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出清与经济增长——国民收入模型中一个结论的修补及其意义

储蓄等于投资是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一个基础性结论,而高投资率或高储蓄率意味着高增长率又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但在近年来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现象时,又经常出现把经济紧缩的症结归结于消费不足,即储蓄率过高的观点。在分析时,常常指出储蓄大于投资,却回避解释储蓄不等于投资的原因。从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中的国民收入模型分析看,上述矛盾的根源在于经济分析中的投资和储蓄的概念并不相等。投资相等的储蓄概念实际上包含了未实现的投资和消费。因此,高储蓄率并非经济紧缩的原因,解决经济紧缩的方法不仅在于减少储蓄,还在于市场出清的实现。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需求不足状况,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使消费品生产、资本品生产与我国较高的储蓄率相匹配,按比例发展。     

基于AK模型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源泉

本文以AK模型为理论分析我国1978²011年间经济发展的动力,并近似估计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储蓄率与折旧率,发现其结果和我国的实际比较接近,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是高储蓄率,同时AK模型比较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状况。最后又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来检验储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得出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从宏观经济变量角度分析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成因

我国对外经济目前面临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本文主要从宏观经济变量角度分析了双顺差产生的原因,认为外部经济的失衡根源是内部经济的不均衡.高储蓄率,有效需求不足以及高耗能产品的大量出口导致了内部经济及外部经济的失衡.解决双顺差的关键是治理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储蓄差异与经济转轨绩效的探讨

中国和其他经历转轨的国家都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是转轨的绩效却差异很大.中国从1978年以来经济快速而稳定地增长,金融因素(稳定的高储蓄率)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初始条件.     

货币政策与经济结构调整

我们关于2009至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演化和中国经济增长态势的认识是:经济调整的深度决定了短期宏观调控政策方向。第一,中国的高储蓄率导致过高的投资和产能     

基于经济增长视角下安徽最优储蓄率研究

本文采用安徽省2001—2015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对安徽省最优储蓄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储蓄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存在适应经济增长的最优储蓄率;(2)对比安徽省最优储蓄率与实际储蓄率发现,安徽省各市实际储蓄率远远高于最优储蓄率;(3)通过影响因素分析,金融发展水平、人口年龄结构、社会保障水平等因素对实际储蓄率影响显著。     

中国企业高储蓄的原因解析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常态"时期。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平稳增长,是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而对中国储蓄的分析则是经济结构转型研究的核心要点。作为国民储蓄的重要构成,企业储蓄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由于国民传统观念上对储蓄的青睐、企业有意逃避社会责任以及政府政策的不完善,造成了体改以来中国企业如此高的储蓄率。过高的企业储蓄率不仅造成企业内部资金运用的低效率,而且大大降低了劳动者的积极性,阻碍了企业的长期发展。因此完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加强对企业分配行为的约束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对已有文献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出造成中国企业高储蓄的原因,并引出作者思考。     

我国居民储蓄率过高的制度性对策分析

在当前世界性经济危机背景下,过高的储蓄率会加重内需不足进而引致经济衰退,本文在分析了我国居民储蓄率过高的制度性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我国隐性储蓄缺口存在的原因探究及政策建议

储蓄转化为投资,刺激增长,进而推动储蓄提高,这样一个循环促进了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增长。因此,是否有足够的储蓄转化为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从我国储蓄——投资的数据上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后,储蓄率远远高于投资率,不存在现实的储蓄缺口。然而,笔者根据当前我国的一些现实情况,进行理论分析后推测,我国是存在隐性储蓄缺口的。最后,笔者针对我国隐性储蓄缺口存在的原因,给出相应的的政策建议。     

国民储蓄对耐用消费品支出影响关系研究——基于美国1970-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

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储蓄问题得到了较大的关注。金融危机后美国储蓄率大幅度上涨,耐用消费品支出在GDP增长比率中处于领先地位,有效地刺激了经济增长。从美国国民储蓄和耐用消费品支出两变量出发,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美国国民储蓄和耐用消费品支出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国民储蓄是耐用消费品支出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高储蓄率能够带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     

从宏观经济变量角度分析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成因

我国对外经济目前面临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本文主要从宏观经济变量角度分析了双顺差产生的原因，认为外部经济的失衡根源是内部经济的不均衡。高储蓄率，有效需求不足以及高耗能产品的大量出口导致了内部经济及外部经济的失衡。解决双顺差的关键是治理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中国政府储蓄研究:实践考察与政策应对

高储蓄率支撑了中国的投资增长,但也引起了经济的内外失衡。中国政府储蓄近年来对总储蓄的贡献度不断增加,适度控制政府储蓄增长,是提高最终消费、解决当前经济失衡矛盾的重要措施。本文按照不同口径对中国政府储蓄的历史与现实状况进行考察,并且在资金流量表基础上对政府储蓄的结构进行了深入探讨与比较分析。在明确政府储蓄的影响因素之后,提出了应对的重点与对策。     

多种视角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关系阐释

"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条件.但它的兑现离不开良好的政策制度匹配,当它在良好制度环境和有效的政策措施下充分兑现时,则有利于储蓄率上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和应对老龄社会养老挑战.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居民存款储蓄进行实证分析

储蓄率是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因素,它的高低会对经济增长水平有着直接的影响。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储蓄率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提高呈不断上升趋势。本文以1979—2002年的城镇居民的数据为样本,引入城镇居民储蓄率,通货膨胀率,一年期储蓄利率,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城镇居民基尼系数5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并利用Eviews6.0软件对建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以及各因素对我国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程度并提出相关建议。     

整体通货膨胀压力有所加大巩固宏观调控成效仍需努力

去年以来，我国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取得了一定成效。受当前投资、信贷回落的基础还不稳固，国际收支不平衡等因素影响，整体通货膨胀压力有所加大，而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仍是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第一段]     

当前中国高储蓄率现象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伴随着高的经济增长率,高储蓄率的现象也必须被重视起来。除了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以外,企业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的不断上升也促使国民储蓄率的不断上升。较高的储蓄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过高的储蓄率又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浅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在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的情况下,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依靠低成本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但是,由于中国面临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以及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会逐步削弱,这种传统的增长模式遇到的困难会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转变,转为更多依赖于中国自身的自主创新、技术进步以及附加值的提高。     

储蓄率与长期贸易模式——一个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条件下的2×2×2动态模型

通过建立一个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条件下的两个国家、两种要素、两种产品的动态模型来分析不完全专业化分工情况下储蓄率与要素禀赋、长期贸易模式的关系。在这样一个由两个国家所组成的世界经济中,无论两国初始时刻的要素禀赋状况如何,在封闭和开放条件下,储蓄率高的国家都比储蓄率低的国家具有更高的资本—劳动之比,且在开放条件下的均衡增长路径上,储蓄率较高的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储蓄率较低的国家则相反。因而储蓄率在长期内决定着要素禀赋和贸易模式。这意味着高储蓄率有利于我国的产业结构和贸易商品结构从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向以资本密集型为主转变。     

我国现阶段储蓄与投资转化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经济增长有赖于储蓄的增长,但高的储蓄率并不必然带来高经济增长率。在我国,过高的储蓄已转化成为一种基金,社会保障制度和金融创新的滞后阻碍了居民消费的增长。通常存在两种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市场和政府"看得见的手",在社会上存在大量闲置资源的条件下,借助于政府"看得见的手",将资源配置于一些基础性产业,可以有效发挥政府支出的"挤入效应"。最后、笔者提出了一些健全我国储蓄投资转化渠道的制度安排。     

实证分析我国高储蓄率的宏观成因

我国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本文试着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出发，采用国际宏观经济学模型来分析我国出现高储蓄率的原因：一是生命周期理论储蓄和产出增长关系；二是迭代模型储蓄和人口增长关系，然而无法得到预期的结论。在此基础上，笔者实证分析了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基尼系数）和货币化程度（M2／GNP）时我国储蓄的影响，从而找出我国高储蓄率的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