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政府建构中的制度均衡

在管制型政府形态的制度供给模式下，由于不能满足市场和社会主体对制度的需求，出现制度实际供给与需求意愿不一致的制度失衡。通过实现从管制型制度向服务型制度变迁，达到制度均衡，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制度机制。服务型政府的制度均衡路径有三种：价值观念对公民权的重视、服务型制度本身的均衡以及服务型制度与管制型制度的均衡。     

我国工程项目管理模式变迁研究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论述了我国工程项目管理模式变迁历程,分析了模式变迁动因,探讨了模式发展方向及变迁趋势。我国工程项目管理模式变迁经历了传统自营制、三项制度和多模式发展三个阶段。宏观经济体制的变革、利益的诉求、技术的进步、社会总需求结构的变化和政策法规的完善是模式变迁的动因。随着工程项目建设管理领域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工程项目管理模式将会在政府推动和需求拉动的共同作用下,朝着模式多元化、降低交易费用、优化治理结构的方向发展。     

社会转型期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在社会转型期,我国面临着城乡协调发展、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化等突出问题,迫切需要政府转型,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以实现有效治理,妥善化解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主要目标的政府;是由有限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及透明政府等四个构成要素共同支撑的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还必须加强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     

中国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现状与第三次创业

中国民营企业迎来了第三次创业契机。文章基于家族积聚、资本高度集中于企业主本人和以集权管理为主的治理结构现状,提出处于第三次创业时期的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的变迁是自发协同型。主张家族治理模式与公司治理模式并存的二元论观点。维持原有家族管理模式的民营企业必须在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等方面进行优化;处于公司治理结构变革时期的民营企业应积极借鉴日德模式．结合自己实际情况,探索适合我国民营企业成长的治理模式,其变迁条件取决于家族管理能力与企业运营能否达到动态均衡,以及实现均衡的成本——收益的比较。     

西方国家政府管制改革的理论背景演变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政府管制改革的理论背景经历了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治理与善治理论的变迁,每次变迁都给出了政府管制研究的新视角,对政府管制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治理理论下的社会组织管理探讨

从社会治理视角看,社会组织作为多元管理格局中的一元,在政府、市场、社会三大组织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存在体制性困境。基于治理理论,社会组织管理应从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的均衡发展入手,加强制度建设与环境建设,形成多元共治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使社会组织的发展与社会建设相匹配,形成同步发展、良性互动的状态。     

我国医疗资源配置中的政府管制及其改进空间

本文用管制经济学理论分析了我国医疗资源配置中政府管制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指出政府管制的越位和不到位与医疗服务行业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道德风险相交织,是医疗行业诸多领域出现混乱的深层次原因,并对如何改进提出了具体建议。本文认为,在医疗机构的市场准入方面应该放松管制,在政府限价方面应该优化结构同时进行配套补贴,强制性推进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对现行医院等级制度进行改革,推进国有医院去行政化,引导医疗机构合理改进经营模式,引进问责、听证机制提高管制水平,是政府管制在医疗资源配置中应该努力的方向。     

中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形成逻辑与困境突破

该文系统阐释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理论基础和主要模式;剖析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存在的责任界定不清、盈利模式不成熟、第三方进入及退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并提出了政府要加快职能转变,培育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市场环境和价格形成机制,健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绩效评价机制,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环境污染治理,完善公众参与环境污染治理的法律制度和配套措施,实现环境污染治理的社会共治与社会善治等建议。     

我国政府会计制度变迁问题研究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政府会计改革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进行政府会计制度改革成为政府主管部门和政府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等各方面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课题。本文基于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从变迁主体、动力和模式等角度,通过分析和归纳我国政府会计制度呈现的变迁特征,探索我国政府会计制度有效的变迁路径,论述我国现阶段尚不具备推行彻底的政府会计改革的理论基础、制度基础和实践基础,因此,分阶段制定改革目标,分步骤实施改革成为我国顺利推进政府会计改革的现实选择。     

1949～1978年我国农村财务治理机制的历史变迁及其启示

农村财务治理是我国农村经济与社会治理中一项具有政治、经济与社会价值的全局性、基础性内容.本文尝试以财务学、历史学、制度经济学与制度变迁理论为考察视角,阐释1949～1978年间我国农村财务治理机制的阶段性变迁,最后提出一般性结论与启示.分析认为,农村财务治理机制的变迁动力是计划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政府在机制变迁中始终居主导地位.政策导向、政府理念、公平效率准则以及村资产性质与规模变化构成治理机制变迁的主要作用因子.治理机制的传承和变迁祈求与政府行为的高度协同,变迁轨迹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以及计划、财政、资源集聚功能的锁定效应.     

我国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问题研究

事业单位是我国独有的机构组织,对推动我国的社会进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事业单位也要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对自身的管理机制、组织架构等进行改革。针对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出现的体制、管理、财政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外贸业的影响

中国自2005年7月21日实行新一轮的人民币汇制改革以来,货币一直处于升值的状态,对国民经济产生各种影响,外贸经济也不例外。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而且连年保持着贸易顺差。人民币的升值将对我国外贸进出口的总额及其结构产生一系列影响。所以,对人民币在进出口贸易中给我国带来的有利和不利影响进行分析极其必要。     

历史逻辑起点的政治经济学含义：1979年前后的中国制度变迁

通过揭示历史逻辑起点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本文考察了历史逻辑起点对中国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的实质性影响。本文认为,执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社队企业、相对扁平的收入分配状况以及20世纪60年代末的开放与引进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始自1979年的改革启动成本从而使中国的社会转型呈现出与苏东国家不同的特质。     

古巴社会保障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古巴作为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其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水平却位居世界前列。古巴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初步建立、快速发展和新改革三个阶段。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古巴已经建立了国家主导、保障充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相对于其他国家仍然比较落后,为此,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古巴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经验,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打好基础。     

强制性制度变迁周期的实证分析

将制度量化,使用动态优化工具推导了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情形下,我国最优改革速度与最优改革路径。结果表明,我国改革具有周期性特征,并且改革周期性具有内生性;最优改革速度随时间衰减,并且衰减力度递增;改革速度始终大于零,改革始终在推进;最优改革路径选择依赖于最优改革速度和改革起点,并且最优改革路径关于改革速度递减,关于改革初始条件递增。使用我国市场化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命题进行检验,结果支持我国强制性改革周期的存在性,支持了相关命题。     

崛起与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当前我国滥觞于内生性能源、资源的刚性约束和外源性的政治竞争与安全压力,国际社会潜在的丛林竞争规则,大国兴衰沉浮的历史经验警示,和平崛起战略的顺利实现与否势必首先寄望于国内市场经济导向型改革与体制转型战略的成败。为增长而竞争的财政分权和晋升激励成为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它有助于增进转型初期的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在晚近荣辱浮沉的历史湍流中,在沉淀了师从苏俄与欧美发展模式的喧嚣之后,必须注意防范现有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制度性痼疾。中国的体制改革和宪政转型不能是邯郸学步式的凌空虚蹈,考量东亚的国家规模、社会传统与发展共性,权衡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经济、制度、文化与意识形态,运用法治规则一市场机制,培育柔性威权一善治和谐社会的国家也许是较为现实的理性选择。     

社会资本在农村集体经济改革中的演变与构建

狭义上的社会资本指网络关系、社会规范以及信任程度,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在这些方面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点。论文分析了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制度变迁的过程中社会资本发生变化的机理及其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根据理论研究提出应重构农村集体经济社会资本,这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经济转型和提高农民收入等具有重意义。政策含义是：培育农村经济中介和社会中介组织,建立发挥合作经济的作用,明确供销社和信用社合作性质,同时,基层政府和社区的互动应该有边界。     

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与实用含义——非正规经济实践

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解主要来自“新制度经济学”,特别强调市场化的私有公司以及相关法律所起的作用;Andrew Walder和钱颖一等则指出,地方政府,尤其是其乡村企业,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但两种分析都不能解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验：发展的主要动力变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下为外来企业所提供的大力支持。它们普遍用低于其成本的土地和配套基础设施,另加各种显性和隐性补贴以及税收优惠,并允许绕过国家劳动和环保法律来招引外来投资。正是它们的这种非正规实践以及伴之而兴起的庞大的非正规经济,而不仅是外来企业,才是中国惊人的GDP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也是其日益加剧的社会与环境危机的来源。本文的分析来自历史＋理论的视角,所指向的是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新的理解和实用措施。     

论我国解禁流质契约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罗马法传承至今的禁止流质契约的态度开始松动。对我国而言，解禁流质契约更具有必要性：允许流质契约不但更好地体现私法自治、契约自由原则，而且兼顾公平与效率、完善我国现行的担保制度，更是对已遭破坏的借贷信用制度的恢复。     

新中国农地征用补偿制度变迁历程及启示

现行农地征用补偿制度产生了诸多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现实障碍.本文对新中国农地征用补偿制度进行梳理,对不同阶段农地征用补偿制度的效果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农地征用补偿制度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补偿标准,而在于农地产权制度、公权力的无约束、土地生产要素功能的被忽视和农民权利的缺失.因此,今后我国农地征用补偿制度的改革应主要从上述几方面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