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豪杰精神与政治伦理

在史学研究领域,有两种“实事求是”:一种是以政治伦理的需要来决定对史实的取舍从违的所谓“实事求是”;另一种是以真实性为史学之生命和至高无上之原则的“实事求是”。中国史学要实现近代转型,就必须从前一种“实事求是”向后一种“实事求是”转变。正是在这一点上,200年前的乾嘉史学大师钱大昕以豪杰精神治学,为推动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

为加强经济学与经济史学之间的交流,本刊特开辟“经济史学文摘”栏目,从本期开始不定期地摘发一些有见地的经济史学文章,以飨读者。     

乾嘉传统与九十年代中国史学的主流

今年因为编辑《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一书,对带有学术总结性看法的文字特别注意。近读敝友许纪霖兄为杨念群兄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所写的书评,在论及杨书出版的时代学术背景时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学界“风气大变,转向实证化、朴学化”,一言以蔽之,“到九十年代,乾嘉传统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其史学观是“相信历史是一种客观的实在,史学的使命就是通过对史料的发掘,尽可能真实地揭示这一实在”;而其具体的表现则是“史学界大大小小的主流刊物或专业刊物上,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形式化分类或编年史框架的史学论文”。这样的乾嘉传统当然已经被“现代化”了,若起乾嘉学者于地下,恐怕很难有人能识得这是他们创造的“传统”。     

“失范”与“规范”: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约束机制探析

由于受到各种约束机制的制约,中国经济史学处于“失范”与“规范”的动态变化之中.既有技术层面的约束,也有管理层面的约束,还有学界自身认识层面的约束,但这些约束机制的核心是方法论体系的更新.西方经济学与经济史学的发展路径表明,中国经济史学应该突破既有的方法论体系,建立更为科学、更为规范的方法论体系.     

梁启超与方志学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早在1896年的《西学书目表后序》中,他就批评了封建史学。以后他又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等,对封建史学的“正统观”和“帝王中心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进史学研究中去,表现了批判与创新的精神,不愧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大师。他所倡导的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对后人影响深远。对于史学范畴之一的方志学,梁启超在他后期的学术活动中,也给以必要的注意和研究。1924年,梁氏发表了《说方志》;①同年,在《东方杂志》(第21卷18号)上发表了《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1925年,他为余绍宋编的《龙游县志》写     

中国经济史学术语变迁之历史趋势

中国经济史学经历了两个时期,具有传统和现代两种形态.传统中国经济史学术语孕育了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的胚胎,它们和“西学东渐”引进的新术语共同促进了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回顾中国经济史学术语变迁的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条路径,两种情况.整个20世纪,现代中国经济史学三个发展阶段的术语转变都极大地影响了学科向前发展.解决中国经济史学术语变迁中的问题,成为学科未来发展中的努力方向之一.     

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

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越来越多,这不仅拓宽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视野,而且也促进了其他学科的发展。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所形成的新的学科有：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社会学、社会经济学、语言经济学、宗教经济学、新经济史学、经济哲学、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经济地理学、数理经济学等等。这些不同的学科可以划分为四类：一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二是经济学被其他学科“帝国主义”,即采用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研究经济学;     

“旧社会”与“新史学”：试析黄仁宇的“大历史”之路

西方史学自19世纪、20世纪之交传入中国,本来就需要一个消化过程,然而,一方面该过程远未完成,另一方面,对新史学极具价值的传统社会却分崩离析、消亡殆尽了。事实证明,黄仁宇是唯一成功往还于“旧社会”与“新史学”之间的学者,而帮助他实现衔接的恰恰是错位的路径。他是“旧社会”的亲历者,离开大陆、台湾使之跳出意识形态僵化对立的氛围,借助美国及欧洲相对自由的学术条件,释放并解析储存已久的信息,直至不拘泥左、右派系,形成“大历史”的构想。不过,既要细细品味具体的“生活经验”,又要将其消化在“大历史”框架中,这成为黄仁宇的“解脱史学”的内在紧张。     

略论近代以来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与史学研究

本文讨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与史学研究的关系，并就此提出，在各种地理素材进入史学后，易形成的泛定律、时段破碎化危机，抑或是后现代观念下“问题化”即概念化倾向。对思想文化史、社会经济史、科学史等相异领域带来的影响，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熟虑的。     

《国富论》的经济史学解读

亚当·斯密在200多年前所作的巨著<国富论>实际上也是一部经济史著作.从方法、内容上看,斯密从历史中抽象出一系列范畴与原理,这一方法是具有经济史学特征的,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与历史类型的分析,则是直接的经济史分析.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这本著作都为后世的经济史学及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