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供给空间结构影响区域创新能力了吗

从金融供给侧发力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是稳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着力点。利用我国内地2004-2018年275个地级市空间面板数据,基于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和地方金融发展视角,实证考察金融供给空间结构与区域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兼具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地方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还存在普遍意义上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受空间区位、城市规模、市场化程度的异质性影响,并且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具有随地理距离增加而衰减的特征,在60km以内为溢出效应密集区,而当城市间地理距离跨越200km后,空间溢出效应将不再显著。     

金融资本集聚与区域金融中心形成——基于空间网络的分析视角

本文基于2004-2017年中国城市劳动人口就业结构,利用因子分析提取城市实体经济功能结构特征因子,透过金融在城市网络中的集聚与分散趋势,研究中国城市功能与金融资本集聚和区域金融中心形成路径关系.研究发现,区域金融中心的流动转换功能对区域金融资本集聚有正向促进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是区域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地方制造业和地方金融发展有助于提高区域金融资本集聚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区域金融中心的流动转换功能对区域小微金融和中长期信贷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地方金融发展有助于提升区域直接融资规模占比,区域金融中心产业发展对外资金融机构选址落户有积极影响.     

金融“脱实向虚”、金融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06-2016年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动态面板模型,将金融发展、金融"脱实向虚"和金融结构因素引入模型中,采用差分GMM估计方法,检验了金融发展、金融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阐释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显示: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受到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增长差异的影响,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金融"脱实向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考虑二者交互项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强于金融"脱实向虚"的消极作用,暂时掩盖了金融与实体经济非协调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金融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即资本市场比重的提升和发展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金融发展更多的是通过技术进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金融结构主要是通过技术效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金融"脱实向虚"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因此,金融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金融发展,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基础上提升资本市场融资占比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     

地区金融发展、异质性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分布特征,利用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及中国地级城市金融发展数据实证检验了地区金融发展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及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金融发展的提升使金融投资对实业投资存在挤出影响,且挤出影响大小取决于企业的个体特征,如规模和所有制形式等。金融资产逐利和经营避险是地区金融发展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两条途径,区分样本地区异质性后,研究发现,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则主要是通过融资约束缓释渠道而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形成了显著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发展进入拐点后,中国及地区资本流动性的结构性下降是产生这一影响机制的深层原因。     

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研究

中国特色金融资源配置在维持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策不确定性一方面提高了中央层面政府与企业的关联度,导致中央缩减对地方的金融资源配置规模;另一方面打破了地方层面政企之间的紧密联系,促使政府向市场配置金融资源。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的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重要关联,中央—地方间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政府—市场间金融资源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为优化我国金融资源配置,应当增强政府政策制定的透明度,维持政策确定性和稳定性;完善并优化中央与地方的金融管理职能,探索建立中央与地方双层金融治理体系;着力将金融资源配置到实体经济领域,有效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金融科技能提升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强调绿色发展、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协调并进,是判断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依据。本文以2011—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科技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技术进步指数显著提升,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金融科技能够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增加环保投资以及激发创业活力提升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对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城市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加快实现经济绿色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双重红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金融发展、投资效率与公司业绩

本文基于1999-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考察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投资行为和业绩增长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地方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相对于政治关联的企业,金融发展改善融资约束之功效在非政治关联企业中更为显著。我们对事后企业绩效增长的考察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公司业绩增长对投资规模的依赖,其作用机制在于融资约束的缓解和代理成本的降低均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以上实证结果为金融发展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微观证据。     

中国金融中心城市的“囚徒困境”

当前，我国许多中心城市相继制定了一系列金融业发展政策，引发社会对金融中心过度建设的担忧。本文基于2006—2019年国内金融中心城市的数据，通过建立系统结构模型，发现政府政策推动促进了金融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但这一过程也是造成金融市场分割的原因。如果缺乏制度约束和政策协调，将倒逼地方政府深陷政策竞争的“囚徒困境”。进一步研究表明，全国金融中心的辐射范围远大于区域金融中心，而西部和东北是全国金融中心辐射功能相对薄弱的地区。因此，在西部和东北加快建设若干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区域金融中心成为本文的政策取向。     

金融发展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例

根据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应用TOPSIS法对五指标金融发展评价体系进行评价测算,应用DEA-Malmquist法测算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指标,探讨长三角城市群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空间分布特征以及时空演变规律,研究发现二者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与空间非均衡分布特征,整体空间结构呈现出多核集聚特征。此外,通过空间杜宾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金融发展及子指标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关系与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城市金融发展对自身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周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负向作用,且这两种作用均主要源自其对技术进步增长的影响。最后针对性提出三点建议:加强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加快长三角金融一体化进程以及重视技术效率改进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金融科技如何影响绿色发展 ——基于动能转换和地理结构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2010-2018年245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金融科技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从传导机制看,金融科技通过推动供给侧绿色技术创新动能和需求侧产业结构升级动能进而促进绿色发展。从地理结构看,金融科技中心溢出和地方金融科技集聚均能促进绿色发展,随着各城市与中心城市距离的增加,金融科技中心溢出和地方金融科技集聚对绿色发展的作用存在替代关系。从区域上看,金融科技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东部最强,中部稍次,西部最弱。从内部渠道看,金融科技通过降低排放消耗和拉动经济增长推动绿色发展。从外部环境看,环境监管和金融监管处于动态中性有助于金融科技促进绿色发展。本文为高质量实现金融科技赋能绿色发展,完成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提供思路借鉴。     

科技与金融结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将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7年中国283个城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①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②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提高城市创新水平和融资能力等途径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创新水平、融资能力在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与全要素生产率间起中介作用;③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大。由此建议,加大金融资源支持力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加强政府对创新的支持。     

财政压力、金融抑制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本文基于2004-2013年全国30个省份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体制下金融抑制背后的财政成因,及其对经济增长方式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压力对金融抑制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各地区所肩负的财政压力越大,对金融的抑制程度越高.受制于自身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的确有干预地区金融资源的行为;财政压力和金融抑制虽然提高了劳动力及资本的增长率,但却显著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抑制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营商环境优化推动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吗——基于中国民营制造企业的研究

本文以我国民营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从营商环境优化视角探索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途径。基于中国实际,构建纳入地区营商质量的中间品选择模型对内在机理进行挖掘,从民营企业面临融资歧视的现实问题入手,将地区、产业与企业数据结合展开多角度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区营商环境优化具有一定的金融传导机制,其显著提升了民营制造企业生产率,能够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进一步研究表明,该作用并非依靠民营制造企业融资规模的增长,而是源自长期债务获取能力的提升以及融资成本的降低。本文通过将民营企业融资问题和国有企业内部金融化问题加以区分,揭示了营商环境优化是提高金融配置效率、促进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金融地理及其与地方经济发展

金融地理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金融系统的功能和结构演化,也为揭示区域发展差异的形成和调控区域差异提供新的思路。从产业空间布局出发,金融地理指一定区域范围内金融系统各组成要素在空间中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空间结构,表现为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本不同程度的空间集聚和分散。地方在国家、国际金融地理中的位置,首先影响区域经济效率和资本获得,特别是信用获得,从而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其次作为一种空间结构力量,影响地方金融发展,使地方金融发展与地方经济增长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金融发展、企业主营业务与企业发展质量提升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对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意义重大.基于这一背景,以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主营业务能力视角,审视金融发展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整体上促进了企业发展质量提升,但这一效应具有异质性.企业主营业务能力作为中介渠道发挥遮掩效应,即企业主营业务能力提高能够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但金融发展抑制了企业主营业务能力从而遮掩了其正面效应.这与金融发展背景下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主营业务产生的负面影响有关.由此提出应当逐步优化金融结构并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和资本错配,使金融发展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效应与增长效应

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效率通道”和“技术通道”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水平效应（弱效应）和增长效应（强效应）；衡量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具有正面影响的基本标准是水平效应。本文通过对1978—2010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对生产率进步具有正的水平效应和负的增长效应；说明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递减的正面影响——金融发展更多发挥了改善资源配置的作用，推进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作用相对较弱。     

地方财政压力对城市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的分析

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不断增大,对城市生产率会产生重要影响.在"人的城市化"阶段,作为改革开放与"物的城市化"的累积结果,经济地理的深刻重塑随着地方财政压力增大将释放出城市异质性,并在不同维度上对生产效率产生影响,从而可管窥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矛盾的具体表现.文章根据纳入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规模-密度-距离"三维城市异质性分析思路,以2003-2018年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为对象,研究地方财政压力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是否会因城市属性的差异而产生分化.结果发现:地方财政压力对城市生产率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财政压力每提高1个单位,城市生产率下降约1.0667个单位;考虑城市异质性的调节效应,地方财政压力总体上会弱化城市规模、密度和距离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具有功能性结构支持和高生产密度的城市表现出较强的抗压能力,而制度因素因其具有矫治资源错配的基础性作用而显得愈发重要.文章的结论对于识别影响和制约城市生产率的异质性因素,分类引导和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优化资源配置,加大制度创新力度,促进城镇化顺利转型和区域协调发展等具有启示意义.     

金融集聚度研究——以川渝地区为例

金融只有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更高效的发挥自身优势,才能合理调节资源配置,才能促进经济增长,经济的增长进一步促进金融的发展的双向螺旋状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金融企业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某一城市和区域,金融集聚己成为现代经济社会的普遍存在的现象,金融集群正在成为区域经济竞争力提高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国内如上海、北京、深圳等多个城市都在竞争金融中心这个桂冠。重庆、成都则瞄准西部区域金融中心,我国许多城市都在力争建立不同层次的金融集聚中心,由于不同地区定位不准确,     

高铁开通促进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本文基于2008—2018年非枢纽城市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提高了非枢纽城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其高质量发展.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中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二线和三线非枢纽城市企业,而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对资源密集型企业以及一线非枢纽城市企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拓展了高铁建设的经济后果研究,丰富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文献,对高铁建设的规划布局及其经济分布效应分析具有参考意义.     

金融集聚与城市层级

金融集聚引致金融空间层级结构特征是现代经济的显著特点。本文分析金融层级结构的形成因素及其与城市层级体系的关系。首先基于空间经济学建立一个理论模型,接着通过构造城市金融集聚指标,与中国的城市层级变量进行匹配,并利用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等计量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初步构建了金融空间结构理论的基本框架,说明集聚形成金融中心,而金融中心是以城市为表征的;金融中心是有层次的,且与城市层级体系是正向匹配的;但金融集聚的态势更为突出,金融层级结构比城市层级体系更为简洁。要想打造金融中心,必先提升城市层级。全面开放并有科技创新中心支撑,有利于打造国际金融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