决于其支农规模,也取决于其支农结构和效率。然而当前,无论是在支出规模上,还是在支出结构、支出方式和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弊端,使得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在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方面的效果还不够理想,应该通过完善财政支农管理制度,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建立科学的财政支农绩效评价体系等措施,有效提高财政支农支出的效率。     

财政支农支出与甘肃省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分析等经济计量方法,运用甘肃省相关数据,对甘肃农业财政支农资金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业经济增长引起了生产性支出的增长,而财政支农中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增长均未明显拉动农业经济增长.     

财政支农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2000-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自2004年以来,针对"三农问题",我国政府采取一系列以财政手段为主的支农惠农政策,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仍然拉大。基于2000-2009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我国的财政支出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尽管财政支出中的支农支出比例的上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负,但结果并不显著,即财政支农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效果并不显著。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仍然是政府采取的城市偏向型政策。     

财政政策对经济波动的不确定性影响效应——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依据中国实际经济情况,通过Smets and Wouters(2003)模型进行拓展,构建了一个DSGE模型,探究了中国财政政策变化对经济波动的不确定性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财政政策对经济波动呈现出不确定性的影响:1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对产出的影响并不是一直保持着正向影响,也会存在负向影响,原因在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增加最终是通过以后的税收增加来偿还的,或是通过减少以后的财政支出来偿还,而这些行为又都会抑制经济增长;2消费税、劳动收入税与资本收入税对产出的影响并不是一直都是负向。其原因在于:当前税收的增加会降低政府债务水平,从而可以增加未来的财政支出或是减少未来的税收,这些政策对产出都是具有扩张效应。     

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纯收入关系研究

财政支农支出本应是财政总支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由农业的自然特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以及公共财政的本质属性共同决定的.但是我国的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在改革过程中是不断下滑的,而这一现象又伴随着农民纯收入增长速度的下降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所以本文认为,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纯收入变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提高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并调整其结构是扭转农民纯收入增长停滞的有效手段.     

改革开放40年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成效、问题与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在"多取少予"、"多予少取"、"只予不取"理念下不断调整和改革,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策体系。这些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减少了农村贫困人口。然而,现行财政支农政策存在缺乏长远规划、目标不清晰、投入力度不够、支出结构不合理、资金使用绩效差等问题。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目标,财政支农政策应当有长远规划和明确的目标,确保财政资金投入的数量,调整财政资金使用方向,加大绩效评估,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完善和创新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机制。     

农民收入增长障碍：关于土地产权和农村金融的再思考

尽管农村最早实行产权改革，但改革并不彻底，这种不彻底性在后期使得土地无法自由流转，这样土地集中形成的规模收益不能为农民获得；同时，产权改革不彻底也阻碍了农村金融对农转工的投资支持．因此，土地产权的不明晰才是农民收入增长的真正障碍；城市工业对农民的转移，并不是一种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     

基于农业经济增长的山东省财政农业支出最优规模的确定

国内学术界对财政农业支出的最优规模的研究结论呈现较大的差异性,主要是受到统计口径、选用模型等差异的影响。文章结合山东省的财政农业支出、农业生产总值等相关经济数据,运用Ram的两部门生产模型构造目标方程,根据Hansen的门限回归模型对目标方程进行检验分析,得出山东省财政农业支出的最优规模,以期为山东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与经验借鉴。     

税制结构、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我国1999年—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经济计量模型,对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建立以来,税制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对经济的影响效果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就资本而言,税制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能够显著影响资本产出弹性;就劳动而言,税制结构调整对劳动产出弹性的影响比较显著,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对其影响却不显著;就经济总量规模而言,税制结构的调整对其影响效果比较显著,而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对其影响效果相对弱些。因此,我国需要进一步对税制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进行调整和完善。     

财政支出结构扭曲与居民消费——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7~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文章分别从总量和结构两个角度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从总量角度出发,地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作用,说明财政支出的规模较为合理;第二,从结构角度出发,地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较大的挤出作用,说明财政支出的结构严重扭曲;第三,各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不同效应:经济建设支出、民生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科技支出与财政支农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