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溢出效应——基于出口复杂度算法的实证研究简

基于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算法,选取中国2000-2012年相关数据,分析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短期内,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没有影响,不存在溢出效应;长期内,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优化,但其溢出效应具有滞后性;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存在单向因果关系,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不会影响金融发展。基于此,实现中国金融业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长期可持续溢出效应,应完善金融体系,做大做强金融业;合理引导金融机构贷款投放,加大信贷支持;推进多层次资金市场,拓宽投融资渠道。     

金融发展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机制

金融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三种渠道,提升出口复杂度,但其影响存在门限特征。当跨越金融门槛后,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出口复杂度,且金融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要大于金融发展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因为中国金融发展的教育融资功能尚未发挥作用,所以,金融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出口复杂的作用较弱。     

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发展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在理论和经验证据上仍需深入探索。基于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重新构建数字贸易指标体系，并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建立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和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数字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结构升级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会受到金融发展的调节，即金融发展增强了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数字贸易水平单一门槛效应和金融发展的单一门槛效应，数字贸易边际递减效应明显，而金融发展存在边际递增效应。研究结论为揭示数字贸易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对韩国农产品出口增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MS模型

本文基于入世以来中国对韩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数据,借助CMS模型,从贸易总量和主要农产品两个层次以及市场需求效应、出口结构效应及出口竞争力效应三个维度,分析了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韩国市场的增长因素.研究发现,市场需求效应是拉动中国农产品对韩国出口增长的首要动力;出口结构效应制约了中国对韩国出口贸易的增长;出口竞争力效应也难以对出口增长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本文对此提出了相关针对性的建议.     

服务贸易出口、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

本文首先基于知识产权保护这一视角从理论上研究了服务贸易出口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且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服务业出口部门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溢出效应以及由此分解而来的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随后基于90个国家1998—2007年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1)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口部门比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出口部门更加能够通过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2)相比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出口部门而言,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易于强化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口部门的要素配置效应,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够完善,这些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的要素配置效应未能得到强化;(3)不管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均强化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口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     

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第三国效应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基于中美韩三角贸易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中美韩三国的三角贸易模式,对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是否存在汇率波动的第三国效应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利用三角贸易指数刻画了中关韩三国三角贸易的动态演变,并对“韩国出口中国”和“中国出口美国”的贸易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了“韩国出口中国中间品-中国出口美国消费品”的贸易模式是中关韩三角贸易关系的实质,并基于此建立了包含美元和韩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变量的中美出口贸易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在长短期内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中都受到韩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即存在显著的汇率波动的第三国效应;在长期韩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对美出口有正向的显著的第三国效应,其效应弹性要小于中美汇率双边波动效应弹性并与之方向相反;而短期内韩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出口的增长有显著的负向效应.     

金融发展能否促进出口结构的优化——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考察

金融发展的先进与落后是左右一国贸易模式的重要因素。实证检验一国金融发展对不同类型产品出口结构的影响,并考察金融发展对出口结构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一国出口结构有显著影响,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出口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有积极推动作用,金融发展对出口结构的影响具有内生性;不同主导类型的金融结构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影响不一,以金融中介为主导的金融结构抑制出口,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金融结构促进出口。     

FDI的出口溢出效应:机理分析与典型产业实证

在系统梳理FDI出口溢出效应机理的基础上,提出该效应的三种具体形式,即出口信息溢出效应、竞争效应以及示范效应,并将这三种效应模型化;将企业层面的模型扩展到行业层面,提出理论假说,并结合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对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内资企业而言,FDI出口溢出的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都显著为正,且内资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影响这两个效应的发挥效果,而出口信息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与理论假说显著相反,这可能跟中国高技术产业中内资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河南省服务贸易出口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在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不断调整经济战略,在货物贸易出口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更加重视服务贸易出口的发展。作为我国的经济与贸易大省,河南省作为中原经济区的重要战略区域,在服务贸易出口方面不断加大力度。文章通过对河南省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的分析,针对河南省在服务贸易出口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对策研究,提出通过消除发展过程中的不合理因素,改善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提高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促进河南省经济发展新转型,带动河南省整体贸易水平的发展。     

人工智能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研究——基于Stanford AI指数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下数字技术如何影响数字贸易是现有研究关注的热点,但对人工智能如何影响数字贸易研究不足。利用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指数并结合各数字服务行业数据强度构建“出口国-进口国-行业-年份”维度的人工智能应用水平指标,围绕2017—2020年主要国家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对其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展开理论剖析与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无论是出口国还是进口国,人工智能应用对促进数字服务出口都具有正向影响,在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与一国基于经济层面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贸易效应相比,基于人工智能研发层面的贸易促进效应更显著,其中人工智能出版物的创新知识外溢效应比人工智能专利申请具有更强的数字服务出口促进作用,人工智能人力资本的出口促进作用最弱;除此,人工智能应用对不同性质的数字服务行业贸易出口均有促进作用。机制检验显示,人工智能会通过提升生产率水平与削减贸易成本影响数字服务出口。本文可为促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推动人工智能与数字服务贸易深度融合提供政策参考。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造纸工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本文结合中国造纸工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从资金补给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和贸易扩张效应四个方面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造纸工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然后,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对该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具有促进作用.最后,就造纸工业如何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提升出口竞争力提出针对性建议.     

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出口

本文利用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和WTO特别贸易通报数据库，基于异质性理论建立多维度固定效应的线性概率模型，考察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企业出口决策和企业出口贸易额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美国实施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出口决策和出口贸易额的负面影响范围广、程度深，通过划分出口产品结构与企业产权性质，本文进一步发现高技术产品和私营企业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大；第二，异质性企业理论成立，且美国实施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企业不存在歧视。基于此，本文提出中国应利用制造业升级及自贸区战略的契机，努力缩小与美国的标准差距，并合理有效利用技术性贸易措施，保护本国的相关产业。     

全球价值链分工、服务贸易限制与我国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

本文选取2014—2018年我国对47个国家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数据,检验GVC分工地位、IT信息服务业贸易限制、数字贸易限制以及美国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受到分工地位的抑制和进口溢出效应的促进作用;IT信息服务业贸易限制和数字贸易限制都构成IT信息服务附加值贸易的壁垒;美国贸易份额的挤出效应仅存在于IT信息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中,中美之间IT信息服务业规则差异和数字贸易规则差异则更为明显地抑制了我国对其他国家的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我国IT信息服务业较少受分工地位和服务贸易限制措施的抑制作用,并更多地获得进口溢出效应和美国贸易份额的促进作用。     

FDI在行业内与行业间的出口溢出效应分析——基于中国微观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2004—2007年的微观企业面板数据,本文研究了FDI对同行业和上下游行业的内资企业出口增长的贡献。通过采用面板数据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以及Heckman样本选择纠正模型,我们发现了FDI具有正向的行业内和行业间出口溢出效应。除此之外,我们还分别考察了内资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及外资是否出口对FDI出口溢出效应的影响。     

入世后非关税措施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中国加入WTO之后,在全球范围内遭遇了越来越多的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本文利用主要贸易伙伴对华NTMs数据检验了其出口影响效应,结果显示:NTMs措施显著降低了中国对发起国的出口规模,且这一影响具有显著的时序惯性;NTMs导致贸易量下降的幅度超过贸易额,说明出口单价受NTMs影响上升不明显;发起国对华实施NTMs导致中国对非发起国出口增加,表现出一定的出口偏转效应。     

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不含2010年） CEPII-BACI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企业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提升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内资企业、中高技术水平行业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低需求市场集中度企业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提升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提升通过信息溢出效应、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促进企业创新。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厘清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金融发展、比较优势与出口结构

深化金融改革与优化出口结构是当前中国经济中的两个热点问题。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改善资本密集型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比较优势,促进一国的出口结构升级。文章利用1991年至2006年度数据实证检验这一作用机制在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是否成立,结果表明:我国金融体系(包括银行和股票市场)的发展对出口结构优化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受自身制度性缺陷影响,这一功能和效应仍存在局限性。     

出口信息网络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

本文将出口信息网络定义为同一地区从事相同或类似出口活动企业的集合,出口活动包括四种:出口任何产品到任何国家的出口活动、出口任何产品到相同国家的出口活动、出口相同产品到任何国家的出口活动、出口相同产品到同一国家的出口活动,它们分别对应四种信息网络。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由邻近出口企业组成的出口信息网络通过信息溢出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信息网络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出口风险,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具有延长作用,并且信息越具体,延长作用越大;基于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信息网络产生的延长作用大于一般贸易企业;当信息不涉及产品时,出口信息网络对内资企业的延长作用大于外资企业,反之则相反;随着地理范围的扩大,出口信息网络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延长作用不断下降。     

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出口关系研究——基于1985—2008年时序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别对我国1985—2008年服务贸易出口总额,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3个部门出口与货物出口进行图示和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得出结论：服务贸易出口对货物出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三部门服务贸易出口对货物出口也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因此,必须加快发展服务贸易出口,特别是三部门中的其他商业服务,进一步优化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促进新兴服务业发展。     

文化贸易存在进口引致出口吗*——基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分析

文化贸易发展对于提升一国“软实力”和打造“贸易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在工业品贸易领域广泛存在“进口引致出口”机制是中国货物出口奇迹产生的重要原因,该机制在文化贸易领域是否同样存在对于中国文化贸易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基于中国文化贸易微观产品层面六位码数据,对文化出口指标进行了二元边际结构性特征分解,实证分析发现：第一,总体来看,文化产品进口对出口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进口引致出口机制在中国文化贸易中并不存在;第二,文化产品进口对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并不存在显著的引致效应,文化产品进口对集约边际甚至还有一定的抑制效应;第三,上述结论在不同的二元边际指标和持续期分样本估计中均成立,尤其是二元边际水平较高的核心文化产品和具有较长贸易持续期的产品样本;第四,细分不同类别来看,目前仅在图书及其他印刷品比较标准化的文化产品贸易中,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进口引致出口效应。总体而言,进口引致出口机制在文化贸易中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可能是导致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相对迟缓的重要原因,未来如何更好地发挥文化进口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将是强化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