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应运而生的法式“毛主义”

中国20世纪的70年代被认为是一个荒唐的年代,疯狂的年代。“晚年的毛泽东”被官方定性为“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文革”期间的毛泽东思想却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一阵思想狂潮。在“马克思主义”的百年思想史上,毛泽东思想（Maoism）是唯一受到广泛承认的中国人的贡献。尤其在法国的“五月风暴”之后,毛泽东主义和中国的“文革”随着激进分子的革命浪潮被卷入了法国。但是,带着对东方乌托邦的幻想隔岸观战,法国人所认识的“毛主义”是一种带有法国政治文化烙印的法式毛主义。     

“文化大革命”在日本（1966～1972）——中国革命对日本的冲击和影响

从“文革”发端的1965年到日中恢复邦交的1972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日本。本文以当时日本综合性杂志的有关中国报道为素材，从日本论坛的“中国论”的变迁过程来探讨“文革”对日本的影响和）中击，同时也回顾了“文革”之火在日本，从学生运动到工人阶级，从“全共斗”到新左翼各派，从学园纷争到个别斗争的阵地战的变迁过程。本文认为，研究“文革”对日本的冲击与影响，不能仅仅将其作为一个时期研究中国的成果总结来认识，还要将其置于战后日本精神史的高度进行深入认识。     

论“大跃进”发动的经济体制原因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是中国在实施赶超战略过程中，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发动的一场暴风骤雨似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大跃进”运动发动的原因源自多个方面，从“大跃进”发动前后中国的经济体制角度，就赶超战略、生产资料所有制、计划经济体制、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以及当时的工农业发展体制等五个方面加以探讨和分析。     

朱永嘉与他的“文革”口述

朱永嘉的“文革”经历十分独特,“文革”大幕拉开和落下时,舞台上都有他的身影,因此他的口述回忆值得关注.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文革”初期上海的一些重要事件使这一口述回忆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中一些细节不仅提供了重要信息,还可以促使历史学者做更深入的思考.口述回忆中关于张春桥、姚文元等上海“文革”重要人物的叙述和评论也是不容忽视的内容.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的口述回忆还有不同于同类回忆的一个特点,即夹叙夹议.     

“80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若干相关论作简评

作为一段被符号化了的特殊时期，“80年代”正在陷入一场多方合谋的书写竞赛，事关“80年代”本来面目的许多重要问题正在被肆意改写和重构，其肇因皆在于对这一思想史上特殊时段的思想主线有意无意的背离。“80年代”的中心问题是“如何避免‘文革’的重演？”而中心论题则是“反封建”。整个“80年代”文化思潮的演变环节依次是“反‘文革’”，“反封建”，“反传统”，再往后才是所谓“文化热”，而贯穿各个环节的中心线索是对“文革”的反思。“启蒙”是整个“80年代”的基本属性，从“反‘文革’”到“反封建”到“反传统”，全都是在“启蒙”：因此，整个“80年代”都属于“新启蒙”时代。     

《“文化大革命”史稿》刍议

无论毛泽东如何严厉斥责“四人帮”,但他不可能真正清除“四人帮”。唯有“四人帮”才最有效、最卖力地使文革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和他所指出的轨迹发展下去。“四人帮”与文革同生死、共存亡。     

“文革”期间资料亟待抢救

“文化大革命”从结束时的1976年算起,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二年了。“文革”历时十年,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占有重要位置。全面征集整理“文革”期间的党史资料,认真总结“文革”期间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各级党史部门和全体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征编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二)——兼论中国经济科学在借鉴西方经济学成果中发展

二、后二十年“左”的路线与思潮在“文革”时期被“四人帮”发展到极端的地步，但它的影响以及对人们思想的毒害与桎梏，并没有随着“四人帮”的覆灭而立即消逝。“两个凡是”以及各种传统思想，就象沉甸甸的桎梏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全国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张近东连锁缔造苏宁

1966年，3岁的张近东刚刚开始以好奇的眼睛张望这个世界，“文化大革命”便降临了。     

转轨经济中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特殊性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使建国后延续三十余年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改革是在“文革”后经济陷入崩溃边缘的时刻被迫发动的，缺乏可供借鉴的同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成功经验，也受到固有政治体制惯性和思维模式的束缚，其进程基本遵循了一条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的道路。     

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研究经济学

万恶的“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对我们陕西地区的经济理论工作干扰破坏很大,造成了严重的恶果。真是罪行累累,罄竹难书。这里只列举如下两个方面:“四人帮”为了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经济理论工作的成果,疯狂迫害经济理论工作人员,拆散经济理论研究机构。在“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     

现代中国，“纵欲”的时代？

可以说，“文革”一路走来，我们从一种极端过渡到了另外一种极端。“文革”是非人性的；当今的中国则代表了一种人性的“放纵”，无视规则、价值和论理。这样一种极端现象的存在，绝不是无中生有。     

读汪东兴著《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所想到的

林彪的发迹,适应了毛泽东发动“文革”必须最大限度地增强个人的政治权威和团结党政军界的其他实力派的政治需要;张春桥的得宠则迎合了毛泽东晚年发动“文革”的极左意识形态的思想基础。     

“市场租赁式经济”的探索——长青轻纺市场的做法

位于本市浦东新区长青路、成山路、昌里路交叉处的“长青轻纺市场”，是上海长银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2000年6月全额投资建造、由上海浦东长青轻纺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并在2000年9月28日正式开张的“三星级市场”、上海重信用守合同A级企业。“长青轻纺市场”作为“市场租赁式经济”这一概念的提出，迄今已是第四个年头了。     

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转变

<正>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给我国经济的发展扫清了政治上最大的障碍。但是由于当时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很多,我们不可能集中精力重新研究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同时,由于人们对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危害认识不清,对十年“文化大革命”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损害估计不足,因而那时也不具备重新估计我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和规划发展前     

受教育首先是一种公民的权利——从考试和学生负担谈起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方针的指引下，教育战线清算了四人帮“左”倾思想路线的余毒，学校的各项工作很快走上正轨，教师重新得到尊重，教学秩序逐渐恢复，教育改革开始起步，对外交流不断扩大。时不过20年，一切似乎又都翻了过来：对考试批评的严厉程度几乎又回到了文革初期，报刊上揭露教师迫害学生的新闻比比皆是，铺天盖地的“素质”教育取代了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发展。当然，与文革初期一边倒的大批判相比较，现在媒体上讨论的气氛确乎宽松了许多。但是在貌似公正的报道、专访、研讨中，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一股金钱与权力的异味。……     

关于价值规律的一点浅见——与王永治同志商榷

《经济研究》1978年第7期刊登了王永治同志写的《批判“四人帮”在价值规律上制造的谬论》一文,剖析和批判了“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价值规律的一系列谬论。与此同时,我认为王永治同志在文章中表述的一些观点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西三角经济区”构想

这是一篇自称“草根写手”的西部人两年前写于上海的网文，整篇文章洋洋万言。对建立“西三角经济区”的战略意义、发展定位、难点突破以及制度保障等做出了全方位的设计和构想。作者当时将该构想看作“臆想”，但自信“应有一些闪光点”。这里特摘发其中要点内容，供正在研讨和推进“西三角”计划的相关部门和专家们参考。     

上海商业"九五"发展回顾与"十五"发展展望

文章在对上海商业“九五”发展回顾的基础上，对“十五”发展的趋势作了战略性展望，并进一步给出了需要落实的几项重要任务。     

试述“营改增”对报业集团的影响与应对之策

“营改增”是我国减税负、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举措,自2012年在上海试点以来,目前该项工作已经在全国推开,并逐步实现了交通运输业、生产性服务业、邮政通信业等多个行业的“营改增”。“营改增”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报业集团的税收现状呢？本文在深入分析“营改增”对报业集团税负、财务核算等方面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应对策略,以期报业集团在“营改增”过程中能够放大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顺利实现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