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创新浅析

外交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是国家以和平手段对外行使主权的活动,加强对外交往有利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在保持改革开放以来的连续性和大政方针的稳定性的基础上,从外交战略、外交实践以及外交风格等方面进行创新,对中国各方面的发展都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为世界多方面的交流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信任力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世界历史上大国间权力对比的快速变化往往诱发系统性国际信任危机,从而引发国际冲突甚至战争。大国崛起的“信任困境”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核心命题之一。既有文献尚未对此特别是对当前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信任危机进行系统研究。为此,作者尝试在批判性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五常”信任思想、软实力理论和国际信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以国际关系“五常”规范——仁、义、礼、明、信(分别对应善意、责任、秩序、透明、信誉)为核心内容的“信任力”理论及其整合模型。该理论是关于国际信任的一般性理论,有助于缓解权力转移过程中所产生的系统性国际信任危机,也有助于崛起国获取国际社会信任以便在实力快速增长的过程中走出“信任困境”。提高信任力以获取国际社会的信任,特别是周边国家和霸权国的信任,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进行概念界定和理论模型设计后,作者选择中国—东盟关系进行案例研究,以阐明信任力理论的有效性与未来潜力。     

领导人人格特点与中国外交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为探寻中国外交研究的新视角,作者将政治心理学中的人格类型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相结合,以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人格特点为例,探讨中国领导人的人格特点差异与新中国外交变化和转型的关系,分析人格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结合的可能性和意义。结论表明,对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来说,人格类型理论为中国外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工具,为中国外交研究提供了进行比较研究的国际视野,克服其他理论视角对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一些盲点,更好地解释新中国历史上中国对时代主题、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对主要大国政策以及对地区政策调整和变化的动因,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中国特色。将人格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相结合也适应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的趋势,有助于为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贡献中国元素和中国经验,发展一种超越西方外交实践的更为广泛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作者在结论部分提出一种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综合性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将领导人作为研究核心,同时也不忽视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     

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

从文化角度理解一国对外关系行为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中国有着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对当代中国外交战略、政策实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具体而言,传统文化的非宗教性质有助于保持中国外交的非扩张性;力求稳定、讲求秩序的保守性使中国更易于选择融入战略、维护现有国际秩序;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与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令中国外交体现出独特的行为特征;道德本位的政治权力意识则赋予中国外交以自律性和理想主义风格,为中国承担起"负责任的大国"这一角色注入了内在的精神动力。     

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代以来,西方大国的崛起在对外关系上主要依靠联盟外交,如英、法、德等国家在欧洲的"合纵连横",日本的"与强者为伍"战略,二战后美国对北约和亚太联盟体系的经营,冷战后俄罗斯对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依赖等。受制于自身独特的发展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地缘环境,中国缺乏历史上大国崛起所拥有的"后院",中国的战略文化也排斥"势力范围"和"联盟政治"思想。作者从中国的时代需要出发,认为现阶段中国的四大外交战略——大国协调战略、区域整合战略、政治联合战略和国际危机管理战略均难以满足中国的安全需要,中国应在联盟外交与伙伴外交之外探索"第三条道路"——准联盟外交。实施这种"联而不盟"的特殊外交类型需具备四个条件:竞争性政治集团、动态性权力关系、严重性安全威胁和"统合性"战略文化。在新时期国际"多元格局"下,中国应尝试开展灵活务实、相互联动的"三环准联盟外交"——多边组织型、新兴合作型与传统友好型,它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运筹与美国、欧洲大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关系的战略支点。     

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

近代以来,西方大国的崛起在对外关系上主要依靠联盟外交,如英、法、德等国家在欧洲的"合纵连横",日本的"与强者为伍"战略,二战后美国对北约和亚太联盟体系的经营,冷战后俄罗斯对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依赖等。受制于自身独特的发展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地缘环境,中国缺乏历史上大国崛起所拥有的"后院",中国的战略文化也排斥"势力范围"和"联盟政治"思想。作者从中国的时代需要出发,认为现阶段中国的四大外交战略——大国协调战略、区域整合战略、政治联合战略和国际危机管理战略均难以满足中国的安全需要,中国应在联盟外交与伙伴外交之外探索"第三条道路"——准联盟外交。实施这种"联而不盟"的特殊外交类型需具备四个条件:竞争性政治集团、动态性权力关系、严重性安全威胁和"统合性"战略文化。在新时期国际"多元格局"下,中国应尝试开展灵活务实、相互联动的"三环准联盟外交"——多边组织型、新兴合作型与传统友好型,它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运筹与美国、欧洲大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关系的战略支点。     

中国国家间道义思想探本溯源——基于先秦诸子国家间道义思想的对比分析

中国先秦时期的国家间道义思想具有整体性特征,其内在逻辑基点和现实支持即是人性中的道德。它有两个理论支点:一是国家间道义与国家利益具有统一性;二是国家间道义有助于形成国际权威。先秦国家间道义思想主张将国家间道义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重要考虑因素,认为符合道义应该成为国家对外行为的最高追求,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国家利益。先秦诸子(韩非子除外)均认为,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应遵循道之以德,不以强凌弱;和睦相处,不以战争方式扩大国家利益的原则;孔子、荀子和管子还强调遵循言而有信、讲求国际诚信的原则;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以及遵守国际规范的原则。先秦诸子普遍认为,具备坚实的道义基础是一个国家成功崛起的必备条件。先秦国家间道义思想与西方主流国际道义思想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承认道义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具有的作用,其不同点在于:前者将道义视为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巨大作用的重要考虑因素,后者则将道义因素虚拟化处理。以孔子和老子等为代表的先秦杰出思想家,其思想对后世的中国文化以及世界文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框架

中国和平崛起理念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代表着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本文旨在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做出框架性剖析。其主要内容是 :从理论角度总结中国国际战略理念的变革 ,强调中国外交进一步体现“有所作为”的观念之源 ;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之核心为积极参与战略 ;就实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提出具体政策建议 ,即强调以发展实力为核心、根据崛起目标调整国家间关系、学会更好地利用国际机制以及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相互协调等。     

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中国公共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国家利益全球化过程的展开,宗教问题对中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战略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宗教领域的公共外交因此也日益成为中国传递自身宗教真实信息,促进与国外民众沟通和对话,塑造国家宗教形象,增进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宗教公共外交有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诸如"世界佛教论坛"、"国际道教论坛"、"中国基督教圣经事工展"、伊斯兰文化展演等各种宗教对外交流活动以及制度性交流平台,这些都对在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实践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中国的宗教公共外交起步较晚、底子较薄,而宗教无论作为中国社会还是对外关系的资源都有待充分开发。要实现从宗教资源大国到宗教文化强国的转变,中国还面临漫长的道路。作者指出,目前教(会)、学、政三界构成了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主体,并逐渐形成了宗教界躬行践履、学术界建言献策、政界统筹协调的基本分工格局,而三界的资源整合、通力协作和良性互动将有力推进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开展。     

中国国际战略理论:渊源、嬗变与突破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国际战略理论的渊源是:以传统战略思想为根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系统总结当代中国国际战略的实践经验,深入借鉴西方经典战略理论和冷战后一系列新的理论成果。由于世界形势和国际力量格局的深刻变化,在中国国内发展需求、自我认知和观念变革等力量的推动下,中国国际战略理论出现了嬗变。这种嬗变主要表现为:在时代主题上,以"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和革命";在指导思想上,以和平发展战略取代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在战略路径上,以不树敌的独立自主外交取代以意识形态划线的革命外交;在战略文化上,启动重塑进程。通过梳理中国国际战略理论嬗变的渊源与表现,作者认为,和平发展道路、新安全观、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共同利益论、国际秩序建设新构想、世界和平发展的新构想代表了中国国际战略理论的突破。展望未来,中国国际战略理论应从经验理论、规范理论、理性理论、预测理论和实用理论等几个层面扩展和深化。作者强调,如何在中国传统、当代实践、西方经验、马克思主义指导之间建立逻辑链,是中国国际战略理论体系构建的关键所在。     

基于信任的社会资本与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话题。它不但成为解释企业持续发展的理论,也被奉为探求组织发展的有效方法。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信任资源不足是我国民营企业成长的瓶颈。本文通过对我国民营企业中信任型社会资本的现状分析,提出民营企业应加强信任型社会资本的挖掘和建设,以促进我国民营企业可持续成长。     

制约、理性信任及企业间关系

信任对维护企业间关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揭示了在大多数企业间关系模式中,由于制约机制的客观存在,维护企业间关系实际上是理性信任,并由此推导出制度上的完善是促成企业间关系长久发展的现实途径。     

信任的测度

信任在人类社会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被认为是合作秩序的基石、社会维系正常运行的润滑剂。本文讨论了两种信任测度方法的区别及其一致性问题,讨论了信任行为背后的个体偏好——主要包括涉他偏好和背叛规避偏好的分解与测度问题,最后介绍了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ICSS）针对中国被试所做的信任测度实验及结论。     

社会捐赠的公益信托模式及现实途径

民间有着大量善心热心人士积极参与慈善公益事业,踊跃捐赠钱物扶危济困,却往往囿于各种现实难题无法完成善举。社会捐赠要实现其公益性,完成对公益慈善事业的贡献,可以利用公益信托的模式。在当前中国公益信托法律制度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利用信托公司开展社会捐赠公益信托现实可行。社会捐赠公益信托在中国的开展,关键是选择合适的信托机构,指定无利益关系监察人,以及公益信托活动情况的披露报告。     

B2C电子商务中的在线信任系统模型研究

信任是电子商务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目前对B2C电子商务中的信任研究侧重于与在线信任相关的某一方面。文章提出了B2C电子商务中的在线信任系统模型,首先分析了B2C电子商务中在线信任的概念和特点;然后从主、客观两方面讨论了B2C电子商务中在线信任的构成;接着从客户、商品、在线公司及其网站以及环境等五个方面讨论了B2C电子商务中的在线信任影响因素。在分析B2C电子商务中在线信任构成和信任影响相关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主观感知信任和客观制度信任的在线信任系统模型,并简要指出了此模型应用于B2C电子商务中在线信任     

信托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存在的法律问题与完善

不良资产处置是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当前我国对信托处置不良资产的相关立法是框架性的,尚存在一些不足。针对存在的一些问题加以改进,并应建立信托税收法律制度、信托财务会计制度、外汇信托业务管理制度和信托监管体系等。     

信任行为:从理性计算到认知博弈的范式转变

作为人类社会秩序的必需公共品,信任概念是一个被不同学科广泛关注的论题,市场信任危机的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界的重大课题。信任本质上是一种超越经济学理性的行为信念,经济学所计算的信任行为代价或成本并不意味着信任行为本身,用理性逻辑去计算理性之外的、而与伦理、情感及认知相关的信任,忽视了决策外生变量和博弈信念的决定性作用,其遗漏的理论点正是关于损失收益认知、信念的逻辑。基于行为认知的博弈论原理,结合心理学、语言学逻辑相关文献综述。文章在分析理性计算的信任行为研究进展及局限性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基于认知理性的信任行为及其认知博弈的分析框架,试图为信任行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一个可能的理解。     

Factors affecting trust between Korean IT firms and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Trust is important in that it facilitates relational exchanges by permitting partners to transcend short-run inequities or risks to concentrate on long-term profits or gain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what factors affect the trust between distribution-channel members, principally those between Korean IT firms and their exporting partners in China. We suggest that factors affecting trust include reputation, size, expertise, length of the relationship, communication, and satisfaction with previous outcomes of conflict episodes.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a survey of 128 Korean IT firms, which have export-transaction relationships with Chinese buyers. The data strongly support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As hypothesized, the results of data analysis show that reput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atisfaction with previous outcomes tend to enhance trust. Additionally, we noticed that trust seems to decrease as the experience of conflict episodes increases.     

Looking back: Government politics and trust in rural developments in Tanzania and Zimbabwe 1980–1990

Trust is assigning the right to act to others. Trust is therefore building community. But trust can increase and wane with complex consequences. Community was built differently in Tanzania and Zimbabwe. Tanzania reached independence already in 1961; Zimbabwe in 1980. Both were subjected to British colonialism. Both experienced liberation movements more harshly suppressed in Zimbabwe than in Tanzania. Both had large rural populations. It can be argued that some level of generalised trust among people within the state’s formal boundaries is a condition for a functioning democracy. Distrust that makes a citizen, a group or a whole category of people exit from the state’s basic institutions fragments the state. The question here is how government politics in rural affairs, both policy-making and the organisation of implementation, affected trust relations between rulers and rural citizens in the two countries. The assumption is the less positive meaning policy has, the less trust, a reduced willingness to assign authority to policy maker and implementers.     

Taking Corporate Culture Seriously: Group Effects in the Trust Game

The Trust Game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model of corporate culture in that social learning to promote trust creates organizational efficiencies consistent with the existence of firms. We examine the Trust Game from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in which player types are defined in terms of their commitment to trustworthy behavior. In so doing, a condition for multilevel selection (group effects) is identified. When group effects exist—implying that the matching process is not independent of players' commitment—a corporate culture emerges that promotes trust. This results in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business eth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