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合作的国内制度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国内制度与国际经济合作关系的研究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议题之一。国内制度被认为可以帮助解决国际合作面临的一般性问题:违约问题。国内制度可以通过授权、权力制衡以及透明度来提高国家政策承诺的可信性,同时也会改变国内行为体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与收益,从而均衡不同政策主张的政治力量。国内制度既是汇聚行为体政策偏好的框架,也是设定政策输出过程、影响政策本质的方法,因此合理地设计政策制定程序能够促进国际经济合作。     

贸易自由化、国内否决者与国际贸易体系的法律化——美国贸易政治的国际逻辑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制度化,国际法律化主要表现为国际制度在义务性和授权性上的进展。从这两个维度上看,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显著增加了国际贸易体系的法律化程度。国际制度的进一步法律化不仅影响到国家间关系,而且具有重要的国内政治效应。如果国内否决者具有贸易保护的偏好,国家行为体在国内政治制度下将难以实现贸易自由化的目标。但是,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合作的法律化进程中具有其他国内否决者难以获得的议程设定优势和信息优势。此外,国家行为体也可运用国际制度法律化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动员机会来克服其他否决者的阻碍。在美国贸易政治中,总统比国会具有更大的自由贸易倾向。当总统与国会在贸易政策上的偏好显著不同时,总统通过支持国际贸易体系的法律化来推动贸易自由化。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美国贸易政治的演变业已表明,国际制度的法律化降低了行政机构在国会压力下的脆弱性。在其他一些国家的国内贸易政治中,国际贸易体系的法律化也可以作为增强国家自主性的工具。     

试论国际制度的合法性及其缺陷——以国际安全制度与人权制度为例

国际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其具有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能获得国际社会各行为体的赞同或同意。当今的国际制度如国际安全制度和国际人权制度就分别具有提供国际安全和人权保障等国际公共物品的能力,并且也能得到大多数行为体的赞同,但同时又在这两方面存在着较大的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际制度的合法性缺陷。国际制度的合法性缺陷的根源体现在体制和文化两个方面。体制根源表现在主权国家的选择、决策程序以及监督和执行上的不同规定;文化根源体现在国际制度中的多元价值观冲突、核心价值观变迁以及不同行为体对相同价值原则的不同理解。国际制度的合法性缺陷不仅降低了国际制度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而且还使行为体对国际制度的赞同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     

国际制度设计的领导权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制度设计体现了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竞争。拥有实力优势的参与者会积极引领、塑造制度设计的价值、目标和规则,使制度安排体现自身偏好。国际制度是国家之间权力和利益均衡的结果,具有功能性、分配性和非中性等特征;国际制度设计表征的是集体行动,但规避不了领导权问题。作者界定了国际关系中领导权的内涵与特征,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领导权是对国际事务集体行动进行协调和塑造的能力。由于实力地位和利益需求的差异,国际制度设计过程中异质性参与者自然地出现策略分化,从而体现出领导、追随、搭便车、干扰等行为特征。其中,领导权的存在是国际制度设计活动启动和维持的重要条件,并在制度设计的不同环节发挥着差异化的作用。虽然权力结构从根本上限定国际制度安排,但是领导国家的作用方式和策略选择也影响着制度的设计结果。     

权力、合法性、国内政治与国际制度的有效性

国际制度有效性的研究是国际制度理论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全球治理理论的核心。作者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中借鉴了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操作方法(即影响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并引入了干涉变量,重点分析了影响国际制度有效性的3个要素,即权力、合法性以及国内政治。作者认为,权力是一种外生变量,对制度作用的发挥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权力构成了制度运行的结构框架;合法性是一种内生变量,内化于制度的有效性,它是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必要条件;而国内政治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作用的干涉变量。作者试图通过上述3个变量来构建出分析国际制度有效性的理论框架。     

人类理性与制度选择——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理性是经济学研究社会经济现象与制度变迁的一个关键词。什么是理性？人类理性包含什么内容？它是怎样形成的？它如何影响人的行为和制度选择？本文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回答这些问题。论文上半部分讨论了人类理性的三对范畴：本能理性与认识理性、进化理性与建构理性、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构建一个人类理性模型;下半部分讨论了制度变迁的需求、制度选择的基础与初始条件、制度选择的主体和方式,以及制度选择与国家政治制度、文化意识的关系,构建一个制度选择模型。     

公权力异化与制度建设

公共权力本应为公共的利益而存在,但如果它成为私人获利的手段,其运行偏离了公共性,就会导致公权力异化,出现腐败。文章就如何规范公权力运行、防治腐败作了制度方面的探究,并认为制度建设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作用。同时,文章在领悟制度建设意义的基础上,对我国制度建设的现状作了深层次的剖析,进一步提出要建立科学合理、程序严谨的权力运行制度体系,做到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实现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     

结构性权力与国际制度复杂性耦合——基于中美制度互动的正负案例对比

中美两国在竞争关系下的制度互动致使一些国际制度复杂性出现“脱钩”,另一些却出现耦合。因此，何种因素导致国际制度复杂性走向耦合则成为研究的核心问题。既有大都研究聚焦于不同制度的差异及制度主导国之间的对立，未能解释国际制度复杂性在国家间竞争关系中走向耦合的现象。为解决理论与现实政治不符的缺陷，作者重点考察了国际制度复杂性中参与多项制度的多重成员国家，并探索其结构性权力对国际制度复杂性的影响。由于在国际制度复杂性中加入了多项制度，多重成员国家能够对制度的合法性和效能产生影响，进而在国际制度复杂性中具备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既能产生制度间趋同的聚合效应，又能够推动制度间的差异化分工，进而塑造国际制度复杂性的耦合。当多重成员国家依附制度主导国时，前者便丧失了结构性权力，进而产生“制度俘获”并加剧国际制度复杂性的分散化，最终致使国际制度复杂性“脱钩”。将当前中美关系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世界银行的耦合、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与澜湄合作机制的“脱钩”作为正负案例进行对比分析，上述理论得到验证。     

国外行政听证制度比较及其借鉴意义

听证制度作为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之一,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中都有所规定。我国1996年制定的《行政处罚法》中首次规定了听证制度,随后的《价格法》以及《立法法》中都相继规定了听证制度。但从我国现有法律的规定来看,听证制度的内容过于简单,有必要借鉴国外的有关规定加以完善。一、听证的适用范围听证的范围主要包括两类:1.抽象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可以反复适用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在国外,这些行为一般都应当进行听证。比如葡萄牙《行政程序法》的117条规定:规章涉及附加义务、拘束或者负担时,制定…     

领导权的适应性逻辑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北大核心CSSCISSCI

从2008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过程来看,可以发现美国对同类改革议题的容纳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并直接影响着制度变革的效果。现有的国际制度的内部权力转移、外部竞争压力和国内政治的调节视角,解释了领导国家对制度改革的支持或抵制态度,但缺乏对领导国家应对改革的利益权衡及其策略选择的复杂性分析。作者以国际制度改革对领导权的冲击度、利益兼容度和领导权护持的成本因素所构建的分析框架发现,如果竞争者推动的国际制度改革是对领导权冲击度高的制度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低,会导致既有领导国家的强烈反制;如果是冲击度低的程序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高,既有领导国家会容忍或支持竞争者的改革;如果制度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高,或者程序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低,既有领导国家会依据护持成本选择反制或容忍。1994年至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内的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以及1998年至1999年欧盟倡议金融稳定论坛和日本倡议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等案例所呈现的领导权较量表明,新兴大国在国际制度框架内争取制度性权力,需要增加改革方案的利益兼容度及提高既有领导权的护持成本,以推动所期望的制度变革。     

国际贸易机制对国内武装冲突影响的研究——基于回归断点设计的数量分析(1946-2009年)

国际机制不仅影响国家行为体,也影响国家层面之下的非国家行为体,并作用于两类行为体间的互动。作为最为成熟也是影响范围最为广泛的国际机制之一,国际贸易机制一方面通过机制功能作用于国内政治中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另一方面施加影响于贸易议题从而刺激国内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无论是机制还是贸易都与国际和平战争研究紧密相关,如"贸易和平论"与"国际制度和平论"。基于国际原因与国内产出之间的关系,国际贸易机制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特别是影响国内冲突的爆发风险?通过回归断点设计(RDD)与Logit回归分析,1946-2009年之间的国际贸易机制(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及国内武装冲突数据显示,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能够在整体上显著降低国内武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在分别控制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贸易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后,实证结果显示国际贸易机制对各国国内冲突风险实际上是一种条件性的混合影响。     

我国金融机构碳金融业务创新研究

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介入,金融产品及金融业务的创新已经成为了国际金融市场发展中的一个新亮点。发展中国碳金融体系,为金融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尽管国内与低碳经济相关的碳金融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其发展仍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针对我国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创新存在的几个问题,从构建碳信用交易平台,增强金融机构作为资金中介及交易中介的作用和努力推动碳金融产品创新的角度进行了阐释。     

发达国家规避国际贸易摩擦风险的机制分析

随着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且愈演愈烈,而经济发达国家在规避国际贸易摩擦风险方面建立了较为有效的机制。包括:完善的、多层面且协调联动的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健全的国内法律保障体系,使得规避国际贸易摩擦风险的行为具有了法律依据和法律强制性;建立国家之间的政策与制度协商机制,以解决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原因;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和市场多元化等国际化经营行为的选择以及动态的管理制度等,降低了国际贸易摩擦发生的概率,规避了国际贸易摩擦的风险。     

国内外科技园的优势匹配及操作分工

科技园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科技园内企业、管理机构的调查表明,要进一步发挥国内科技园、海外科技园创新平台和创新网络的优势,国内科技园应为园内企业提供国际合作信息与机会,建立国际技术交流合作平台,搭建不同园区间企业合作交流的桥梁,完善企业资助评估体系和奖励机制;而海外科技园应简化进驻程序,提供完善的信息咨询服务。     

产业与消费“双升级”畅通经济双循环的影响机制研究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已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然而,当前我国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关键环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主要方面尚存在一些堵点,不利于双循环新格局的加快形成。产业与消费“双升级”对畅通经济双循环有着重要的作用。产业与消费“双升级”通过供给质量提升、技术进步方式转换、就业增加扩容三大机制能有效地疏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关键环节的主要堵点,并进一步通过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作用,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同时,国内经济大循环畅通的过程又将助力于疏通国际经济循环的主要方面所存在的堵点,使得我国以更高的规模经济效能、产业层级和更强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协作,并反哺带动国内经济大循环,加快二者相互促进,最终形成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国际金融危机与美国的单极地位——当前美国的国家实力、国内制度和国际战略调整

国内政治经济制度和国家从国际秩序中获益性将决定一定时期内该大国的兴衰趋势。在分析国际金融危机与美国的单极地位时,作者在考察国际金融危机对主要大国和地区所造成的冲击时发现,美国所受到的冲击相对较轻,而它的综合国力、失业率和国际竞争力指标都仍然领先,即便从短期效应来说,国际金融危机致使美国实力衰落的观点值得质疑。从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和美国社会的人口结构等因素来看,美国的优势仍然存在。在短期内,整个美国社会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而出现大的动荡。从长期来说,国际金融危机可能会促进美国国内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良,也有利于奥巴马政府调整国际战略,避免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和过度扩张,进而重振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在这些调整过程中,如果奥巴马政府采取了一种稳健的方式,坚持自由市场的基本原则和分权制衡的政治传统,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美国霸权及其单极地位相反有可能会进一步得到加强。     

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目标与策略分析

伴随着中国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悄然启动.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只能依靠中国经济与金融的强大,而高端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终极目标.目前,人民币国际化还缺乏两个最重要的微观基础:中国外贸的自主优势与中资银行的广泛国际存在.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做好以下几件事:短期内尽快出台人民币国际化的官方蓝图,中长期内稳步构架微观基础、促进宏观经济尤其是人民币币值的国内稳定.     

论中国外贸发展的战略选择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国际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同日而语,国际市场竞争变得愈加激烈,其形式、内容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长期指导我国外贸战略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已不再适应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并制约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我国应逐步淡出比较优势战略,而选择以竞争优势为主导的贸易发展战略。     

当前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挑战及中国对策探析

和平发展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和平发展进程受到来自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压力,作为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困境,如何把面临的各种挑战转化为发展机遇,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技术选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首先综述国内外技术选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相关文献,然后利用1978-2010年的样本区间数据,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发现浙江省的技术选择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改革开放之后浙江省进行了适宜的技术选择,快速促进了经济增长。本文随后又进行了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得出短期内浙江省技术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