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多维贫困

文章基于我国多维贫困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现实背景,通过构建农户多维贫困的评价体系,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分析了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多维贫困之间的作用机制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表明:(1)社会网络可以显著改善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且对中间层次多维贫困的农户减贫效果更大.(2)社会网络对农户的非正规金融借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社会网络可以通过影响农户非正规金融借贷,缓解贫困农户的融资约束进而改善农户的多维贫困,即改善多维贫困实现精准扶贫或脱贫遵循"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农户多维贫困"的作用机制.这意味着社会网络实际上成为了农户借贷过程中的一种"隐性抵押",农户以此获得非正规金融的资金支持进而改善多维贫困实现脱贫.     

NGO小额信贷对农户借款决策、借款额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河北省7县822个农户的调查

笔者利用NGO扶贫贷款调查数据,采用配对样本多项选择Logit模型,对NGO小额贷款介入前后贫困农户借款决策、借款额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接受NGO小额贷款后,贫困农户借款发生率和借款总额明显下降,单户借款额度却相对上升;农户主要借款途径由私人借款转向农村信用社和其他渠道。实证研究显示,除户主个人特征、家庭人口构成等内在因素对贫困农户借款行为影响显著外,农村金融供给状态也是重要的外在性影响因素。在金融抑制条件下,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门槛较高,私人借贷成为贫困农户借款的主要供给者。NGO小额信贷通过提升贫困农户的经济能力来转变其借款行为,在农户借贷途径由私人借贷转向信用社借贷过程中发挥着"助推器"作用。     

信贷约束与农户非正规金融选择

本文考察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约束对农户选择非正规金融的影响。基于农户调研,本文首先辨别农户受到的各种信贷约束,并将其与农户融资成本相结合,构建农户融资的理论模型。实证研究采用双变量Probit模型比较各种信贷约束对选择非正规金融的影响。研究发现：供给型和需求型信贷约束都显著地促进农户选择非正规金融。需求型信贷约束中,风险约束较大程度地促进农户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融资。研究结论对制定农村金融政策将提供重要参考。     

社会网络对农户正规信贷的影响——基于双变量Probit模型和SEM模型的证据

本文使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于2009年开展的"中国农村金融调查"专项入户调研数据,采用需求可识别双变量Probit模型和联立方程组模型(SEM),分别从村级层面和家庭层面两个维度,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户正规信贷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无论控制内生性与否,家庭层面社会网络对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和供给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尚不完善的背景下,家庭层面社会网络是正规金融机构衡量其信用以及确定是否放贷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村级层面社会网络对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和供给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合作社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组织形式,不仅在促进农业现代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村级社会网络的形成和村级信用体系建设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发挥社会网络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将有助于深化农村金融体系改革。     

人格特征对农户信贷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农村普惠金融调查的实证研究

运用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村普惠金融调查"数据,就"大五"人格特征对农户信贷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为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开放性、严谨性和外向性等积极人格特征对信贷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顺同性和神经质等消极人格特征对农户信贷行为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因开放性人格特征对农户信贷行为的边际贡献更明显,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就开放性人格特征对信贷行为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发现高开放性农户的信贷需求更强,获得正规信贷的可能性更大、额度更高。同时,以"是否使用移动互联支付工具"作为开放性人格特征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出一致结论。     

农户信贷市场的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替代还是互补?

基于2013年浙江省987尸农户调查数据,本文采用四元probit模型在同时控制住农户信贷需求及另一个部门信贷供给影响的基础上,实证考察农户信贷市场中正规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存在互补关系,且这种关系在贷款对象为富裕群体时更加明显。(2)互补关系具体体现在农户同时参与正规与非正规两个信贷部门,两个部门同时提供生产性贷款与消费性贷款以及共同支持某一借款者。(3)两个部门实现互补的内在原因是它们各具比较优势,且能够策略性地利用对方行为所反映出的信息来制定贷款决策。上述发现为认识农户信贷市场部门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完善相关农村信贷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证据。     

信贷约束与农户消费结构

基于花旗-北大2009年农村金融调查数据,本文定量考察了农户受正规信贷约束的影响因素,并研究了信贷约束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通过引入广义信贷约束概念,我们分别考察了正规信贷约束与广义信贷约束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正规信贷约束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广义信贷约束对农户消费结构却有显著的负影响,也即非正规信贷替代(如亲友借贷)较好地解释了农户消费结构的差异。结论表明:健全农村金融市场,完善农村信用环境是扩大农村内需的政策前提;培育并扶持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大力发展农村消费信贷可作为扩大农村内需政策的重要选择路径。     

信用评级能缓解农户正规金融信贷配给吗?——基于全国10省农户借贷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展的农户借贷专项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考察了农户信用评级对农户借贷行为、农户受正规金融信贷配给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户信用评级对农户借贷行为的改变有显著正向影响,获得信用评级的农户在需要贷款时会倾向于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被评级授信有助于农户从农信社等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这意味着信用评级在整体上缓解了农户受到的信贷配给;对不同的信贷配给类型,信用评级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一方面缓解了供给型和自我实施型信贷配给,另一方面却加剧了交易成本型信贷配给。研究还发现信用评级对风险型和未借贷型信贷配给没有影响。研究结果对完善农户信用评级制度具有政策参考意义。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

农村贫困问题关乎中国精准扶贫与全面脱贫战略的有效实施。本文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无论采用家庭人均每日消费1美元作为贫困标准,还是采用家庭人均每日消费2美元作为贫困标准,互联网使用均显著降低了农户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同时采用稳健性估计与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农户的社会资本积累、提高农户的非农就业概率与非正规金融借贷水平进而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因此,在全面脱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应不断推进"互联网+精准扶贫",并且使其成为贫困农户后发赶超的重要抓手,从而助力贫困农户增收,以实现全面脱贫目标。     

新疆兵团农户借贷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新疆兵团农户调查为基础,研究了在新疆兵团特殊的金融供给制度下农户借贷行为特征,并运用TOBIT模型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种植规模、农业支出、金融供给制度对农户正规借贷具有正向影响,而地区差异则对其具有负向影响;种植规模、非农业经营支出、家庭资产状况、子女教育支出、借款用途对农户非正规借贷具有正向影响,而非农业经营收入、受教育年限、社会关系则对其具有负向影响。     

中国农户信贷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Logistic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来自中国12个省(市)3051户农户家庭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研究了农户信贷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样本农户的年龄与信贷需求之间成倒U型关系;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受教育程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信贷需求;农户的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家庭负担率以及是否购买养老保险对农户的信贷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另外,农户从事的经济活动类型也会对农户的信贷需求产生影响,以兼业农户为参照,纯农业农户对信贷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农业农户对信贷需求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全面小康后云南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治理研究

自2014年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云南省取得了显著的脱贫成效,实现了绝对贫困人口的基本消除.2020年全面小康后,云南省即将面临相对贫困的治理问题.文章分析了云南农村相对贫困的总体趋势,通过调研发现治理的四大难点:产业扶贫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差,贫困地区的教育基础薄弱,农村贫困地区医疗保障能力不足,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问题,提出治理云南省农村相对贫困的可行路径为:优化产业扶贫的发展路径、强化对"扶智"的重视、增强基本医疗服务供给、构建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精准脱贫中财政政策的有效供给研究

随着我国进入"精准扶贫"的攻坚阶段,扶贫思路与方法不断创新与改进,有效的财政政策供给成为目前多维贫困视角下精准扶贫的重要保障。但这一过程仍面临一些困境,例如财政扶贫政策难以精准识别贫困户,财政扶贫项目与贫困户需求脱钩,财政扶贫资金使用不规范降低了减贫效应,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考核过于重视政绩。从有效财政政策供给视角看,应通过完善财政扶贫制度、调整财政扶贫项目、规范财政扶贫资金使用及构建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等途径实现精准脱贫。     

财富水平与社会资本对农户融资能力的影响:来自4446个农户的证据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农户的家庭财富水平和社会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总的融资能力.家庭社会资本存量高的农户,不但可以凭借其“关系”从正规金融机构中融资,也可以通过非正规渠道满足其融资需求.“关系”少的农户,非常容易陷入融资约束.另外,女性、青壮年和身体健康的家庭主事者在非正规渠道融资中有显著的优势.     

二元转型、正规金融合约激励设计与农户融资约束

针对如何解决由农村金融市场特殊性所导致的农户融资难问题,文章以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不完全合约理论为基础,从二元转型过程中农村正规金融借贷合约的激励设计这一新视角,对产生这一问题的微观经济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二元转型是促进农村正规金融供给与需求增加的重要因素,但仅会引起农村非正规金融需求的显著变化,而对非正规金融供给不具有显著影响;(2)借贷合约激励结构的优化有助于促进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供给的增加,但并没有形成对非正规金融强有力的替代;(3)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引入有助于促进农村借贷合约激励结构的优化,但并没有显著改变农户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     

易地扶贫搬迁目标农户的识别

易地扶贫搬迁的瞄准精度和识别的有效性对该项活动意义重大。本文基于陕西安康市140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Probit、MLM和PMT模型检验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目标识别的决定性因素、发生瞄准偏差的原因和提升瞄准效率的方法。结果表明:生计资本、生计环境均是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目标识别的重要因素;"应搬未搬"农户相较"搬不应搬"农户在家庭资产、信贷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表现出明显劣势;移民搬迁项目保持高遗漏率,非贫困农户渗漏的情况比较严重。政策错误识别的原因在于当前政策实践中的"收入贫困"与移民搬迁瞄准机制存在错位,瞄准对象涵盖了更为多样的贫困类型。代理家计调查法在识别和判断贫困农户方面适应性强,但对于非贫困农户的排除作用非常有限。据此,本文提出了解决贫困人口公平有序"搬得出"的政策建议。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现实困境及破解路径探析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是一种典型的产业扶贫创新方式,在创新乡村发展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再塑乡村价值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存在资金严重不足、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贫困村民参与意识不强、人才资源缺乏等现实困境。要破解这些困境,必须吸纳多元化的社会资金参与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注重精准识别贫困人口,进行有针对性帮扶;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拓宽和延伸产业链;引入专业化人才,打造"创新型""创意型"乡村旅游精品;构建长效性培训机制,提升贫困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整体素质和能力。     

基于能力剥夺视角的农村动态多维贫困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能力贫困、动态贫困和多维贫困能够较为准确、全面地识别和反映贫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是提高扶贫成效的关键。文章利用2010—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山西省农村成人面板数据,基于个人能力剥夺视角对山西省县域农村多维贫困进行测度,通过定序Probit模型探索其演变机理。研究发现:(1)山西省农村县域多维贫困差异不明显,这从理论上支撑了将扶贫攻坚主战场从贫困县转变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合理性。(2)从事农业的农村人口更易陷入多维贫困,这成为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诱因。(3)当前有工作的农村人口摆脱贫困的可能性较大,应促进有能力的农村贫困人口就业,稳步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4)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多维贫困产生的影响不显著,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应区别对待"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     

从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看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思路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受到严格的限制;而改革的深入开展,强化了农村正规金融追求利润的经济理性。从农业产业化角度看,应通过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正确引导使其更加有效地满足农户消费性和部分生产性信贷需求;农村正规金融应为农业产业化企业提供充分的信贷支持,同时为农户提供生产性信贷服务,支持农业科技进步。     

信贷需求：小额信贷覆盖率的决定因素之一——来自中国北方四县调查的证据

过去对小额信贷项目覆盖率的研究集中在供给方面,本文应用大规模农户调查的数据,从需求方面研究了中国三个小额信贷项目覆盖率低的问题。研究发现,在中国贫困地区试验的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小额信贷项目不能自动地瞄准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许多贫困农户将自身排除在小额信贷市场之外。本文的结论是,尽管中国的小额信贷试点项目没有能自动瞄准贫困地区的贫困户,它们仍然对中国的扶贫做出了积极贡献。为了提高小额信贷项目对贫困人群的覆盖率,需要通过减少对贫困人口的其他约束、依照贫困人群的需要定制小额贷款产品等方式来提高贫困农户对小额贷款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