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低企业税:意图、影响及政策选择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包容性框架下的137个国家和地区就国际税收规则形成"双支柱"方案,其中"支柱二"的主要内容即最低税率为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最低税作为美欧博弈的产物,不仅体现了美国的政策意图,也使美欧关于数字税的争端暂时得以消弭.世界各国对最低税的反映不一,对我国影响总体可控.我国应把握契机,主动参与全球税收治理,提升我国税收话语权,积极在全球最低税规则的后续制定中发出声音,适时推进国内企业所得税改革.     

互联网金融下的政府监管对策分析

一、文献综述与引言作为国际经济的典型代表——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在中国形成以来,展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宫晓林[1](2013)概括到,当前一种新的金融模式——互联网金融,包括移动支付、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云金融等金融创新业务在我国蓬勃发展,由此形成了大数据时代。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但是政府监管仍处于大量空白状态。谢平,邹传伟[2](2012)认为互联网金融模式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对政府而言,互联网金融模式可被用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和促进民间金融的阳光化、规范化,更     

从马克思地租理论看我国土地出让金——兼论房地产税背景下土地出让金的存废之争北大核心CSSCI

作为我国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实现形式,土地出让金制度自创立以来,无论是对国有土地的资源配置,还是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都贡献了巨大力量。本文从土地出让金的本质属性出发,运用马克思地租理论,在论证社会主义地租存在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的地租形式——土地出让金,并认为当前其一次性征收的模式损失了绝大部分级差地租。进一步,结合房地产税即将开征的背景,本文对土地出让金面临的两个争议进行了回答,认为房地产税与土地出让金并不存在重复征税(费),相反,土地出让金可以借房地产税开征的契机,对其损失的级差地租进行补充;地价过高的主要原因也不在于土地出让金,关键是要对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加以限制,并清理整合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税费。     

“阶层跨越”还是“阶层固化”——基于代际间经济、教育、社会地位流动的微观测度与比较分析

使用1988年、1995年、1999年、2002年、2007年和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S），从经济地位、教育背景、社会地位三个维度分析我国代际间阶层流动状况。研究发现：基于经济地位的代际流动性较强，趋于"阶层跨越"，但基于教育背景、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性较弱，趋于"阶层固化"。近年来，三者的流动性均出现减弱趋势。这表明，当前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可能更多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所创造的外在环境转变；相比于收入分配，社会不公平的根源可能更多来自于教育等涉及机会均等的领域。此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当前正在推进的教育"双减"政策提供部分支撑。未来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相关公共政策应着重从基础教育等关乎初始机会均等的领域入手，尤其要注重惠及处于较低阶层的群体。     

新时代房地产税改革：纳税能力、税负分布与收入规模

房地产税改革是当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中的焦点、重点与难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标志着我国分配制度建设步入了收入流量和财富存量调节并重的新征程。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要求作为存量调节的现代房地产税发挥更广泛的职能作用。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房地产税的纳税能力、税负分布与收入规模，研究发现：不同地区的纳税能力和可行税率差别较大；从税负分布的角度来看，随着扣除面积和扣除价值的增加，家庭房地产税负分布体现了更强的累进性；经测算，在不同税收优惠和税率形式下我国房地产税的收入规模，再结合国际经验来看，未来房地产税的筹资能力较为有限。因此，建议分省确定计税依据和税率，彰显量能课税原则；兼顾不同收入群体的实际情况，确定免税和扣除方案；基于房地产税的筹资能力，审慎做好改革实施的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