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生产非一体化与美中贸易逆差

美中贸易逆差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出现以来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以往对此问题的研究视角有汇率论、转口贸易论、美国因素论,以及新近出现的国民贸易统计论等。本文从制造业FDI的投资程度及加工贸易视角出发,就美中贸易逆差问题建立了多元回归模型,并运用VDI生产非一体化指标和VST垂直专业化贸易指标对美中贸易逆差分别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研究结果表明,FDI及其所主导的加工贸易是两国贸易逆差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生产非一体化与垂直专业化贸易对关中贸易逆差具有单向促进作用。如果不改变关中两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角色,两国贸易逆差很可能继续维持甚至逆差幅度会进一步扩大。在此基础上,本文简要给出了相关结论并指出了后续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与FDI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跨国公司数据的VAR分析

文章首先探讨了"一体化"关系的内在机制,随后以中国数据为样本,从历年的国际贸易总额中分离出跨国公司的贸易额数据,建立有约束条件的变量自回归模型(VAR),证明了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国际贸易与FDI在中国具有长期的"一体化"关系,但两者在短期内的动态关系却具有明显的正反波动性,最后以此提出了相关的结论和启示.     

服务贸易出口、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

本文首先基于知识产权保护这一视角从理论上研究了服务贸易出口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且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服务业出口部门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溢出效应以及由此分解而来的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随后基于90个国家1998—2007年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1)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口部门比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出口部门更加能够通过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2)相比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出口部门而言,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易于强化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口部门的要素配置效应,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够完善,这些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的要素配置效应未能得到强化;(3)不管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均强化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口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     

就业导向的高职课程设置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高职毕业生能否顺利就业取决于两个决定性的因素,一是从学业中获得的专业能力,二是由教师的引导与学生的自我锻炼所获得的语言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实践能力和沟通协作能力等社会能力。对于专业能力而言,主要通过课程体系中课程设置的合理安排来解决;对于社会能力而言,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提高,一是将社会能力培养嵌入专业课的授课过程,二是鼓励和倡导学生参加各种社团活动。     

国内R&D投入、国际R&D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从服务贸易进口、FDI流入和积聚效应等方面扩展了CH模型,并以APEC17个成员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国内R&D、国际R&D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得出了3个具有稳健性的一般性结论:(1)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积聚效应;(2)本国R&D资本存量有助于提升技术效率,但是能否促进技术进步则依赖于R&D投入强度;(3)通过服务贸易渠道获得的国际R&D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不同规模企业对就业的影响:基于美国的实证研究

文章考察了美国近二十年来不同雇员规模层次企业的就业量贡献及其变动情况,分析了各层次企业开办、关闭、扩张、收缩产生的就业波动。研究结果表明:(1)雇员500人以上的大企业占据美国雇员总数的约50%并呈上升趋势,小企业的比例在下降。而且,大企业的就业波动大于小企业;(2)企业扩张和收缩是就业变动的主因,其中企业收缩对就业冲击最大,而企业开办对就业增加的贡献并不明显;(3)20人以下小企业在保持就业稳定方面优于另外两个规模层次。     

生产者服务业FDI追逐制造业FDI吗?

借助于VEC模型,以1988—2006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数据,检验生产者服务业FDI与制造业FDI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流入东道国的制造业FDI明显受到来自母国的生产者服务业FDI的追逐。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生产者服务业FDI对制造业FDI的追逐性依然显著,东道国的经济规模是生产者服务业FDI区位选择的又一重要因素,限制措施能够直接而有效地调节生产者服务业FDI的流入,来自美国的生产者服务业FDI尚未形成集聚效应,生产者服务业FDI对工资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均不敏感。     

中国发展金融服务业外包的战略思考——来自国际经验的启示

在全球服务业转移浪潮中,金融业外包正成为印度等国家竞相争夺的市场,本文结合金融业外包的发展的趋势,分析了中国金融业外包存在的风险和发展金融业服务外包所应当具备的条件,认为中国应当把握良好的产业转移时机,通过政府和企业的双重努力,实现金融业外包和服务业升级的跨越式发展。     

知识产权保护是出口驱动经济增长的“助推器”还是“绊脚石”?

本文把知识产权保护因素引入Feder(1982)的出口驱动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对货物出口部门和服务出口部门的外部经济效应,以及由外部经济效应分解而来的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随后,本文分别基于中国和OECD27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出口部门的技术水平越高,越容易产生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2)知识产权保护与高技术出口部门的匹配性强于低技术出口部门,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增强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的倾向;(3)适宜强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出口部门产生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的"助推器",进而推动了经济增长,然而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则发挥了"绊脚石"的负面作用。以上结论对于调整中国出口的技术结构、制定适宜强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无锡“日资高地”形成原因及其不足的分析

无锡市在吸收和利用日资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成为利用外资发展当地经济的成功典范。然而,无锡在对日资的吸收和利用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本文对无锡“日资高地”形成的原因、利用日资的不足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据此对无锡巩固“日资高地”地位和提高利用日资质量提出政策建议,力求为改善无锡利用日资工作提供有益的现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