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盟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分析

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正式启动,2005年7月中国与东盟根据《货物贸易协议》开始相互实施全面降税.随着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关税不断减让,中国与东盟相互贸易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与东盟的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是中国与东盟相互贸易的重要方面.基于此,本文通过对中国与东盟五国2002-2011年10年间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数据的计算,并进一步分析中国与东盟五国的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现状及其原因,由此得出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仍为产业间贸易,10年间中国与东盟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有所下降的结论.     

征税标准与碳关税对中国经济和碳排放的潜在影响

本文采用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不同征税标准下碳关税对中国经济和碳排放的影响。当征税标准由隐含碳系数改为直接碳系数、由中国碳系数改为美国或欧盟的碳系数,或者当碳系数因技术进步而降低时,碳关税的影响将显著减弱。只有美国和欧盟征收碳关税时,中国各部门对这两地区的出口会大幅下降,但对其他地区的出口则显著上升。碳减排量相同时,中国经济受本国碳税的影响远低于碳关税的影响。不过,如果中国通过征收碳税在2020年将本国碳系数降至美国水平,其影响将超过所有贸易伙伴都征收碳关税的影响。因此,中国既要抵制碳关税,也应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渐进的低碳发展战略和优化贸易结构来应对其潜在不利影响。     

中国服务业与经济增长:一般均衡模型及其经验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1991～2006年总体数据与1996～2005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服务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一般均衡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和数值模拟,结果发现: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反映服务效率的提升)和增加服务业就业(表现为服务效果的提升)对于增加服务产出和供给同等重要;提高教育和健康服务增进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效率对货物部门与服务部门乃至总体经济的增长产生永久性的正面影响;增强对服务消费所带来的未来收益的稳定预期将会提高服务消费偏好与用于增进人力资本的服务份额,从而有助于促进服务业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整体经济实现长期增长。     

中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及世界经济影响研究

本文运用GTAP模型和等递归动态法,针对中国与印度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以及在此基础上可能形成的其他不同区域合作方案,对中国的贸易规模、贸易结构、GDP、福利水平和生产格局等将产生的经济影响进行了一般均衡模拟分析。研究表明:在不同区域合作方案下,中国福利损益有差异;中国的贸易规模及除服务业之外的各产业的进出口增长都比较显著;服务业是中国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薄弱产业;"10+6"方案对中国最不利,而中国-印度自由贸易区和中国-印度-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方案对中国较为有利。中国的优势方案是争取在印度、澳大利亚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而避免东盟、日本等的加入。     

中国外资银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影响研究——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SIC-GE模型的定量分析

本文利用2005～2009年以来我国逐渐取消外资银行进入壁垒的实际数据,通过设立银行业收益和成本方程发现并估算出消除壁垒带来的两方面行业直接效应,即外资银行服务价格水平下降1.9%和国内银行业经济效率改进1.8%。在此基础上利用国家信息中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SIC-GE)就壁垒消除对整个经济体的影响进行了系统评估。测算结果表明,两个直接效应中,改进国内银行业经济效率的经济影响是主要的;从宏观层面上看,短期内能够带来就业和GDP相对基准情景增长,同时居民消费、投资和出口有所增长。进口随着国内需求的扩张略有增长,净出口明显扩大。总体上,研究结果表明,2005年以来我国逐渐取消外资银行贸易壁垒是一项较为有效的政策举措,具有较好的示范作用。     

中国城镇化进程与产业结构变迁:发展趋势与政策应对

从历史视角看,第一产业制度变革为劳动人口向城市转移提供条件;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促进了沿海制造业的崛起,各类开发区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从当前来看,三次产业就业占比相对接近,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容纳就业第一大产业;省级数据显示,城镇化率与就业的产业结构之间初步呈现现代经济特征.实现有就业的城镇化面临的挑战是,农业对劳动力转移的推力显露疲态,第二产业中的重工业比重偏高,制造业升级不足.生活性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都严重滞后,非正式就业是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重大考验.有利条件是,中国经济创造就业的能力持续提升,城镇化发展对城市就业压力会相对减轻,服务业容纳就业人口的潜力巨大,实施了正确的发展战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状况总体是乐观的,中国城镇化就业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是非正式就业.     

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对广西外贸发展的影响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愈发重要,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成立,极大地促进了双方货物流通和经贸往来.作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前沿地带和"桥头堡".本文介绍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构建,深入分析了其对广西外贸发挥区位优势、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的影响.     

全球视角下汇率变动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分析

文章在全球一般均衡治理模型的基础上,模拟了人民币汇率与世界其他主要货币汇率发生变动时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产业结构与区位商的变化。通过模型模拟发现:(1)人民币长期缓慢升值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弱化了人民币短期发生贬值的影响;(2)人民币贬值虽然有利于中国出口的增长和GDP的发展,但人民币贬值使得进口额上升幅度大于出口额增长幅度,不利于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和其在国民经济中优势的提升;(3)人民币大幅贬值不利于第二产业规模的扩大和竞争优势的加强,人民币贬值促使中国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主要体现为其他服务业比重的提高,中国的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保险业比重和区位商都是下降的。经过长期发展,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远低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人民币大幅贬值也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同时为了提高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和更好地促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国需要人民币更加强势。     

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从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的视角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进程中,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合理划分经常成为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所必须应对的问题。鉴于中国电力体制问题长期存在且日益突出,本文以电力行业为研究对象,设置了一个凯恩斯宏观闭合的静态CGE模型,在此框架下模拟解除发电侧管制对宏观经济的政策效应。结论发现,解除发电侧管制不仅拉动实际GDP增加97.43亿元,而且会有效抑制通货膨胀、促进就业和增进居民福利58.53亿元。因此,在中国国情下,建立真正的发电侧自由竞争市场,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是一条必然之路。     

“降税计划”使东盟市场充满商机

东盟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东盟包括新加坡、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印度尼西亚和文莱10个国家。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十国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启动组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计划。2004年9月，在中国一东盟经贸部长会议上，双方在北京最终就货物贸易协议达成一致。根据协议，中国和东盟双方从2005年起全面启动自由贸易区建设，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将形成一个拥有18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达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达1．2万亿美元的大市场。从2005年7月20日开始，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开始实施全面降税进程，分阶段削减关税，到2010年相互取消大部分产品的关税。其中，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可享受多5年的过渡期，到2015年将大部分产品关税降为零。此外，各方还将取消所有进口数量限制及与VvTO规则不符的非关税措施。自贸区全面降税实施一年来，中国与东盟整体贸易出现了较快增长，取得了预期效果。以中国与东盟贸易额最大的省份广东为例，据海关统计，2005年7～12月的两地贸易额就已突破200亿美元关口，达到200．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同）增长14．5％；2006年，广东对东盟出口146．7亿美元，继续大幅增长26．7％：自东盟进口294．8亿美元，稳步增长16．4％。     

贸易摩擦背景下关税与货币政策反制策略研究

通过将贸易品美元定价约束、外汇噪声交易和关税反制等特征融入两国DSGE模型，文章对贸易摩擦背景下美国进口关税冲击的传导渠道以及中国的关税反制策略与货币应对政策有效性等问题进行了数值分析。研究发现，关税反制措施能够有效地对冲美国加征进口关税对中国实际产出、消费和净出口的消极影响，并有助于抑制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若进一步搭配将出口品关税纳入利率调控框架的积极货币政策，对于经济扩张与保持汇率稳定都更加有效。但从长期社会福利角度看，积极货币政策对美国经济也具有明显的正向溢出作用，关税反制则会产生显著的福利转移效应，不采取任何关税与货币应对政策将使中国遭受最大的福利损失。因此，基于"打击最大化、自损最小化"原则，中国应对美国采取坚决有力的关税反击，同时保持货币政策相对中性、克制，以期实现"以战促和"的战略目标。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成果问题——以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东亚和中南美洲为例

本文比较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间东亚和中南美的经济发展成果。作为东亚经济发展的成果不仅表现为宏观性的收入增加、收入分配的平等,经济发展改善了国民的经济福利。这也是东亚各国采用了出口志向工业化战略的成果,东亚各国把出口增加带来的果实用于经济的长期发展上。制造业的发展又带动农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了发展中国家长期盼望的国民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而中南美人均收入尽管较高,但这集中于特定阶层,形成了与资产不平等相加的不平等社会。最终经济出现停滞、社会出现动乱。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未来取向

2020年,中国迎难而上,果断抗疫,精准复产复工,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0年,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出口在全球贸易萎缩的背景下实现正增长,消费由于疫情导致的就业尤其是服务业就业减少、居民收入增速下降等因素出现了明显放缓。展望中长期发展,应积极培育需求,打造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具体而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通过推动经济地理再布局,打造中国经济新增长点;在产业有序转移的过程中实现产业升级;保经济安全底线,重点关注产业链、能源和金融三个领域的安全问题;优化互联网平台监管。     

RCEP关税减让对各成员国的经济影响分析

大幅度削减成员国间关税是RCEP协议的核心内容，为了揭示RCEP成员国间关税减让的经济影响，文章首先分析了RCEP成员国间贸易现状、产品结构、进口关税和贸易竞争力，然后，运用GTAP模型模拟RCEP关税减让对各成员国宏观经济和产出的影响，得到结论如下：（1）RCEP关税减让可以缓解中美贸易摩擦对于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2）就短期而言，RCEP成员国间关税减让可以提高中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GDP、社会福利、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等宏观经济效益，同时，还可以提高中国、韩国、澳大利亚、东盟的总产出水平；（3）就长期来说，实施零关税可能显著提升RCEP大多数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效益和产出水平。     

服务业结构升级能够推动产业发展吗？——基于有效结构变化指数（ESC）的实证分析

推动服务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创新性地将有效结构变化指数(ESC)应用于我国2008—2017年29个省份的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分析,研究发现:ESC的影响效应主要通过延迟效应与加速效应传导,但两者在对服务业不同发展指标上的影响呈现差异;我国服务业ESC可推动服务业增加值与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增长,但会抑制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服务业平均工资的增长;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服务业ESC是驱动服务业增加值与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的重要来源,生产性服务业与非高端服务业ESC则会显著抑制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上还有巨大空间与潜力,可通过结构持续优化来有效发挥结构配置效应,促进产业发展,并推动经济增长。     

2015年东盟经济共同体:发展进程、机遇与存在的问题

2015年建成的东盟共同体将主要由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三大部分组成。迄今,东盟经济共同体推进势头良好,其发展无疑对中国的"走出去"战略是一个新的机遇。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将越来越广泛和深入。本文分析了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发展态势,认为在未来3年里建立一个具有雏形意义的经济共同体是可能的,它将从自由贸易区的升级版开始,即在贸易关税削减为零的基础上,形成货物、服务、投资和技术工人的较低程度的自由流动,并最终形成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成功之路除了需要处理好与10+3和10+1的关系、与"环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关系,与APEC的关系这三对矛盾外,还取决于缩小富国和穷国的差距、实现单一的大市场和产品基地、培育东盟共同的价值观、增强东盟共同体的认同感等。     

中国面向俄白哈关税同盟的OFDI比较与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投资俄白哈关税同盟市场的重要意义;了解中国投资该市场的历程、现状;解读中国投资该市场有利与不利的影响因素.本文认为中国对俄白哈关税同盟市场投资有利于双方建立互利的经济合作新模式,投资拉动将成为出口增长新动力.从投资流量来看,中国对同盟成员国投资流量分布不均衡,但均保持较快增速;投资存量横向比较偏低,纵向比较增长良好,但国别差异明显.从投资领域来看,偏重采矿业和农林牧渔业等第一产业,对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不足.同盟成立对中国向其投资的有利因素体现在市场扩大效应、成本降低效应、环境改善效应、经济特区效应、产业转型效应和白色清关效应等方面,不利因素则表现为投资替代效应、关税溢价效应、隐性投资壁垒效应和地下资源保护效应等方面.     

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研究——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差异性分析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自然转移从农业流向工业和服务业,并最终实现三次产业间流动的动态平衡状态。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中,经济因素是最主要的驱动因子。河南省不同区域经济的增长对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二、三产业发展基础较好的区域影响较弱。加快二、三产业发展,重视教育,建立城乡统一的制度体系是农村富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就业的重要保障。     

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2008～2010年东、中、西部省市级18座代表城市的季度数据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出口额、实际利用外资、社会总消费水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为正数,但是出口额与实际利用外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不及社会总消费水平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因此得出,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主要依靠政府政策性调控,然而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江苏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研究

江苏省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对于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解决就业问题以及形成新的出口支撑点有重要意义,但是存在人才瓶颈、企业规模小、商务成本高以及整体品牌形象不强等问题。要创新和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坚持离岸外包与在岸外包相结合,有针对性地给予政策扶持,打造并擦亮＂江苏服务＂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