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立法问题研究——以长江大保护为背景

长江流域的水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基础,然而随着长江流域经济的飞速发展,流域内的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长江作为我国最大的流域拥有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系统和举足轻重的社会经济地位,为长江流域单独立法势在必行。但目前长江流域立法面临着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之间存在权利冲突、管理秩序紊乱等多方面的问题。为实现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通过转变流域立法模式,革新管理体制,提升环境决策民主化等方式,不断完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建设,为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制保障,实现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想目标。     

如何破解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矛盾难题--评《长江经济带:发展与保护》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随着长江经济带战略重要性不断提高,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这一主题始终贯穿其中,平衡好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关系,促进二者协调发展的现实需求愈加迫切。需要明确的是,“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依托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协调发展和沿江地区高质量发展”,是长江经济带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需要遵循的根本方针。     

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生态现代化综合评价

生态现代化为破解当前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战略选择,与长江经济带建设中"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的要求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首先构建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通过熵权法与TOPSIS法分别对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的生态现代化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最后结合北美五大湖区环境治理的经验提出了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生态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对策。研究认为在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中上海、浙江、江苏的生态现代化水平较高,安徽、四川和湖北的生态现代化水平相对较低,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现代化建设中,要积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强区域环境治理合作制度建设,培植环境治理的区域合作组织,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环境治理。     

守护一江清流——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成效综述之一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长江的发展与规划始终牵动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心,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清晰勾画了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宏伟蓝图。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转折性变化

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如今,五年的时间过去了,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交了一份怎样的答卷?"五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沿江省市推进生态环境整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平衡的阻碍：水平差距还是协调低效

从绿色发展水平和绿色发展协调度两个维度界定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利用动态TOPSIS和Theil Index首次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程度进行测算，发现在考察期内，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程度整体上呈现出波动中微降并具有显著阶段性特征。在此基础上，系统考察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因素及传导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绿色发展水平和绿色发展协调度提升均有助于降低绿色发展不平衡程度，而绿色发展协调低效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的主要来源。因此，应以流域思维处理“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关系，提升各省市协调效率，基于绿色发展薄弱环节和短板制约，加快构建统筹管理和协同保护机制，重点做好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趋势的动态监测，设计流域内各省市差异化绿色发展路径。     

百里清波入江淮

2014年,扬州这座"运河长子",提出建设江淮生态大走廊的构想,让扬州境内的长江岸线、大运河沿线,会同贯穿其间的宝应湖、高邮湖、邵伯湖等重要水体,形成一个大型生态走廊,从而夯实扬州绿色发展之基,确保"南水北调"一江清水北送。目前,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已跳出扬州一地,成为关系苏中苏北绿色发展的重要省级战略。2016年,江淮生态大走廊被写进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上升为"十三五"时期江苏省重大战略之一。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江苏团代表们还在议案中呼吁将江淮生态大走廊纳入国家生态建设规划。以京杭大运河为主干线,以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输水线路所流经的地级市为主要范围,江淮生态大走廊囊括了江苏省扬州、泰州、淮安、宿迁和徐州五市,串连起长江淮河两大水系,是长江、淮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带,我国东部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最重要的水源地和清水走廊。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来自扬州的全国人大代表高毅进表示,建设江淮生态大走廊,是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彰显运河文化的重要载体,有利于全面践行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理念,探索流域综合治理与绿色发展同步推进的有效模式。     

长江中游城市群工业绿色发展协作机制研究

工业绿色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是绿色制造的内在要求。长江中游城市群同处工业化中期阶段,共同面临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难题。在"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的理念下,走绿色工业协同发展之路是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长江中游城市群存在工业污染排放强度大、降能耗任务严峻、绿色发展协作程度低等问题,有必要从绿色工业选择、绿色技术研发、绿色产品市场体系共建及工业废弃物绿色处理等层面构建协作机制,提升长江中游城市群工业从生产到消费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化,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工业的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的思考

科技创新在莱茵河经济带的区域协调和产业升级转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的长江经济带发展存在着水资源缺乏、航运运力低、区域创新缺乏协同机制等问题。针对我国长江经济带经济转型升级的实际需求,提出支持城市群进行创新、建立新流域监管协调新机制、发挥企业和公众作用等建议。     

环境规制、能源要素价格与绿色创新效率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掌握不同环境规制类型与能源要素价格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聚焦讨论能源要素价格与不同环境规制类型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不支持“波特假说”;自愿型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验证了“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且在能源要素价格的不同区间下环境规制带来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不同环境规制下的能源要素价格指标函数均不一致,但存在交叉区间,而在主要环境规制类型下能源要素价格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控制变量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和产业规模均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地积极影响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而社会购买力在一定程度削减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深化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多角度、差异化实施环境规制行为,共同发挥社会团体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基于改进超效率DEA模型的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效率研究

为了揭示长江经济带11省市科技创新效率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基于PCA-SE-DEA组合模型,对全国和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效率进行测度,重点对长江经济带的科技创新效率进行收敛性检验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效率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长江上中下游省市科技创新效率的地区差异呈逐步扩大趋势;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效率较低省市的追赶效应尚不明显;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最为显著。由此提出,长江经济带需要统筹协调,建立协同协作机制,构建全流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提高整体科技创新效率。     

长江经济带研究热点及展望——基于知识图谱计量分析

首先基于对长江经济带国家发展战略的梳理,将流域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随后选取1992—2017年间CNKI数据源中的710篇相关学术论文为研究样本,借助VOSviewer与Cite Space两种文献计量软件,分析长江经济带研究的热点及前沿动态,厘清演进脉络并绘制相应知识图谱。研究显示:长江经济带的研究主体呈"发文不均衡、合作不紧密"的特点;研究主题可聚类为流域经济、区域发展、要素资源、产业开发、空间格局及战略构想六大类别;研究热点呈两端密集,中间稀疏的"哑铃状"分布;研究前沿从早期浦东开发为契机的地区经济引领流域发展,到中期流域东中西部间的可持续协调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转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全方位绿色发展。最后依据研究结论,从研究主体、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研究视角四方面,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评《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与绿色发展》

<正>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1]”。长江经济带建设对于促进全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准确认知长江经济带人与自然关系，揭示其资源环境承载力及其空间差异，是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所在、关键所在。长江经济带地域范围广、流域内自然—经济发展差异大，人与自然矛盾突出，科学而准确地刻画其资源环境空间格局、经济社会发展特征以及二者耦合关系难度较大。     

《长江保护法》守护母亲河

从2021年1月1日零时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始为期10年的全面禁渔期,长江保护战进入了持久战阶段。在长江生态保护机制日渐完善之际,2021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以下简称《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为长江生态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该法针对长江流域的生态特点及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采取了诸如建立流域保护协调机制、生态补偿全覆盖等特别措施,标志着长江大保护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     

以“协调共享”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评《绿色长江经济带：流域协调与共建共享》

<正>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从实际出发,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大战略,多次沿江视察调研,先后三次主持召开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掌舵定航、谋篇布局。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将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2022年12月,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李志萌研究员及其团队共同完成的《绿色长江经济带：流域协调与共建共享》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专著是研究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部力作,也是李志萌研究员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绿色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一体化与政策机制研究”的最终成果。     

淮河生态经济带区域发展差异及协同发展策略

淮河生态经济带既具有区域经济系统的一般特征,又具有流域经济的特点,时空分异具有多元复杂性。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四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熵权法定量测度淮河生态经济带综合发展水平,分析区域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和区域差异程度,并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四个维度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定量判定和分析。结果表明:淮河生态经济带总体发展水平不高,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时空分异特征;基于综合发展水平的"三个梯队"和基于耦合协调度的"四大类型区"空间分布与上、中、下游"三大流段"基本一致,但不完全重叠。推进淮河经济带协同发展,既要顺应流域的自然规律,又要根据空间分异特征实施差异化策略。     

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布局的重点方向及推进策略

随着长江经济带开发的推进,沿线省市制造业布局问题引起广泛关注。目前,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梯度发展特征明显。为更好地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和分工协作,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布局应明确四个重点方向: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为进一步优化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布局,应注重顶层设计与制度建设;加大财政投入,提升区域交通体系;利用资本手段推动制造业布局优化调整。     

长江经济带研究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

长江经济带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长江经济带的研究也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基于1992-2019年间“中国知网”收录的1308篇长江经济带核心期刊研究论文,利用科学图谱计量工具分别进行期刊来源、作者网络、研究机构网络、关键词聚类、突现词分析,发现关键词聚类有西部大开发、开放开发、协调发展、经济增长、一带一路、耦合协调度、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新常态、联动发展、绿色发展、长江经济带战略、交通运输体系等12个。借助于突现词分析,结合长江经济带研究的雏形期、蓬勃期、回落期、热潮期四个阶段进行文献研究脉络与主题的整理。最后基于现有研究文献从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提出未来研究的展望。     

“一带一路”建设与长江经济带战略协同的思考与对策

长江经济带拥有超过全国40%的人口和经济总量,是我国的制造基地与动力源头,也是"一带一路"的内陆重要延伸和发展依托。通过长江经济带联通陆海丝绸之路,能实现我国资源和产能的有效配置与合理布局,战略协同的着力点包括长江上中下游城市群、中欧班列、长江黄金水道、产业结构及升级、自贸区及开放型经济体建设等。实现"一带一路"建设与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协同需要政策协同机制、市场和商贸流通的协同机制、立体化网络化便捷化的设施协同机制、金融协同机制、人员交流和交往协同机制共同发挥作用。     

长江大保护战略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来自长江经济带上市公司的证据

长江大保护战略的颁布对于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与全面实现绿色发展意义重大。借助长江大保护战略颁布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长江大保护战略对长江经济带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江大保护战略颁布持续促进了长江经济带重污染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与授权，但更多的只是策略性绿色创新，并非实质性绿色创新，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分布在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重污染企业均进行了策略性创新，其中，长江大保护战略对处于财政压力较大地区与政治关联等级较高的重污染企业作用显著。机制分析发现，长江大保护战略通过对长江经济带重污染企业施加环境合法性压力与外界关注压力，进而促进其开展策略性绿色创新。研究结论对利用国家战略提升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