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组织的项目制治理

新世纪以来,社会组织的崛起及其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命题。通过三种政策的演进合流,地方政府已经形成了项目制的社会组织治理模式。项目制实质是一种发包体制,竞争、嵌入性过程监督更有利于发包方的权力监控;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项目制细化、专业化造成社会组织分割,同时购买主体的分割性使社会组织无法联合,购买类型的选择性则造成社会组织类型的失衡。项目制的社会组织治理,将成为贯通国家与社会、实现监控与服务的国家治理模式。     

功能类国有企业的效用、困境与监督治理

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决定了党的执政经济基础是否能够得到坚持和加强.当前国有企业分类改革过程中,功能类国有企业作为在实践中广泛存在但尚未被清晰界定的一种类型,体现出了国有企业在政治效用与经济效用以外的工具效用.功能类国有企业最典型的形态为各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相关访谈调研等实证研究发现,功能类国有企业嵌入在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之中,延展了政府的行政能力,成为政府组织化治理的有效工具.与此同时,功能类国有企业所面临的组织身份困境和人员身份困境使之能够规避既有监管规则,并将廉政风险传导进政府治理体系之中.正视功能类国有企业的效用与风险,需明确其属于公共组织的身份,将之纳入公共权力监督体系,并进而通过"行政+市场+党建"联动机制构建起功能类国有企业有效监管的系统方案.     

全球治理与政府改革的双向互动影响

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既对国家主权和政府有效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为政府改革提供了良好机遇和有益思路。以治理与善治思想为指导，以公民社会成长为依托，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为前提，转变政府职能和行为方式，让市场－国家（政府）－公民社会三者在各自的作用范围内发挥作用，既是政府改革以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需要，也是实现全球治理所必需的。     

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障的公共产品属性与政府责任

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障的纯公共产品特性是其本质属性,而它的准公共产品特性是在政府现有财力约束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因此,从长远看,纯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障还应由国家和集体为主体来提供,并坚持政府主导原则.由于城乡基本社会养老保障具有相同的公共产品特性,上述结论可以由当前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障的相关数据加以推断和证明.但是政府主导原则不等于无条件地优于市场原则,因此明确政府职责边界和政府责任特征,在避免盲目推进基本养老保障市场化改革的同时,还要求不同层级政府在不同时间和地域对其承担责任的侧重点和功能有所区分并相机抉择,保证政府主导原则在当前实践中的有效贯彻.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政府审计目标与对象

关于政府审计目标的主要观点目前有公共受托责任论、权力制约与监督论、公共资金管理与控制论以及审计信息论,而对政府审计对象的表述更是琳琅满目。将政府审计置于国家治理系统内来考虑,可以将政府审计的最高目标定位为维护国家或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政府审计对象抽象化为权力、谁来使用权力和如何使用权力。这种认识从国家治理和权力视角诠释了政府审计的本质,它可以提高政府审计自身的权威性,还可以更好地让政府审计发挥国家治理工具的作用。     

政府协同视角下京津冀区域生态治理问题研究

以京津冀区域为代表的雾霾污染加剧,重新唤醒了公民和社会的生态意识.相对于自适应能力较弱的市场和企业以及自组织能力较差的社会组织而言,掌握国家公共权力的政府顺利成章地承担起区域生态治理的重任.京津冀区域政府如何突破生态治理的认知局限,从区域政府协作的角度寻求和构建区域生态治理体系,提升政府生态治理能力和效率是研究的重要内容.     

论市县政府的经济职能

随着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出台,地方各级政府也将进行机构改革。根据机构改革的目标与市县政府所承担的经济任务,可以按照以下几条原则来确定市县政府的经济职能：第一是效率原则,要有利于市场有效的运行,把生产经营的权力真正交给企业,使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以此推动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的建立;第二是受益原则,对某市县有益处的事情就由某市县管理,对几个市县都有益处的事情就由省政府协调管理,仅对某一个乡镇有益处的事情就由该乡镇管理,而由哪个市县产生的危害则由该市县来治理;第三是行政原…     

以数字政府突围科层制政府——比较视野下的数字政府建设与演化图景

在人类社会治理演进的历史进程中,科层制的政府治理结构具有标志性的进步意义.它带来了人类社会管理机制的重大进步,标志着政府治理从传统向现代的范式转型.文章指出,在社会信息流动日益扁平化的互联网时代,科层制政府的内在局限使其愈加难以适应快速变革的现代社会.面对科层制政府与中国党政体制结合所形成的独特治理结构与治理短板,新时期的数字政府建设成为突围科层制政府治理局限、突破条块分割治理结构、弥补科层治理漏洞的有效改革路径.中央顶层布局与地方实践创新良性互动,是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实践的突出特征.北京市数字政府治理体系建构过程凸显出数据驱动、实时感知、市民参与、精准治理的变革趋势.面向未来,基于治理大数据的数字政府建设将是牵引政府治理深度变革的重要抓手,也是提高治理绩效、加速实现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引擎.     

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目标是党和国家提出的一个重要"政治理念"或"发展目标"。从"国家统治"向"国家治理"的转变,涉及的是"阶级"、"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需要具备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公共服务"将成为基本职能。而只有当"国家"向"社会"转变或交出部分"公共权力"时,社会组织才具有参与"社会管理"或"公共服务"的条件,而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     

重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结构的路径与对策

建立与完善国家与市场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制度结构,是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在改革新阶段,要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内需不足等深层次问题,重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结构,就需要完善财产权保护制度,实行平等保护各类经济主体、各种形式资产的产权;在约束政府权力、改善对政府自身监管的同时,提升国家提供基础性社会服务的能力,完善市场监管体系;通过重构与完善要素市场的定价和竞争机制,进一步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发挥公民社会对市场制度结构的良性作用。     

国有上市公司治理转型、治理要素提炼与公司绩效

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改革呈现出由传统的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演进转型的过程。选取2005-2009年持续经营的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了行政型治理指数;进而对行政型治理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从不同维度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行政型治理度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其中,国有股权集中度是行政型治理“负效应”的“主要贡献者”;而政府经营政治化、高管人员的政治联系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最后,揭示了行政型治理对公司绩效的作用路径,行政型治理度越强,资产利用效率越低,进而影响到公司绩效的提升。相关结论有利于政府作为公司重要外部监管力量来界定监管和干预的边界;为探索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有效途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我国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行为效用考量

我国政府既是市场体制改革的推动者和构造者,同时也是改革的对象。这种矛盾的角色,注定了我国政府既是市场导向改革的主导者,又可能自觉不自觉地阻碍、扭曲改革。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存在严重的失衡状态。政府角色扭曲、政策失衡、＂制度与法律保障＂缺失,是问题的具体表现。因此,矫正政府行为的现实偏误,明确政府职能定位,提高我国政府干预社会分配的有效性与适度性,确保政府职能的有效利用,继续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着力维护好＂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市场环境,就成为亟待解决的历史课题。这对于构建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有限政府到有效政府

有限政府是在政府全面干预社会经济而导致政府机构急剧膨胀,行政效率低下和财政负担沉重等消极后果的背景下开出的治疗无限政府顽疾的一剂药方。但是这种有限政府却越来越不适应公共行政实践的发展和公众日益增高的对政府绩效的要求。对于中国来说,合理的选择不在于政府的大小,而在于能够充分履行社会赋予的责任和职能,并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高效能的有效政府,因此,中国行政改革的关键是构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政府,而不是小政府。     

The Nature and Avoidance of the ＂Middle Income Trap＂

The ＂middle income trap＂ is a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i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ssence of the ＂middle income trap＂ and ways to avoid it. It reveals that the inner nature of the ＂middle income trap＂ l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dilemma, which results essentially from a lack of reasonable and clear definitions of governance boundarie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as well as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his lack of boundaries causes coexistent and interrelated government inefficiency, market distortion/failure and social anomie, leading to a stagnant transition from a factor-driven to an efficiency-driven and further innovation-driven economy. Moreover,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proper way to avoid the ＂trap＂ can be found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tate governance mode, that is, to transition from a development-oriented and omnipotent government to a public service-oriented and limited government, from factor-driven to efficiency-driven and further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and from a traditional society to a modem civil society through defining reasonable and clear boundarie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as well as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hus, reconstruction can establish a state public governance mode featuring the interactive role of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 and achieve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systems and capacity.     

论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作用的科学定位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正在进一步完善和健全的过程中,因此,如何充分发挥市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政府对经济的有效调控并达到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论证了在现代经济中,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都有缺陷但又缺一不可。进而提出,能由市场调节的应交给市场去发挥作用,政府干预只能做那些市场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问题,政府干预和调节应以市场为基础。     

从维权到谋利——农民上访行为逻辑变迁的一个解释框架

受国家发展战略转型、意识形态的约制和压力型信访治理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在当前乡村社会中。谋利型上访开始凸显并呈现出蔓延趋势。在此基础上,还涌现了一批上访专业户群体,对基层信访治理工作构成了极大威胁,上访产业渐趋雏形。基层信访治理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上访钉子户治理问题,而裹挟着更为浓厚的治理谋利型上访尤其是上访专业户的色彩。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调整国家的信访维稳战略,还原专断权力行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让国家权力能够在正常的治理轨道上运作。由此,通过谋利型上访这一概念的建构,不仅可以更为真切地理解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的变迁,而且能够深化对信访制度的理解,进而来检讨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治理转型的成效。     

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中的价值定位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已成为政府推行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考量标准之一。将受行政决策影响的利益相关人纳入到政府决策系统中去,不仅关系到行政决策本身的合法性、民主性和可接受性,更重要的是要与政府自身要求的提升、公民社会不断发展和公民主体意识提高相契合。而过往理论界对于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中模糊、缺乏明确系统的价值定位阻却公众参与行政决策长效化、制度化;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之应然定位中仍然存在着＂程序性虚弱＂的问题。回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中的价值定位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和调控政策选择

文章深入分析了中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宏观调控政策，主要围绕四个方面的内容展开：首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两个重要目标：一是GDP增长7．5％，一是CPI控制在4％，这表明政府淡化经济增长，增大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决心和政策方向。第二，现行的金融结构和金融体制基本上是国有大金融主导的，同时国家又不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性，造成许多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当前的货币政策和金融体制需要进一步放松管制。第三，政府收入快速增长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下降形成矛盾，实现公共财政真正走向公众的目标还需要更多的政策调整和改革。最后，当前中国的体制现状是政府太强、社会太弱及市场扭曲，因此未来改革的方向可以概括如下：约束政府，壮大社会，回归市场。     

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

现有治理理论多聚焦在正式的机构制度上,在国家与社会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架中,把正式制度等同于国家,区别于社会。然而,最近的档案研究表明,中国地方行政实践广泛地使用了半正式的行政方法,依赖由社区自身提名的准官员来进行县级以下的治理。与正式部门的官僚不同,这些准官员任职不带薪酬,在工作中也极少产生正式文书。一旦被县令批准任命,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自行其是;县衙门只在发生控诉或纠纷的时候才会介入。这种行政实践诞生于一个高度集权却又试图尽可能保持简约的中央政府,在伴随人口增长而扩张统治的需要下,所作出的适应。这个来自中华帝国的简约治理遗产,有一定部分持续存在于民国时期、毛泽东时期和现今的改革时代。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看作为中国政治的“传统”、“前现代”和“近现代”中特别执着的特性。它很可能会在塑造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代性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服务型政府目标下的行政效率建设

服务型政府建设是我国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而行政效率是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和保障。目前由于职能转变不到位、行政垄断以及监督制约机制缺乏等原因,导致我国政府行政效率相对低下。而要进一步提升行政效率,政府必须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目标,构建积极的行政文化,完善行政运行机制并不断进行管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