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运行的扭曲与管制

本文认为,腐败不是简单的权钱交易行为,滥用公共权力行为或出卖国家财产,而是民众与国家以及官员之间的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运行的失灵;文章并且对这种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运行失灵的潜在原因以及现实条件作了深刻的剖析,并且给了裁员加薪与高薪养廉、加大惩罚力度和在委托人之间推行选择性激励措施等合乎理性的克治失灵的政策建议     

关于高薪养廉的思考

章围绕高薪能否养廉这个命题，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外到国内，进行充分地论证和探讨，认为高薪养廉是靠不住的。必须多管齐下，从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入手，才能防止腐败，实现廉政。     

“高薪养廉”的负面效应及其对策

“高薪养廉”是时下的热门话题,认为应实行“高薪养廉”的理由主要有三点。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国家机关干部的工资待遇与一些效益较好的国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员工相比,相对降低了,与那些私人企业主、大款的收人更是天壤之别。外界物质的诱惑使部分干部心理失去平衡,导致了腐败的产生、蔓延。因而认为给干部加薪提高其待遇,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第二,外国的实践经验如新加坡证明“高薪养廉”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现象。我们应充分学习国外的成功经验,“洋为中用”。第三,“高薪养廉”可以增加腐败成本,降低腐败收益。使腐败成为高代价并在利益权衡上得不偿失的行为。因而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     

关于以薪养廉有效性的探讨:基于中国的经验

腐败的原因和治理对策是学界和实践部门共同关注的议题。许多人认为,公务员报酬过低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新加坡和香港地区高薪养廉的启发下,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不同程度上尝试通过以薪养廉来提升政府治理的质量。公务员收入过低无法保证正常的家庭生活开支。过低的薪酬有可能损害公务员保持个人诚信的努力,引致腐败行为。公务员薪酬的提高,甚至高于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平,在此背景下"以薪"是否可以"养廉"?这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基于实证数据,文章认为,公务员薪酬和廉政建设有着复杂的关系,对它们的相关性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过去十余年间,我国公务员薪酬水平上升较快,腐败的程度也有所加深。     

“高薪养廉”三说

多高的“薪”能养“廉”? 《中国经济时报》载文提出,在国家公务员中,哪些职业应该高薪?新任司法部长张相森同志曾经在京表示,中国司法部门将考虑制定和实行司法官待遇(薪俸等)高于一级公务员的政策,这一政策要达到足以养廉的条件,确保司法官道德品行的持续,维护司法公正。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推出高薪政策能有效遏制司法腐败。     

混合博弈在治理腐败中的应用

腐败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绊脚石，尤其是钱权交易腐败严重损害了我党的威信和领导形象。从博弈经济学的角度，通过对实行钱权交易的腐败人员在进行策略选择时的纳什均衡解的分析，总结了腐败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腐败成本的过低和不均衡的薪酬结构，进而提出了惩治腐败的主要措施：提高腐败成本，高薪养廉以及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     

腐败治理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腐败现象尽管难以根除，腐败程度却能够加以控制，最优腐败治理的目标是寻找社会容忍程度与治理成本的最佳结合点；对行贿问罪，加强而不是削弱了腐败信息的私有性，提高而不是降低受贿者的安全感，于腐败治理并无益处；高薪养廉机制的局限在于它受严格的前提条件的限制；治理腐败要采取系统的对策，将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     

司法制度、工资激励与反腐败:中国案例

现有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腐败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中国目前实施的反腐败策略效果如何?这些都是反腐败研究中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中国1989—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从立法、执法和工资激励等视角实证分析了中国反腐败策略的效果。文章发现,司法制度建设(增加立法数量和加大执法力度)能够显著减少腐败发生率;高薪养廉(增加公务员工资)对反腐败发挥了积极影响;预算外收入增加是导致腐败蔓延的原因之一。另外,司法制度(立法)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受到预算外收入的影响。     

清初养廉银制度与当代公务员高薪养廉的比较研究

薪酬制度是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廉政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比研究清初养廉银制度与当代公务员的高薪养廉制度,探讨清初养廉银制度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并总结经验教训。同时,阐述了＂高薪不一定养廉,低薪肯定助贪＂的观点,并提出廉政建设的若干建议。     

新加坡“高薪养廉”制度及给我们的启示

“高薪养廉”制度中的“高”包含着四层含义：高级官员、高竞争标准、高透明度、高复杂结构。 1．高级官员。真正享有高薪的人是极少数的高级官员——用新加坡公务员自己的话讲就是“精英队伍”。这支队伍约500人,他们包括政治人物（议会议员、政府内阁部长、副部长和常任秘书）约318人,还有近200人是在不同的部门之间流动并且随时可以执掌常任秘书及以上职务的高级公务员。他们约占全部新加坡64000名公务员的0．75％左右,人数非常少。其他的公务员的工资并不是什么高薪。     

一个衡量政府规模的新指标

本文利用两个传统指标比较了中外政府规模,发现将两个传统指标结合起来可以生成一个意义独特的新指标,并提出了一种比较城乡政府规模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与发达国家比较,中国政府公务员的相对福利水平比较高;政府应当采取支持农业的税收政策,但实际上没有将农业区别对待。“高薪养廉”必须辅以消除政府公务员的在职消费和其它隐性收入,缩小政府公务员直接控制经济资源的权力,削减政府机关编制外人员的数量。     

寻租、权利腐败与社会福利——基于公共品供给的视角

激励与监督机制缺失是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由此不但容易模糊政府之间的权力边界,造成上下级政府间垂直监督的缺位,而且也会对民主监督功能的发挥产生抑制,从而诱发政府官员的权力腐败以及社会福利的损失。基于这一逻辑关系,文章在引入寻租因素后,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从公共品供给视角讨论了委托代理、政府寻租与社会福利三者之间的关系,借此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官员权力腐败的成因、过程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做出了系统的解释。     

地区腐败治理与政府支出规模——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已有关于腐败治理与政府支出的研究大多关注腐败治理与政府支出规模及结构之间的关系,并未考虑地区腐败治理可能存在空间效应。文章运用非主流的西方财政支出理论阐明腐败治理对政府支出的影响机制,然后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地区腐败治理不仅可以影响本地政府的某些支出项目,还能够对相邻地区的政府支出水平产生影响。文章认为中央政府有必要对地方官员腐败进行统筹治理,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改善政府支出水平。     

寻租、权力腐败与社会福利——基于公共品供给的视角

激励与监督机制缺失是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由此不但容易模糊政府之间的权力边界,造成上下级政府间垂直监督的缺位,而且也会对民主监督功能的发挥产生抑制,从而诱发政府官员的权力腐败以及社会福利的损失.基于这一逻辑关系,文章在引入寻租因素后,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从公共品供给视角讨论了委托代理、政府寻租与社会福利三者之间的关系,借此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官员权力腐败的成因、过程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做出了系统的解释.     

国企经营者选拔中的问题及出路

一、选拔方式与市场经济的要求错位调查结果显示，采取“行政委任”来选拔国企经营者几乎成了惟一的方式，这种方式的最明显特征就是行政官员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角色互换。许多国企经营者摇身一变而成为政府官员，或政府官员摇身一变而成为国企经营者。这种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和延续下来的选拔方式同市场经济制度本身的要求严重错位。从知识结构的要求看，作为一名合格的政府官员，其工作环境对他的要求是领会上级政策精神，并率领部属完成既定的任务，因此，对他们来说，最实用的是程序化的办事经验，最重要的是体会政策法规的能力和人际沟…     

规制强度、腐败与创新抑制——基于贝叶斯博弈均衡的分析

反腐败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创新是学术圈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将政府规制强度引入该问题的研究,从政府、官员、企业博弈的角度来揭示规制强度、腐败、创新之间的内在机理.通过构建政府、官员、企业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得到贝叶斯纳什均衡发现:过度的政府规制导致了权利寻租抑制企业创新,放松规制压缩了权利寻租的空间促进企业创新.并运用中国2000-2014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行政垄断、腐败、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腐败对创新的影响显著为负,行政性收费对腐败的影响显著为正.本文得出的启示是:企业偏好于通过行贿来获取政治关系抑制了企业创新,反腐切断政治关联促进企业创新.过度的政府规制导致的权利寻租是腐败的源头,简政放权压缩寻租空间抑制腐败发生.     

基于演化博弈的反腐问题探析

当前,我国反腐进入深水区.运用演化博弈的方法,探讨企业寻租和政府官员腐败的期望收益之间的关系,找出以上两个群体演化过程中的均衡策略,通过企业和政府官员博弈的复制动态关系图分析导致腐败现象发生的变量,进而就如何克服企业寻租和政府官员腐败现象提出对策建议.     

新加坡公务员薪酬平衡比较机制及其启示

新加坡政府确立了高薪养廉的基本理念,建立了公务员薪酬水平与市场相当人员之间的平衡比较机制。这种平衡比较机制简单、实用且公开、透明,既确保了公务员薪酬水平的市场竞争性,又保证了政府能吸引优秀人才,从而对新加坡政府建设一支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国尚未建立规范的公务员薪酬平衡比较和调整机制,这种情况已经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后果,新加坡政府的做法对我国公务员薪酬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改善民生：精兵简政，势在必行——兼论财政支出的合理性

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税收,纳税人的钱只能有两种用处,一是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二是改善民生。而且二者是此消彼长,即在财政收入一定的条件下,要想增加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就必须减少行政事业费开支,而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出路就是精兵简政。精兵简政不仅可以节省资金,用来解决民生问题,而且只有精兵简政才能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只有精兵简政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只有精兵简政才能减少权力寻租,只有精兵简政才能实现高薪养廉,只有精兵简政才能降低税费收缴,从而有利于增加生产,扩大就业。     

从公共经济学视角分析腐败的根源

中国目前正处在体制转轨期,给政府官员带来很多的权利,寻租空间极大。从公共经济学角度看,政府官员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只有在利益大于成本的时候才会选择腐败。只要收益大于成本,腐败就不可避免。因为政府官员有任意处置权,这种公共权力的存在以及寻租空间很大,导致腐败行为严重。因此,应从各个方面遏止腐败的产生,从其根源上进行控制,最大限度地杜绝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