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居民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

针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高位徘徊、消费结构二元并行格局的研究要突破收入数量视角,从收入性质视角予以深刻剖析。基于经典消费理论核心思想,引申出收入的暂时性、流动性、相对性、可预期性和跨期支配性等性质,并采用1991—2013年中国29个省份的相关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变系数面板模型实证分析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收入量既定的条件下,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显著;农村居民持久收入增长幅度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向上流动幅度大于城镇居民,才能使城乡消费差距缩小;农村居民对正向不确定收入的消费倾向于抑制,而对负向不确定收入的消费则存在棘轮效应;农村居民收入跨期支配性对城乡消费差距具有弥合效应。因此,在增加农民收入数量的同时,也应注重其收入性质的改善,才能有效缩小城乡消费差距。     

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影响因素分解研究

采用国际上先进的分位数回归方法,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库(CHNS)中农村居民的相关数据,对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经验、区域5个因素对农村低、中、高收入群体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探讨了各个因素对农民收入的作用大小和作用方向;并结合研究结论对如何提高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性别、年龄、区域、教育均是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因素:女性的收入水平要明显低于男性,而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性别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渐拉大;年龄因素仅对"25岁～45岁"中青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影响显著;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在不同受教育群体中,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得更高收入的可能性就越大。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结构与影响因素研究——加入心理因素的城乡比较分析

收入流动将对收入分配格局产生重要影响,良好的收入流动性结构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优化收入格局。基于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在2010—2012年、2012—2014年和2014—2016年三个时间段,整体样本、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家庭收入流动的向上/向下比率均大于1,表明当前中国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结构合理,有利于收入分配格局优化;虽然低收入层级向上流动的几率较大,但高收入层级（尤其是城市地区）固化的现象也较为显著;长期来看,居民受教育水平和幸福感的提高有助于防范家庭收入层级向下流动。因此,应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并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我国行业收入流动性研究

文章运用1986-2011年行业宏观数据,采用收入转换矩阵和收入流动性指数对我国行业收入流动性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行业收入流动性呈现出不断下降趋势,并且行业收入流动性质量不高;影响行业收入流动性的因素主要有行业垄断程度、行业人力资本和行业层次水平等。     

劳动力迁移对教育回报率阶层差异及收入差距的影响——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表明,我国的教育回报率存在明显的收入阶层差异,其总体上随收入水平的上升而增加,且低收入阶层与其他收入阶层差距较大,中等收入阶层的高等教育回报率最高;劳动力迁移能显著提升接受高等教育的中、高收入群体和接受中等教育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教育回报率,进而强化其收入优势;教育回报率差异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比受教育水平分布不均更大,劳动力迁移总体上有助于缩小与个体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差异相关的收入差距。因此,教育资源的分配要有利于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教育层次,并清除阻碍劳动力迁移的制度障碍,以缩减由个体受教育差异引致的收入差距。     

知识的力量：金融知识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基于中等收入群体扩容的视角

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测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考察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流动性，并讨论金融知识对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截至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24.91%，“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明显，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的速度正在逐年加快；金融知识水平提升能够促进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有助于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容；金融知识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促进家庭参与金融理财增加其财产性收入、促进家庭创业增加其经营性收入两种渠道来实现；金融知识对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仅在非风险厌恶以及低初始财富的低收入家庭中显著。     

“阶层跨越”还是“阶层固化”——基于代际间经济、教育、社会地位流动的微观测度与比较分析

使用1988年、1995年、1999年、2002年、2007年和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S）,从经济地位、教育背景、社会地位三个维度分析我国代际间阶层流动状况。研究发现：基于经济地位的代际流动性较强,趋于"阶层跨越",但基于教育背景、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性较弱,趋于"阶层固化"。近年来,三者的流动性均出现减弱趋势。这表明,当前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可能更多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所创造的外在环境转变;相比于收入分配,社会不公平的根源可能更多来自于教育等涉及机会均等的领域。此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当前正在推进的教育"双减"政策提供部分支撑。未来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相关公共政策应着重从基础教育等关乎初始机会均等的领域入手,尤其要注重惠及处于较低阶层的群体。     

北京市农村居民收入满意度构成要素研究

本文基于北京市农村居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北京市农村居民收入满意度的两个构成要素分别为:一是收入水平要素,包括收入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二是收入分配制度要素,包括农村的社保制度、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各种税费负担。其中收入水平对收入满意度作用最大。进一步方差分析发现,地区、年龄、学历、行业、收入水平特征在收入满意度构成要素上呈现显著差异。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财富差距、收入增长与房价关系的因果检验:1992—2006

利用协整等方面理论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财富差距、收入增长和房地产价格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收入分配不均促进房价快速上涨,收入向20%高收入阶层过度集中和房价快速上涨只存在单向促进关系;(2)房价的快速上涨和财富分配不均存在单向促进关系;(3)最高收入阶层收入的快速增长不是房价上涨的促进因素,而房价上涨使得最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加快,进一步促进收入两极分化。要抑制房价,应缩小收入差距;只有控制房价,缩小贫富差距和收入两极分化,房地产业才能健康发展。     

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构成及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近年来我国农村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构成和影响因素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工资性收入和其他收入的贡献额度不断增大,家庭经营性收入的贡献额度逐渐减少。本文以1990年到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为例,对三者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显示,教育水平、劳动力转移、土地对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的不同构成成分,具有显著的影响差异;并得到三个推论。     

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探析

通过分析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1999—2014年的面板数据,较为细致地考察了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结果显示:就全国层面而言,财政转移性支出对缩小城乡人均收入比起到了作用,同时财政转移支出能够提高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并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效应更强一些;就地区层面而言,东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性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几乎没有作用;中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较小的扩大作用;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有一定的缩小作用.     

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重庆市的经验数据及其与京、津、沪的比较

根据1997—2012年的统计数据,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其中,财产性收入基数小且增幅波动大,占人均纯收入比重低但稳中有升;农村居民不同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绝对差距不断拉大,但是并未表现出财富集中的趋势;农村居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始终低于城镇居民,两者差距的相对量呈现先升后降趋势,但是绝对差距仍在扩大;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增速总体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及其占比低于京、津、沪,且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及其差异性取决于其初始资源禀赋状况和体制与制度因素,应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充分挖掘农村居民的土地财富效益,并不断提升农村居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机会和能力。     

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对其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

以1995-2011年的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和人均旅游消费支出数据为样本,探讨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首先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和农村居民旅消费的关系,然后进行主成分回归分析,建立对数回归模型。研究发现：财产与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支出存在正向影响;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最大;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和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双向影响关系,和工资性收入、财产与转移性收入之间是单向影响关系。     

城镇中等收入居民相对收入水平的实证研究 --以省际横截面数据检验库兹涅茨假设

以城镇中等收入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2000年省际横截面数据的研究发现，中间阶层的收入份额表现出线性下降的趋势，实证检验拒绝了库兹涅茨倒U假设。相对收入水平的下降，表明该阶层在经济增长中获得了利益，但分享份额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政府财政控制、税收调整、公共投资和居民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对中等收入阶层未发挥显著的作用，而存在一定影响的“国有经济投资比例”和“教育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处于相对下降的趋势中，从而造成该群体相对收入水平的下降。     

增强收入流动性，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基于天津市伪面板数据的群体分析

2008年后期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对各国的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中国的出口贸易也严重受阻,如何在出口持续下滑的同时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刺激消费需求增长成为关注的焦点。利用天津城市住户调查数据,运用群体分析方法构造伪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整体的收入流动性偏低;按年龄分组时,收入流动性表现出先增大,35岁左右达到最大之后逐渐变小的趋势;按出生年分组时,发现改革开放以前出生群体的收入流动性较小。针对不同群体收入流动性特点,提出增强收入流动性的启示性对策,以优化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提高消费能力。     

城乡居民收入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1985~2010年的经济数据,利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 Granger 因果检验等方法对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农村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双向因果关系,而城镇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只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而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强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带来的作用;短期内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经历了先阻碍后促进的过程,而城市居民收入增长虽不断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促进的作用逐渐下降.因此,在持续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同时,也要兼顾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     

印度中等收入阶层扩大对我国的启示

1991年起,印度通过加大改革力度、减轻个人税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教育,在短短十多年里形成了近2亿人左右的中等收入阶层.但经济快速增长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经济发展不平衡、基础教育薄弱等,阻碍了中等收入阶层的继续壮大.借鉴印度经验,我国应规范初次分配、强化再分配、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加大教育投入、快速积累人力资本,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金融发展促进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吗?——基于1999～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1999~2010年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分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处于U型关系的左半部,目前金融发展对城乡高收入居民的影响效应更大;优化初始财富禀赋配置、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提高居民人力资本水平将对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有促进作用,并且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作用更强;在存在城乡二元分化情况下,对外开放和城镇化进程不利于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升。     

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分析

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通过研究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分析如何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结论表明：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的影响;工资性收入虽然对农民消费需求的弹性不是很大,但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快,对农民收入贡献较为突出;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虽然占农民纯收入比重不高,但对农民消费影响显著。从不同收入来源角度分析收入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对促进农民消费有现实意义,也更能就促进农村居民消费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向何在?

收入差距过大是当前影响中国社会安定的因素之一。而收入差距问题又突出表现在阶层差距上,高收入阶层与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过分扩大并且继续扩大令人忧虑。垄断行业的绝大多数员工是中等收入阶层并非高收入阶层,收入分配改革的矛头指向所谓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是错误的。要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即"提低、扩中、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