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八年之商会史研究

近八年之商会史研究虞和平自１９８６年以来，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较之１９８５年之前的研究（参见徐鼎新“《中国商会研究综述》，《历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６期）前进了一大步，发表论文近二十篇，比以前增加了三倍，还出版了前所未有的资料书和专著七种。在研究的深度和...     

梁启超与方志学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早在1896年的《西学书目表后序》中,他就批评了封建史学。以后他又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等,对封建史学的“正统观”和“帝王中心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进史学研究中去,表现了批判与创新的精神,不愧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大师。他所倡导的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对后人影响深远。对于史学范畴之一的方志学,梁启超在他后期的学术活动中,也给以必要的注意和研究。1924年,梁氏发表了《说方志》;①同年,在《东方杂志》(第21卷18号)上发表了《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1925年,他为余绍宋编的《龙游县志》写     

基于诺思制度变迁框架的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以荣家企业制度变迁为例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引入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这是传统经济史学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正式制度对近代企业的影响和运用交易成本或产权理论分析近代企业制度变迁。文章在诺思产权—国家—意识形态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以企业代替国家为制度变迁的主体,重点从意识形态视角进行研究,并通过对荣家企业的案例分析,为近代企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内在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     

《商会简明章程》颁行日期补正

清末商会的成立,不仅为中国商业史之前所未有,而且大大扩充了资产阶级从事社会活动的政治舞台。因此,它既是近代商业史,同时又是近代政治史所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关于商会的一个重要史实,即《商会简明章程》奏定颁行的具体日期在有关的论著中却说法不一,实有必要加以订正说明。 徐鼎新先生最近撰写的一篇专论商会的文章,题为《旧中国商会溯源》,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这是迄今为止第一篇综合论述整个清末商会的论文,资料丰富,论述清楚,读后不无启发。但关于《商会简明章程》奏定颁行的日期,文中写到:“一九○三年八、九月间,新成立的商部制定和发布《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此外,施仁章先生在其所写的《清末奖励工商实业政策及其影响》(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一文中也说:“1903年颁布的《商会简明章程》26条,还正式同意商人成立自己的组织——商会”。以上所说,均与史实不符。 首先看商部正式设立的日期。     

区域商会研究的新思考——张芳霖《市场环境与制度变迁——以清末至民国南昌商人与商会组织为视角》述评

<正>上世纪80年代以来,商会史研究一直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热门专题,在史料发掘、方向拓展和理论创新等方面均取得不少成果。南昌大学张芳霖教授所著《市场环境与制度变迁——以清末至民国南昌商人与商会组织为视角》(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简称《变迁》)一书,在充分总结和吸收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推进商会史研究方面作出了有益尝试,给人以启发。本书由作者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来,是作者近十几年来学术研究     

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读虞和平先生《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有感

正2015年11月,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虞和平先生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中期成果,即《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三卷本:《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形成》、《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政治运动》和《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经济及社会》,这是虞先生多年心血的结晶,也     

“民间商会法人治理研讨会”会议综述

文章为"民间商会法人治理研讨会"的会议综述。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加强商会治理的意义和迫切性,以及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完善商会治理;第二部分综述了专家们在商会行业协会治理的概念、原则和具体内容上的不同看法,以及商会治理与其它组织治理的区别与联系,还特别分析了商会是否需要设立监事会。第三和第四部分分别就中国商会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的实践经验,以及未来可能的改进途径进行了描述与总结。     

中国商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理论反思与实践路径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商会史研究经历了阶级分析、现代化以及“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三种理论范式的洗礼，最终殊途同归为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论的认同，将商会看作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终将形成与国家对立的“市民社会”。商会在1949年后的完全国家化更加剧了这一认识。深陷这一理论陷阱的商会史研究，既无法持续产出具有足够说服力的理论成果，也无法为当代商会提供经验借鉴。但从实践出发可见，近代商会是在中国独特的高度集权的政府与简约主义的行政体系的悖论结合的制度框架下形成的“第三领域”，其中突出的半正式治理机制，体现的是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结与互动互塑，绝非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联系近些年崛起的“商协会”可以发现，“第三领域”的半正式治理传统仍在悄然运作，对于商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商会是有一致理想的企业的家——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会长李河君

近年来,随着中国商会发展环境变得越来越好,商会的数量突飞猛进。由于商会职能作用的不断充实,商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发重要。如何打造商会的文化？构架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等问题是推动商会长远发展的关键。本期“商会论道”栏目专访了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会长李河君,为读者解读新能源商会的发展之道。     

社会自组织与市场制度的构建——论商会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商会组织是民间组织的一种有效形式,其作用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日益凸显出来。本文论述了西方商会发展的三种模式,及世界范围内商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分析了中国商会发展历程及路径选择;探讨了商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功能和历史作用。     

方国瑜：南中泰斗 滇史巨擘

一个“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观点，使他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理论研究方面占据一席之她；一部《纳西象形文字谱》，更使他成为国内第一个把鲜为人知的东巴文推向世界的权威专家。他在中国民族史和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奠定了他作为当代中国民族史学大师的地位。     

2014首届中华商会领袖论坛在京召开

正商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实现政府与商人、商人与商人、商人与社会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近日,由《经济》杂志社主办,商会圈、我的律师网联合主办的中国商会界高端盛会"2014首届中华商会领袖论坛"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探索中华商会成功发展之路",会上发布了"商会金融"和"商会法律服务平台建设"两个课题研究报告。     

《食货》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学界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促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但这一因社会革命运动而起的研究取向,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政争,而较少学术的内涵。其严重流弊是滥用理论、轻视史料以及缺乏学术合作的精神。针对这一情况,陶希圣创办《食货》,摒弃政论,倡导史料收集,培植学界新人,加强交流合作,在30年代中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反映了《食货》在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史学发展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也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史学发展的状况、趋势。     

钱大昕：豪杰精神与政治伦理

在史学研究领域,有两种“实事求是”:一种是以政治伦理的需要来决定对史实的取舍从违的所谓“实事求是”;另一种是以真实性为史学之生命和至高无上之原则的“实事求是”。中国史学要实现近代转型,就必须从前一种“实事求是”向后一种“实事求是”转变。正是在这一点上,200年前的乾嘉史学大师钱大昕以豪杰精神治学,为推动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     

经济史学的成果类型与赵德馨经济史学研究

经济史学研究成果可分为实证性经济史、分析性经济史和经济史论等三种类型,实证性经济史是分析性经济史的基础,分析性经济史又是经济史论的基础。赵德馨教授坚持求"通"又主"专"的经济史学观,他对两汉商品经济、楚国货币、太平天国财政经济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对中国经济史上的重要经济规律进行了提炼,从经济史实中抽象出了互补经济论、商兴国兴论等经济理论,对经济史学的构成、研究对象、功能和经济史学史进行了原创性研究。     

问题、结构与阐释:《中国的大企业》的方法论意义

外国在华资本与中国民族企业的关系,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核心问题之一。美国著名企业史学者高家龙的经典著作《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深入研究了这一问题。该书从英美烟公司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一对相互竞争的中外企业入手,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外国在华企业的关系、经济民族主义与中国民族企业的关系以及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发展的关系等重要理论问题,均提出了独到见解。即:帝国主义侵略、经济民族主义这一对概念比较符合外国在华企业和中国民族企业的行为,对各自的发展和成功起了重要作用。不过,在每一对关系之中,无法用某一个或几个概念概括其本质特征。这一研究结论,基本回应了学术界关于中外企业的"压迫"论与"平等"论之争。高家龙还否定了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不存在企业家精神的论调,不过他也承认家庭裙带关系和家庭观念对中国企业家精神形成的障碍。总之,该书的问世使中国近代企业史尤其是中外企业关系史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的大企业》也具有了范本意义和方法论意义。     

跨界与融会——读《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1600～1949)——基于经济运行与经济近代化的研究》

"出于历史学家的学术使命感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与忧患意识,从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到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问题一直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最重要课题之一.寻求解决历史遗留给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沉重包袱的钥匙,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学术价值追求,许多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有意或无意地试图解答这个问题."①     

论清末商会与行会并存的原因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步壮大和西方势力入侵的影响,以及清政府经济政策的转变,一种新兴的工商业者组织——商会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诞生了＼马克思在分析西方近代社会问题时指出：“行会一跟工场手工业接触,就衰落下去了”①,还指出“一般地讲,凡是在资本家和工人兴起的地方,行会组织……总是同时消逝的。”③但中国近代的情况与此不同,传统形式的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在商会成立后仍然继续存在,成为商会的组织基础和支柱,商会与行会在近代中国社会长期并存。本文拟就此社会现象及其存在的原因作…     

融合与创新:新中国史学研究七十年——第十三届历史学前沿论坛会议综述

<正>2019年11月9—10日,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厦门大学历史系共同主办的第十三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在厦门大学隆重举行。本届论坛以"融合与创新:新中国史学研究七十年"为主题,回顾和总结新中国史学七十年发展历程,提倡跨学科研究与学术创新。来自全国近30所高校、科研机构的5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围绕会议主题展开深入讨论。总结新中国史学七十年发展成就论坛中多篇文章回顾新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涉及近代史、经济史、社会     

中层理论与新社会史观的兴起

本文通过把“中层理论”尝试引进历史学的分析领域,较深入地讨论了“新社会史”与传统史学的差异与联系,试图为中国史学的变革提出一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