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经济新常态下我国雾霾防治模式与机制研究》

正雾霾污染防治不仅是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有力支撑,也是推动国家治理方式实现经济新常态下历史性变革的重要契机。徐盈之教授撰写的《经济新常态下我国雾霾防治模式与机制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一书,以雾霾防治为研究对象,从社会、政府、制度以及经济层面全面探讨影响我国雾霾污染治理的关键因素和作用机理,借助雾霾污染物产生端的源头控制治理与雾霾污染物扩散端的联防联控治理思路,以我国雾霾污染的现状、     

雾霾污染对我国入境旅游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

在对我国2004—2017年期间雾霾污染与入境旅游规模空间分布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回归模型研究雾霾污染对我国入境旅游的影响以及区域差异,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1)雾霾污染与入境旅游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高污染区域与入境旅游小规模区域以及低污染区域与入境旅游大规模区域重叠特征;(2)雾霾污染已经对我国入境旅游产生较为明显的负向影响,其中,PM_(10)的负向效应最显著,其次为NO_2,SO_2的影响相对较弱;(3)雾霾污染对我国入境旅游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其中,对东中部地区的负向影响大于西部地区,对北方地区的负向影响明显于南方地区。最后,提出改善雾霾污染以提升我国入境旅游吸引力和促进入境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雾霾污染的经济分析与京津冀三方联动雾霾治理机制框架设计

京津冀是我国雾霾污染最严重的地区,除了自然环境因素,京津冀雾霾污染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通过对京津冀区域的产业结构、城镇化进程、工业生产和机动车的研究,结果表明燃煤、扬尘、工业排放和机动车尾气是京津冀雾霾污染的四大因素。同时在对雾霾污染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四维空间分析法",从利益补偿机制、沟通协调机制、效益评价机制与反馈提高机制四个维度设计京津冀三方联动雾霾治理机制的总体框架。     

雾霾污染程度、短期信贷融资能力与企业成长性

近年来,雾霾污染频频来袭,引致重污染企业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进而影响其信贷融资能力及成长性.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377家重污染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雾霾污染程度、 短期信贷融资能力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研究发现,雾霾污染程度与企业成长性显著负相关,即雾霾污染程度越重,重污染企业成长性越差;重污染企业短期信贷融资能力在雾霾污染程度与企业成长性二者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即雾霾污染程度可以通过减弱重污染企业短期信贷融资能力进而降低其成长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进一步完善重污染企业环境治理激励约束机制提供了实证依据.     

雾霾污染对中国粮食生产影响及其空间分异

以2000—2018年中国25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_2.5浓度数据为样本，系统考察雾霾污染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并以空气流动系数和政府环境治理政策作为雾霾污染的内生工具变量，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雾霾污染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研究表明：①雾霾污染显著负向影响粮食生产，且两者之间不存在脱钩关系；②雾霾污染对东中西部粮食生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③我国约有超过3/4的粮食生产区域受到雾霾污染的影响，这无疑会加剧我国农产品充足供给的挑战性；④雾霾污染在扩散效应和转移效应作用下，对邻近地区粮食生产带来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未来要同时实现治理空气污染和保障粮食安全离不开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地方政府之间需要加强区域合作，实现区域间的“协同治理”。     

城市蔓延、创新质量与雾霾污染

作为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负外部性产品之一,雾霾污染无疑受到城市扩张的影响.提高城市创新质量并减少雾霾污染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应有之义,城市蔓延已成为影响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2004-2018年中国26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城市蔓延和创新质量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结果 表明:雾霾污染存在时间黏滞效应和空间流动性;城市蔓延显著促进了雾霾污染,而城市创新质量对雾霾污染具有抑制作用.同时,城市蔓延与创新质量的交互作用显著促进了雾霾污染,表明城市蔓延弱化了创新质量的减霾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本地城市蔓延促进了邻近地区雾霾污染,本地创新质量对邻近地区雾霾污染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空间视角下城市化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分析——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雾霾污染已经成为当前最受关注的环境问题之一,而空间溢出效应和城市化进程是影响本地区雾霾污染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在空间视角下考察城市化对区域雾霾污染的影响。本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以长三角区域的地级市为例,分析了城市化进程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表明,长三角区域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周边地区雾霾污染加重将加剧本地区雾霾污染;城市化推进是长三角地区雾霾污染加剧的重要原因,在空间邻接权重矩阵下,城市化水平增加了1个百分点,PM_(2.5)浓度将增加2.216微克/立方米;周边地区城市化进程对本地区雾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城市化对雾霾影响的间接效应远大于直接效应。据此,本文提出加强区域联防联控和城市间的协同发展等政策建议。     

中国的城市化推进与雾霾治理

本文利用卫星监测的夜间灯光数据构造的灯光复合指数和PM_(2.5)浓度分别表征城市化水平和雾霾污染程度,就城市化对中国雾霾污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考察。特别检验了紧凑集约型和规模扩张型两种城市化推进模式对雾霾污染的异质性影响。研究显示:就全国整体而言,城市化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是表现出明显的正向单调线性关系,表明城市化进程尚处于加剧雾霾污染的阶段,稳健性检验结果强化了这一结论;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表明雾霾污染加剧并非城市化推进的必然结果而是其阶段性表现;紧凑集约型的城市化深度推进模式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促降效应,而规模扩张型的城市化广度推进模式则不利于抑制雾霾污染;集聚效应和结构效应是城市化影响雾霾污染的主要途径。     

上海市经济增长与雾霾污染的关系研究

作为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城市,上海地区在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存在严重的雾霾污染问题;在政府着力“调结构、保增长、促发展”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如何实现上海市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上海市1992-2015年人均GDP和三类雾霾污染指标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VAR计量模型研究了上海市经济增长与雾霾污染水平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上海市经济增长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双向作用机制,且雾霾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与经济增长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相比要大;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上海市经济增长过程中雾霾污染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工业烟尘排放量和工业粉尘排放量为制约上海市经济增长的主要雾霾污染物.针对分析结果,文章还进一步对上海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开展技术创新等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建议.     

人口集聚与雾霾污染:基于生存型消费视角

以居民衣食住行等生存型消费为视角,利用地级市人口数据构造了30个省份人口集聚指标——省际蔓延指数,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人口集聚对雾霾污染的直接、间接影响及其影响的异质性。研究表明,省级层面的人口集聚有助于直接缓解雾霾污染,但人口过度向省内中心城市集聚却不利于缓解雾霾污染;人口集聚将通过生存型消费各构成项间接影响雾霾。其中,人口集聚引致的食物消费增加会间接促进雾霾污染减少,但人口集聚引致的衣着、居住和交通通信消费的增加却会间接加剧雾霾污染,衣着、交通通信消费与雾霾之间均呈倒"U"型曲线关系;由人口集聚引致的生存型消费项的变化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因此,从人口与消费综合方向强化区域联防联控政策有助于防治雾霾。     

环境分权能促进雾霾（PM_(2.5)）治理吗？——基于空间效应检验

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环境管理权力,明确各级政府间的环境管理权力和责任是推进雾霾治理的制度基础和根本保障。通过构建2000—2015年的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省级层面我国环境分权对于各地区雾霾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1)区域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雾霾会通过大气自然因素扩散到周边地区;(2)中西部地区雾霾空间溢出效应更强,对周边地区环境的负面影响更大;(3)环境分权对于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环境行政权力和环境监察权力下放有利于促进雾霾治理,但环境监测分权未起到雾霾治理效果。     

雾霾污染、政府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使用2004—2013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浓度这一独特的雾霾数据,采用劳动生产率来度量经济发展质量,系统考察了雾霾污染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创新性地选取能够控制雾霾污染空间溢出效应的空气流动系数以及能够全面度量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和治理力度的政府环境治理指标作为减缓雾霾污染变量内生性的两个工具变量,在两阶段最小二乘的统一框架内估计了政府环境治理的减霾效果和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雾霾污染显著降低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城市化与人力资本是雾霾污染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两个重要传导渠道;政府环境治理能够有效降低雾霾污染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雾霾污染对大中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负面影响显著高于小城市,且随时间推移雾霾污染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显著。本文的政策启示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政府治霾有助于提升大气环境和经济发展质量,助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基于VAR模型的湖南省经济增长与雾霾污染关系研究

通过选取1990-2010年湖南省经济增长和雾霾污染数据,建立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经济增长与和雾霾污染的相互影响和动态关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经济增长导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增加,而工业粉尘、烟尘排放量相对减少。湖南省经济增长对雾霾污染方差贡献率大,而雾霾污染对经济增长方差的贡献度相对较小。因此,湖南省应该首先加强对工业二氧化硫的治理,然后促进产业升级。     

国外雾霾防治金融政策举措及启示

发达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也曾面临与我国相类似的雾霾污染问题,其通过运用排污权交易、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金融政策手段,有效实现了雾霾防治目标。我国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构建完善的雾霾防治金融市场体系,灵活应用金融政策组合,完善金融业相关法制建设,协调运用财政政策与雾霾治理金融政策,以此加快我国雾霾问题的解决。     

PM2.5应该怎么治?

2013年1月,我国中东部地区相继出现了4次大范围雾霾天气,影响了30个省(区、市),雾霾天气给大气环境、群众健康、交通安全带来了严重影响。雾霾的形成,气象条件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大气污染在加剧。雾霾的罪魁祸首——PM2.5的污染问题已经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加强污染源排放研究、加强环境治理,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财政-环境联邦主义与雾霾污染管制——基于固定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该文以财政联邦主义、环境联邦主义为研究视角与理论基点,探索了中国财政体制与雾霾污染管制的内在逻辑与传导机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加速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这种加速表现出一定的收敛性;引资竞争和支出竞争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动态变化效应。     

城市化空间结构对雾霾污染的影响

城市化空间结构对雾霾污染有着深刻影响。采用卫星监测的地表PM_(2.5)栅格数据,测算中国省域城市化空间紧凑度,实证分析了省域城市化空间结构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结果发现,城市化空间紧凑度对雾霾污染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显著为负,说明提高城市化空间紧凑度不仅可以降低当地PM_(2.5)浓度,对邻接区域的雾霾污染也具有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消耗是雾霾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雾霾污染的城市化效应传导作用显著,而生产率效应的传导路径不成立。     

呼吸的成本:房价空间分异视角下城市居民对雾霾污染治理的支付意愿测度

雾霾污染的日益加剧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的同时,也使得居民生活的行为决策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本文基于成都市19个区县的住宅市场及大气监测数据,以二手住房成交价作为行为决策后果的代理变量,通过将空气质量因素引入特征价格法中,并在考虑了房价空间自相关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考察了城市居民对雾霾污染改善所愿意作出的边际支付水平。研究结果表明,雾霾污染对居民购买和租赁房屋的价格均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雾霾污染程度下降会引起居民购房和租房的边际支付意愿上升。在控制了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利用空间分位数回归发现,不同消费水平的居民对雾霾污染的支付意愿存在异质性,中高端住宅的消费者相对而言更愿意对环境的改善进行支付。最后,通过准自然实验并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法还揭示出,媒介宣传教育所激发的居民环境关心意识对隐含在房价中的雾霾治理支付意愿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可根据由雾霾污染改善所带来的住房潜在"升值空间"来初步进行污染治理的收益-成本分析,并通过提高居民环保意识、采用多元化的筹资方式来加强环境治理。     

辽宁省城市化进程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和溢出效应

基于2006—2015年辽宁省57个行政单元PM2.5年均值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全省各地区城市化进程对雾霾污染的直接影响以及对邻近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城市化进程对雾霾污染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存,取决于城市化不同路径的选择。工业污染是造成大面积持续雾霾的最主要因素,污染严重企业未转移至其他地区,依然留在原地,成为城市主要经济来源;城市人口比重的增加有利于减轻本地和邻近地区雾霾污染;建成区面积、城市供暖、经济指标和汽车尾气排放量的增加加剧本地和邻近地区雾霾污染;环境治理投资对本地和邻近地区雾霾污染起到有限的抑制作用,由于环境规制等警示作用的影响,溢出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辽宁省城市化进程中,雾霾污染的促增作用没有得到有效抑制,治理措施不充分,导致雾霾污染持续频发、愈演愈烈。因此治霾政策必须联防联控、常抓不懈。     

雾霾污染对服务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学实证

运用非径向距离函数(NDDF)测算出2006-2016年中国30个(西藏、港澳台除外)省区市的服务业绿色发展水平,构建了地理距离矩阵、经济距离矩阵和技术距离矩阵,对比分析了雾霾污染对省份服务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全局性和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雾霾污染与省份服务业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雾霾污染与省份服务业绿色发展水平在全国层面可能存在"N型"关系,而与人力资本存在较弱的"倒N型"关系,雾霾污染与东部省份服务业绿色发展水平可能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而与中部省份、西部省区市服务业绿色水平存在"U型"曲线关系.研究从雾霾治理政策、研发投入强度、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建议.