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脱钩理论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能源消费影响实证研究

构建Tapio脱钩分解模型,探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能源消费整体关系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内部渠道对能源消费具体作用形式。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与能源消费增长之间基本存在弱脱钩关系,ODI技术效应和ODI结构效应主要抑制能源消费增加,ODI规模效应促进能源消费增长。建议继续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的同时更加重视节能核心技术的获取,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节能减排的积极作用。     

浙江省居民消费间接碳足迹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投入产出法构建居民消费碳足迹测算模型,结合浙江2002—2012年各行业相关数据,估算居民消费的直接和间接碳足迹。并基于LMDI法构建居民消费间接碳足迹(CF~e)影响因素分解模型,考察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水平、消费结构、能源消费强度、能源碳排放强度六种效应对CF~e总量效应的影响。研究显示:城镇居民消费间接碳足迹是浙江省着重减排对象,经济发展水平效应是驱动CF~e增长的主要原因,能源消费强度效应是抑制CF~e增长的主要因素,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对CF~e增长也起一定延缓作用。     

北京市低碳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对2005~2010年间北京市CO2排放和碳强度进行了测算,并利用LMDI指数分解法对历年碳排放量和碳强度差异进行了因素分解。研究结果表明:(1)2005年到2010年北京市碳排放总量基本呈上升趋势,但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2)北京市经济和人口增长是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节能减排的推进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减缓了碳排放总量的增长速度;(3)产业部门能源强度因素和产业结构效应是北京市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导因素,碳强度效应(即能源结构效应)对碳排放强度变动的降低效果不明显。     

基于城乡视角的居民能源消费影响因素研究

2002—2016年,伴随着291亿农村人口的城镇化,中国居民能源消费量增长了190%。在这一背景下,准确识别城乡居民能源消费模式差异及影响因素显得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城乡视角,重新界定居民能源消费,涵盖了建筑用能和交通用能两部分;同时在模型中创新性地引入了财富效应和强度效应,结合结构效应、城镇化效应和人口效应进行定量研究。利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基于我国2002—2012年城镇、农村居民数据,本文考察了不同驱动因素对城镇和农村能源消费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建筑能耗强度和住房面积的增长是驱动居民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机动车数量的增加也对城镇居民能源消费有明显的正向作用。由于较高的增长率,农村建筑能耗强度和人均住房面积增加对能耗增量的贡献已经逐渐超过城市。此外,分解结果表明,城镇化对居民能源消费的正向效应在逐年递减。这为“城镇化导致居民能源消费增加”提供了间接反证。     

江西省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LMDI分解法

文章运用LMDI的分解方法将碳排放量增量分解成碳排放效率效应、能源消耗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与经济效率效应,并且综合考虑产业部门的碳排放和居民消费碳排放。分析结果显示:2012—2016年产业部门的能源消费强度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是促使江西省碳排放减少的主要驱动因素,经济规模效率和碳排放效率效应也对减排有一定促进作用,而居民消费的能源消费强度效应为增加碳排放。所以江西省要发展低碳经济、打造"江西样板"需要结合江西发展现状从优化产业结构、对人均GDP计算加入环境因素、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大力支持节能减排技术的发展等方面入手。     

中国城镇居民能源消费反弹效应动态分析与政策研究

能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以提高能源效率为核心的低碳经济为解决这一矛盾开辟了新的途径。然而,能源效率的提高可能增加能源的消耗而产生潜在的"反弹",使传统提高能源效率的政策措施受到严峻的挑战。文章在深度剖析能源反弹效应的诱发成因和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将反弹效应解耦成价格弹性产生的直接效应和收入弹性引起的间接效应,首次对我国居民消费能源反弹效应进行量化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间接效应是导致能源消费反弹效应变化的根本原因,居民消费质量的提高是刺激能源消费的重要动力。最后在充分考虑反弹效应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下,指出节能减排应建立以市场为主,政府行政为辅的发展机制。     

能源回弹效应及其对我国的政策启示

我国无论从能源消耗总量、碳排放总量,还是从能耗强度和碳强度来看,节能减排工作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世界各国都将能源效率政策视为节能减排的重要政策工具,但与此相关的能源回弹效应却对能源效率政策提出了挑战。本文研究了能源回弹效应的内涵和分类,并对影响回弹效应大小的因素进行了探析,指出需求价格弹性和需求的满足程度是影响直接回弹的重要因素,能源消费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和替代弹性是影响间接回弹的重要因素,微观层面效率改进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是影响宏观回弹效应的重要原因。同时本文总结了国外和我国回弹效应的经验研究结果,虽然没有一致性结果,但是回弹效应在我国是显著存在的,而且在能源密集型行业和部分省份可能存在逆反效应。最后本文就如何应对节能减排要求和如何减弱回弹效应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     

工业SO_2排放强度的因素分解——基于全国及八大经济区域的面板数据分析

以全国及八大经济区域工业SO_2为研究对象,运用LMDI模型将SO_2排放强度变化分解为人口效应、经济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能源产污效应和污染治理效应。结果表明:1995—2012年,经济规模效应是造成全国工业SO_2排放增加的最重要原因,能源强度效应是促进工业SO_2减排的关键因素。影响区域性工业SO_2排放强度变化的因素并不一致,东南沿海经济带显著因素为经济规模效应,工业SO_2排放持续增加;东北地区显著因素为能源强度效应,工业SO_2排放呈下降趋势;中西部经济区显著因素为能源强度效应,但正向累积效应大于负向累积效应,工业SO_2排放显示为小幅增长。建议按照不同区域并结合实际情况建立适合区域性发展的减排路径。     

基于MRCI的中国能源消费变动及驱动因素分析

如何减缓能源消费的过快增长是应对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重要课题。通过对投入产出分析原理和无残差的完全结构分解法（MRCI）量化分析发现,产出规模效应和生产结构效应对中国能源消费增长起到主导作用,是主要驱动因素,而中国能源强度效应能有效抑制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人口规模效应和人均生活能耗效应对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小,但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依靠技术创新、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控制人口增长、引导居民向低能耗方向发展有利于减少中国能源消费水平。     

广东省终端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

将居民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纳入研究范围,采用LMDI分解法对2000—2011年广东省终端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影响碳排放增长的各种因素中,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和收入对碳排放增加整体上表现为正效应;产业结构、生产部门能源强度、生产部门能源结构和能源碳排放因子整体表现为负效应;生活部门的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的效应不确定;总体上正向驱动效应超过负向驱动效应,致使广东省的碳排放量呈不断上升态势。     

中国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1985-2003

本文利用Laspeyres分解模型，对1985-2003年间中国工业部门28个行业能源消费量的变化进行分解，分析收入效应、强度效应和结构效应对中国工业部门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等因素所导致的能源效率的提高和能源强度下降是中国能源消费量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从各阶段我国工业部门能源消费的分解来看，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波动主要是由结构效应的不稳定造成的。     

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以天津市为例

气候变化是当前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研究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变化趋势以及影响因素,对提出科学的碳减排策略,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天津市为研究案例,对其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产生的CO_2排放量进行计算,并运用LMDI模型对天津市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产生的CO_2变动量进行因素分解,从能源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强度、经济发展、人口等方面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因素进行分解分析,确定导致碳排放量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人口效应为正向效应,能源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强度总体上为负向效应,其中经济发展因素是天津市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的主要拉动因素,而能源消费强度因素是抑制碳排放的主要减量因素。     

基于MRCI和LMDⅠ Ⅱ的我国能源消费变动分析

在对我国能源消费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投入产出分析原理、无残差的完全结构分解法(MRCI)和指数分解法(LMDⅠⅡ)分别从国家产业层面和我国地区层面进行量化分析,计算各因素对我国及我国地区能源消费增长的影响效果及贡献率。分析发现产出规模效应和生产结构效应对我国能源消费增长起到主导作用,而我国能源强度效应能有效抑制我国能源消费的增长;产出规模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是影响我国地区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产出规模效应对我国地区能源消费增长起到促进作用,而能源强度效应能有效抑制我国地区能源消费的增长。     

陕西省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陕西能源消费量剧增,而导致能源消费量变化的因素很多,如何甄别出关键的影响因素并据之进行控制,是理论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基于1995～2009年陕西能源消费量及表征经济发展的诸变量的统计数据,借鉴因素分解及因果关系分析技术,定量研究陕西省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通过因素分解技术,发现经济总量、能源消费强度及产业结构的变动是引起陕西能源消费量变动的主要因素,通过因果关系分析技术,发现经济总量、能源消费强度及国民经济中第二产业产值比重是能源消费总量的格兰杰因,并据之提出地方政府在节能减排约束下保持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我国碳排放驱动因素的动态轨迹研究

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碳排放驱动因素作用力强度进行动态分解,结果发现,时间维度上,经济效应、能源规模效应、人口效应和技术效应呈现不规则交替状态,驱动碳排放作用力排序和当年我国经济驱动产业趋同;在空间维度上,经济重心向西部方向转移过程中伴随碳排放同方向的移动,经济效应驱动二氧化碳的排放,而人口因素并没有向西转移的痕迹,尽管国家支持西部能源产业技术的提高,但技术因素对减排的作用依然在东部地区。最后,针对文中碳排放驱动因素主要是经济效应和能源规模效应的结论,提出调整产业结构可实现经济增长和碳减排双赢目标的政策建议。     

中国能源消费、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ARDL模型的实证研究

能源消费、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节能减排政策的施行是否会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结构与能源消费间有着怎样的联系,这些都是在节能减排政策制定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利用1978-2007年的样本数据,使用ARDL模型方法对以上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和能源结构在长期和短期内都有显著影响,且能源消费和能源消费结构间也存在相互的影响。未发现能源消费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推行适宜的节能减排政策不会阻滞我国的经济增长,而节能减排政策的一项重点应该是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调整。     

我国终端能源消费因素分析及实证研究——基于Laspeyres指数分解技术

运用Laspeyres指数完全分解技术对1995—2008年我国六部门的终端能源消费变动进行量化分析,分解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能源技术进步等因素对能源消费变动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我国终端能耗逐年增长的主导因素,其中技术进步的节能潜力要远大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节能潜力。     

我国城镇化进程对石油终端消费的影响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典型行业等因素都提升了石油终端消费强度,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结构则降低了石油终端消费强度。为了提高石油能源的使用效率、降低石油能源的使用量,减少环境污染,我国应在引导人们树立节能环保意识、提倡绿色消费的同时,大力促进节能减排技术的更新和新型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快发展城市轨道交通,推进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新能源开发,激励企业使用清洁能源。     

我国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测算及分解分析

利用消费者生活方式方法(CLA),测算1993~2007年我国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以及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以1993年为基年,对我国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变化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1)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碳排放量也逐年增加,其中2007年城镇居民是农村居民人均碳排放量的三倍。(2)研究期间,人均消费水平城镇化率、居民消费结构和人口规模是拉动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而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强度是抑制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其中2003~2007年碳排放强度起到正效应;居民消费结构表现为负效应,对减少碳排放起到一定作用。     

中部六省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采用2005—2016年中部六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面板数据,对其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及其收敛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LMDI分解方法,探索产出规模、能源强度、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及能源结构等因素对中部六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并分析各影响因素的空间特征。结果表明:(1)各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均存在收敛,且收敛于各自的稳态水平,各省之间的差异短时间内不会消失;(2)除能源结构变化对中部六省碳排放表现为负效应之外,其余五个因素对其碳排放均表现为正效应,各效应按累积贡献率绝对值大小依次是:产出规模效应、能源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人口规模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3)各因素对中部六省能源碳排放影响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其中产出规模扩大对湖南能源碳排放拉动作用最大,能源强度下降对湖南能源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最大,产业结构变化仅对山西能源碳排放起到抑制作用,人口规模变化仅对安徽省能源碳排放起到抑制作用,能源结构变动对安徽、河南以及湖北能源碳排放表现为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