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卫生领域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困境及优化路径

通过官方统计年鉴和政府政策文本考察近年来我国医疗卫生领域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现状,对现阶段我国医疗卫生领域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面临的困境进行梳理和分析,指出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合理;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城乡和区域差异明显;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应等问题是造成困境的主要原因。提出加大政府投入,明确各级政府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上移部分中央和省级事权与支出责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推进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等优化路径。通过优化改革,推动建立医疗卫生领域可持续的投入保障长效机制,促进基本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20年:回顾与思考

1994年我国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经过20年的改革,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制度框架不断完善,制度内容不断丰富,显现出良好的政策与经济效应,但在其运行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与完善。为规范现行政府间财政关系,应在简化财政级次的基础上,清晰、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健全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以实现各级政府财力与事权的基本匹配。     

黑龙江财政科技支出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

但随着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财政改革的深化和科技事业的发展,现有的黑龙江省财政科技经费管理模式已不适应,迫切需要建立财政科技经费新型管理制度和框架,才能充分发挥科技资金效益,提升黑龙江省科技实力,建设创新型黑龙江。从黑龙江省近年来不断加大财政科技投入的力度,努力提高财政科技支出资金的绩效管理水平的实际出发,指出了黑龙江省财政科技资金在管理分配及其绩效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其产生原因,进一步提出要建立科技资源配置的决策和统筹协调机制、完善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的监管机制、提高财政科技支出资金的综合使用效益、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及调整相关科目及核算办法等对策建议。     

论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背景下事权和支出责任分离

原有分税制改革受各种因素制约,制度框架继承了各级政府间原有的支出事项,与事权的关联考虑不多,缺乏明晰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规范划分的政治机制,同时政府间财政收入的分配格局并未伴随财政职能的下放而发生根本性变革,产生了政府间事权、支出责任、财权、财力不相适应的矛盾,引致事权重叠交叉、事权与支出责任分离、事权与财权不匹配、事权与财力不确定等问题,带来制度激励偏离公共性和治理失效的风险,亟待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以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促进政府治理整体效能最大化。     

明晰支出责任:完善财政体制的一个切入点

1994年分税制改革奠定了现行财政体制的基础,但也存在财力与事权难以有效匹配、部门间财政关系缺乏基本规则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未来怎么办,需要我们从具体国情出发,特别是不能忽略历史文化传统的深远影响。2008年以来,河北省从政府支出责任划分入手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重要启示。在赴河北省调研与国际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明晰支出责任应该成为完善我国财政体制的一个切入点。基于此,需要细化中央和地方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理顺与规范横向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细划省以下政府间支出责任,建立健全财政管理的基础及激励约束机制,通过立法确立支出责任划分的法律地位。     

我国科技投入从三项费用模式向公共科技财政模式转变研究

科技三项费用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由政府配置科技资源的体现，其实质是追求科技部门利益最大化、公共科技财政是公共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的是公共科技支出效益原则。从活动范围、R＆D活动模式、增长机制、投入方式、课题制实施、间接科技投入、投入的引导和示范作用、预决算管理、科技经费的收付方式、科技投入效率10个方面指出了科技三项费用投入模式和公共科技财政模式的区别最后从明确分类标准、转变R＆D投入模式、建立公共科技财政的稳定增长机制、改变政府科技经费投入方式、完善课题制核算、增加政府的间接科技投入、加强政府科技经费投入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完善预决算管理制度、完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提高财政科技投入的效率等方面提出了加快我国由政府科技三项费用投入模式向公共科技财政模式路径转变的对策建议。     

财政制度改革对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影响——以财权和事权为视角

财权与事权的分配关系是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产生变化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财政体制下,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出现了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不清晰、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对称、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的矛盾等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主要由事权的法律规定不明确、财权的过度集中、中央的权威性思考、晋升激励制度等原因所造成,建议合理划分事权与财权、公开事权和财权划分、转变政府之间交流方式以及转变地方政府责任方向,以期实现财权和事权的匹配和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均衡。     

辽宁省财政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分析

本文首先对辽宁省的财政科技支出现状进行分析,而后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辽宁省财政科技投入产出效率进行研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辽宁省财政科技支出效率总体上较低,缺乏健全的财政科技投入增长机制,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科研成果推广与转化能力有待提升。最后依据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正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是包容性很强的表述,也是历来的提法。如何科学合理分配财力和事权,《决定》作出了明确部署。完善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目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不合理、不规范,制约市场统一、司法公正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些应由中央负责     

基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政策分析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有效的财政政策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我国政府存在财政责任划分不明确、财政投入总量不足、财政资源配置不均衡、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制度不合理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需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改革转移支付制度。     

金融系统复杂性度量

金融系统复杂性的度量是金融系统复杂性形式化的内在要求,也是金融系统复杂性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根据系统基本参量的构成,可以将金融系统的复杂性划分为:结构复杂性、环境复杂性、功能复杂性和动态复杂性四个层面。金融系统结构复杂性与系统组元之间的关系相关,环境复杂性与自然环境的突变、经济环境的波动、制度环境的变化相关,功能复杂性涉及到系统功能发挥的不确定性与系统功能实现的复杂性两个方面的因素,动态复杂性关注金融活动的复杂性与金融系统演化的不确定性。对于结构复杂性,可将组元之间关系划分为依赖关系和分解关系,并借鉴信息熵的概念进行度量;对于后三个层面的复杂性,可以通过各度量指标的分级赋值,构建它们的度量指数。金融系统复杂性划分为四个层面分别进行度量研究,可以解决系统整体复杂性度量的困难,构造出金融系统总体复杂性度量模型。     

科技金融支持湖北创新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湖北是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湖北发展水平关系到中部崛起战略的成败。湖北作为教育大省、科技创新大省,具有科教兴省的绝对优势,发展科技金融有利于湖北将科技优势转化为区域经济优势。湖北科技金融发展优势明显,但约束条件也较多。应该从制定科技金融发展战略与发展路径、建立健全科技金融市场机制、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培育科技金融发展主体、完善科技金融发展制度体系等方面促进科技金融发展。     

基于产业技术轨道强度特征的科技金融体系研究

提出了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概念性框架,从技术轨道强度及其变化的角度探讨了金融在促进技术与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和规律。在技术轨道强度较弱阶段,政府主导的机构和资本对技术轨道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随着轨道强度逐渐加强,市场导向的金融资本逐渐成为促进技术轨道成形和加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技术轨道强度较高的时期,政府的政策导向和规划作用再次凸显出来。通过对4个创新型国家的经济和主要产业技术轨道发展的历史性分析,对理论框架进行了论证,并探讨了相关政策含义。     

科技金融政策促进科技企业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来自北京市的实证调查

以北京市科技企业为调查对象，对科技金融政策促进企业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结果发现：各分项政策效率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财政补贴、金融监管、服务平台、税收优惠、科技保险、风险投资、科技担保、科技信贷政策；政策资源配置在不同产权类型、注册资本、行业类型、员工规模、资质类型、成立年限和年营业收入之间的均衡程度不同；政策激励偏重于创业明朗期和成熟期实力雄厚的企业、区级高技术企业以及国家战略扶持或市场需求较强行业，对创业危险期和成长转型期企业、市级高技术企业、风险较高行业激励性较弱。因此，建议政策优化时处理好以下关系：助强与扶弱、需求与供给、优先与平衡、创业与后劲、管制与放开、独立与协同。     

科技与金融结合实证分析——基于成都实践的思考

科技金融是实现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重要手段,是培育战略型新兴产业的重要举措。文章以成都市为例,运用授权专利指标首先分析了金融与科技结合对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其次运用混合横截面数据建立了实证模型。实证结果表明,科技与金融的结合能使专利的平均增长率达到40.43%,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科技与金融结合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结合模式单一与资金来源渠道狭窄;缺少融资引导机制导致投资风险高;政府的公共职能使得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有限。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这一研究结果为科技金融分析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来自上市企业年报文本挖掘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3—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分析识别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分析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并充分考虑其中存在的异质性问题。结果表明：第一，营商环境方面，政府治理环境和法治建设环境优化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促进作用，外商投资环境优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抑制效应；政府支持方面，财政科技支出作为典型的政策工具，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影响，其强度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上述结论在更换指标计算方法、延长时间窗口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经济效益提升。第三，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企业产权性质、企业所处地区，以及企业所处行业差异而有所不同。为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应充分考虑企业产权、地区、行业层面特征，坚持差异化政策供给。     

“窗口指导”淡化前后新股折价行为比较研究

2009年6月的新股询价机制改革以后,新股发行正式取消了询价的"窗口指导"。文章以2009年政府对新股发行的"窗口指导"改革为背景,选取改革前后在我国A股中小企业板上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数据为样本,采用随机边界模型,对"窗口指导"淡化前后新股发行定价中的折价行为进行比较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9年改革以前新股折价行为显著存在,且折价程度不容小视,新股故意折价是IPO高抑价的来源之一;而2009年改革后新股折价行为消失,IPO抑价几乎完全来源于二级市场对其估值过高。     

论我国财政收入规模与结构的科学化及实现途径

通过对我国财政收入规模和结构的实证分析，可得到财政收入规模的合理区间范围；通过对中央和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分级比重情况、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结构情况以及税收收入结构情况的分析，可取得财政收入结构的合理区间范围，以实现我国财政收入运行科学化。     

金融危机:演进历史与西方理论

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和世界经济增长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这引起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关注。本文采用历史考察的方法,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主要金融危机与已形成的代表性的金融危机理论进行系统总结,并提出了新一代金融危机理论可能的发展方向。     

金融发展对科技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北京市和上海市的比较分析

文章采用1991-2012年北京市和上海市的时间序列数据对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首先介绍北京市和上海市金融发展和科技创新的现状,其次构建模型进行协整分析检验,并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科技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的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并不能反过来促进金融发展,两者之间是单向因果关系;上海市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之间是双向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也能反过来促进金融发展。最后提出优化发展环境,促进金融发展,营造金融生态环境,加快金融改革创新等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