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的自我社会认同分析

城市农民工的自我社会认同对其与城市的适应有重要意义。以徐州市区389位农民工为例,以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采用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相结合的方法对城市农民工的自我社会认同进行研究。城市农民工因制度阻断和角色中断而无法融入城市的制度和生活体系,形成了地域上城市认同度较高,社会关系上的城市群体认同度较低和自我身份定位城市人认同度较低的尴尬社会认同形态。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境与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规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建设的一支生力军。但是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职业技能缺乏、居无定所、身份认同困难等因素严重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由此也衍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甚至在城市出现了"新二元结构"现象。因此,必须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种种障碍,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以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二元化”消费方式与身份认同研究--基于2010年上海市外来农民工的调查

利用"2010年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情况"问卷调查数据,建立多分类因变量Lostic模型,从消费社会学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方式转型与身份认同困境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行为和身份认同上具有自我的、个体化特征;他们试图讲上海话、和上海人交朋友、模仿上海市民的消费方式,不断加强和建构对自身"新上海人"身份的认同;由于受到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他们的消费方式呈现农村与城市特征并存的"二元化"状态,这种情况抑制了他们对自身的新市民身份认同。提出了对策建议。     

农民工城市住房问题上的市民自利意识反思

当前我国政府尚未将住房保障清晰纳入公共财政体系,外来农民工始终被排斥在城市公共资源共享范围之外,很大的阻力源于市民阶层在政治、经济、社会及心理层面上的自利意识,它不仅给农民工心理造成"相对剥夺感",导致社会动荡,影响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也造成农民工城市族群再生的异质共存,阻碍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文章认为,有必要通过提高公共权力机构利益协调能力,强化市民社会责任意识,以及建立农民工利益表达组织形式等途径,引导市民从心理上认同,并在理性上自觉支持农民工城市住房权的实现,以此缓解农民工沦为底层人群所造成的巨大社会张力。     

社会融合困境与城镇化“陷阱”:一个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将面临城镇化"陷阱"——缘于农民工社会融合的严重障碍而生成的多重经济社会风险与危机,主要表现在城市社会"二元"化、农民工群体边缘化和人口转移泡沫化、短期化。农民工社会融合困境有着经济社会成因,其中,制度障碍、文化障碍和农民工自身主观障碍是主要根源。跨越城镇化"陷阱"的有效路径主要有:推动农民工的社区参与和文化融合,培育农民工新型社会资本;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城市职业教育,实现教育的城乡一体化;扫除社会融合的制度性障碍,逐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创新社会治理,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目标有机植入社会治理之中。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探讨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登上了城镇化的大舞台,并成为新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部分。但如果他们融入不了城镇,又退不回农村,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城市融入"是一种空间意义上的"融入",而心理融入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社会层面的"融入",是对城市社会属性的选择性适应。在我国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上处于"孤岛化"的状态。因此,需要在法律、制度、心理维护等方面完善农民工市民化的体制机制。     

农村劳动力流出动因及对输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对输出地农业农民收入和农业资本积累产生诸多影响。农民工流出优化了耕地劳动力资源配置比例,增加农民非农收入,为农业资本积累提供了资金来源,但同时,农村失衡的人力资源结构导致农业生产效率难以提高,出现农业内卷化现象,乡村空心化使乡村秩序陷入严重失衡的"治理性困境"。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路径选择

伴随着我国城市（镇）化的不断发展，大量农民成为城市（镇）化推进中一支有生力量——农民工。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长期性、城市（镇）化的过程性、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凝固性，使得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庞大人口在带来城市进步和繁荣的同时，也因为农民工的“边缘人”身份而带来了较大的社会问题。因此，在日益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解决农民工融人城市问题十分迫切。     

城中村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研究

随着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加速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促使城中村迅速发展。处于城市边缘的这些外来农民工往往既以农民的眼光看待城市,同时又以“市民”的眼光看待农村,让他们身处城乡这两种相互摩擦和相互冲突的文化环境之中,成为典型的“边缘人”。我们通过深入分析农民工在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方面的问题及成因,以及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境,提出了有关制度设计、政府公共服务、文化融合、社会公平、自我意识、社工服务等对策,以便更好地解决城中村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     

落脚城市中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基于宁波庄市社区的调研

基于对宁波庄市社区的田野调查和问卷数据,通过因子分析及构建模型对落脚城市中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及影响因素展开研究。结果表明:(1)庄市社区的外来人口在心理认同、文化适应层面和社会交往层面的融合程度都较低,并未真正融入城市;(2)迁入时长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最为显著,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次月收入、社区归属感、社会交往、社区文娱活动参与的影响较为显著,与官方互动情况对社会融合未产生较大的影响;(3)社会融合度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社会融合度越高外来人口社交圈中宁波本地人越多、定居意愿越强烈,工作稳定性对外来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较大;(4)社区中外来人口普遍与本地人交往甚少且定居意愿不强,形成了区隔化融合现象和"内卷化"的社交模式。为推进社会融合,应保障外来人口在城市获得均等的发展机会,公平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同时注重其心理文化层面的认同与融入。     

大同市进城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研究——以性别差异为视角

自古以来,性别差异就扎根于社会之中。男性与女性在生计策略、生活方式的选择存在不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其是我国大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之一,生计问题一直成为困扰我国城市由快速城市化向健康城市化转型的关键问题。文章从性别角度出发,以大同市农民工为调查主体,研究当今不同性别进城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现状问题和解决对策,发现男性与女性农民工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差异较大,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基本没有差异,生计资本整体情况差异也不大,因此我们应该消除性别歧视,避免女性农民工成为"双弱势"群体。最后,我们应该认识到农民工问题是关系我国由快速城镇化向健康城镇化转型的关键问题。     

论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困境及应对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身份认同是广大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会、安居乐业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却面临如下困境:法定户籍与实际居住地的冲突造成身份认同的困难;乡村记忆与城市体验的冲突造成身份认同的困惑;进城期望与生存状况的冲突造成身份认同的迷茫。针对上述困境,文章提出若干应对措施。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形成——基于建筑业农民工的考察

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关系到这个群体城市融入的问题。依据对建筑业农民工群体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探讨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如何建构了农民工群体的归属感问题。对社会认同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宏观制度结构因素对群体的身份地位的作用和影响,还应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制度设置是如何建构成员对群体的依附、归属并建构出群体边界的问题。只有改善农民工的劳动条件,提高他们的保障水平,这个群体才有可能融入城市。     

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状态分析——基于杭州的实证调查

随着农民工子女随父母大量流入城市,该群体的社会融入问题日益引起关注。本文从身分认同、群体融入状态、社区认同三个方面对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状态进行了描述。认为由于限制融入的种种因素并未完全消失,这个群体的社会融入状态不容乐观。     

城市融入:外来农民工的市民化——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外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议题。外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包含了其在多重空间、身份与认同上的转换过程;在融入状态或结果上,农民工整体在城市社会处于一种被边缘化与隔离的状态。学术界主要从现代化、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制度主义等三种理论范式出发,对导致农民工城市融入度低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性阐释,并且从公共政策的层面提出了制度化改革、组织化建设、社会能力建设等三种促进农民工实现城市融入的可行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愿望及实现

大批乡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步提高是城市化的主要标志之一。新生代农民工为乡村人口的特殊群体,由于他们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的特殊性,他们更向往和期盼城市化,渴望融入城市,得到城市的认同。文章从身份认同、制度认同两个客观方面和主观自身认同方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愿望及实现途径。     

城市对中国农民工消费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依据2236份农民工消费现状调查问卷数据的计量实证检验,从全国层面看,城镇化、自我市民身份认同对农民工消费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市民消费具有显著示范作用;而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则没有显著影响。提出如下建议:应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增加农民工收入;凸显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核心,提高市民身份认同度;发挥市民的正向"示范"作用,提升农民工消费层次;稳步推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有步骤、分阶段的全覆盖,并"解套"农民工储蓄。     

情景化日常生活与阶层地位的获得——基于沈阳市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的个案考察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日常生活方式上明显区别于第一代进城农民工。对沈阳市服务性场所服务员日常城市生活作了个案研究。作为社会分层多元化的一种特殊表现,从农村到城市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主观与客观双方面上重构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阶层地位,一种固定情景化的生活模式正在形成。外部存在的国家传统制度政策的限制以及城市社会体系的排斥都进一步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本群体共同利益与共同生存条件的认识,情景化的城市社会生活将不可避免地对新生代农民工阶层未来的发展前途与最终社会归属提出严峻的挑战。     

集体经济发展内卷化及其治理路径的实证研究

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是当前我国的重点和难点工作。各级政府为村集体经济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却没有实际的增长,甚至出现停滞的趋势。以L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为研究案例,从"发展主体"、"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三个方面反思内卷化的原因,并且探索"去内卷化"的路径。     

基于社会排斥理论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研究

人力资本素质不高、文化与社会认同缺失以及带有城乡二元分割色彩的户籍、就业、社会保障制度共同构成了由禀赋约束构成的功能性排斥和由制度约束构成的结构性排斥这两种社会排斥存在的原因.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的必然路径在于政府通过制度革新破除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桎浩,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引导帮助其实现城市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